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

璇琮坑 201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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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宁宫位于紫禁城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其主体建筑包括正门慈宁门、正殿慈宁宫等，大佛堂则是其后殿。这组建筑群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十七年（1538）建成。而后又经历明隆庆、万历以及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的多次重修。尽管嘉靖年间即已建成，但“大佛堂”的名称，却最早见之于乾隆元年（1736）的清宫档案。称慈宁宫后殿为“大佛堂”，说明当时它是宫中最大的佛堂。它面阔七间，进深三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前有月台与慈宁宫相连，台上陈设香炉、香筒等。引自王子林《大佛堂之谜》。但殿内已空无一物，原本的陈设供奉，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仍完好保存。大佛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命运？其内的神像、供器、佛龛是何时开始，又是如何供奉的？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一、大佛堂建筑沿革

慈宁宫创建于明嘉靖十五年，它是在仁寿宫故址上，拆除大善殿建造的。据《明世宗实录》记载：“禁中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上既敕廷臣议撤佛殿，即其地建皇太后宫。是日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殿址，于是尚书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等瘗之中野，以杜愚民之惑。’上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愚曰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以惑民者。可议所以永除之。’于是部议，请投之火。上从之。乃燔之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

明朝前期几位皇帝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多崇重藏传佛教，尤其是正德朝武宗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达到登峰造极，嘉靖继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禁绝佛教，纠正武宗佞佛之弊，在继位大赦诏中宣布：“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发往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嘉靖二十二年拆毁大慈恩寺，毁掉寺中全部藏传密宗佛像。大善殿是明宫中一处藏传佛教殿堂。上引资料中“乃燔之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的记述可见嘉靖皇帝崇道禁佛的态度。

至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癸巳，慈宁宫完工，九月，嘉靖帝以皇天下鉴，祖考居歆，作《福瑞赋》，奉圣母章圣皇太后入居慈宁宫。嘉靖帝建慈宁宫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太后居住，是太后宫，嘉靖十七年六月壬寅朔，明世宗谕礼部曰：“朕恭备祖宗一代之制，命建慈庆宫为太皇太后居，慈宁宫为皇太后居。今上有次弟，以慈宁奉圣母章圣皇太后，以慈庆奉皇伯母昭圣皇太后，一应供帐悉取给内府，如祖宗例行。”但不久，十二月初蒋太后去世。万历元年（1573）时慈宁宫后舍火灾；三年（1575）三月慈宁宫接檐披房，五月修慈宁宫暖阁仙桥；六年（1578），慈圣李太后入居慈宁宫。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庚午，深夜一更，慈宁宫再次发生火灾，太后移居乾清宫。十三年（1585）二月壬子，营建慈宁宫，遣尚书杨兆祭告后土司工之神。六月辛丑慈宁宫成。泰昌元年（1620）时万历帝郑皇贵妃、昭妃等人曾在此居住。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卒，其皇贵妃等人移居此处。

明代慈宁宫的建筑格局以及各殿具体情况，由于文献缺乏明确记载，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记：“己亥，慈宁宫后舍毁，礼部等衙门各诣会极门奉慰。”《明史》亦记：“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万历元年进右给事中……及慈宁宫后室灾，吾德力争，出为饶州知府。”根据上述两条记载，万历元年十一月己亥，慈宁宫后舍（后室）发生火灾被烧毁，可知慈宁宫有后殿，称为后舍或后室（说明后殿没有正式的名称），是太后的寝宫，但不是佛堂。从而确定了嘉靖时建造的慈宁宫分为前殿和后殿两部分，前殿是举办典礼的大殿，后殿是寝宫。这种格局一直影响到乾隆元年修建的太后宫寿康宫，也分为前殿和后殿两部分，前殿为礼仪大殿，不住人，后殿则是乾隆母亲的寝宫。

入清以后，慈宁宫地处皇宫禁地，外人不能踏入，民间书籍自然无从记载，只有清代官书《国朝宫室》中有简单记述。1923年章乃纬《清宫述闻》慈宁宫一节引用了一些清宫档案材料，记述较为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有关建筑沿革，室内陈设情况仍很简略。2002 年六月《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刊》刊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慈宁宫营建的部分内务府档案，使我们得以了解慈宁宫营建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大佛堂情况。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慈宁宫建筑有三次大规模的营建：

一、顺治十年（1653 年）三月至六月首次大修，据清朝工部档案《尚书孙塔题为奉谕皇太后移宫事》记载：

慈宁宫、延禧宫、永庆宫于二月初十日兴工，于六月十七日吉成，内新盖建宫殿、群房七十八间；大小门三十座；亭二座；山子三座；修理旧房大门一百四十间，小门九座；花栏、井亭、鱼池、月台、围墙等项共用过工料银十九万四千二百六十一两。

从刘敦桢先生考证的大约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皇城衙署图》看，清初慈宁宫占地面积很大，建筑众多，包括宫门、前殿、中殿、斜廊、后殿、围墙，由慈宁宫区主轴两侧及宫后四组建筑共同组成。清初的紫禁城营建，是在明代建筑基础上的增补，保留了明代的主要建筑，建筑格局仍基本延续着明代的旧貌。清代工部档案记载：

修建慈宁官所有宫门、正宫、侧门原存明季旧匾。东西两宫暨两宫门系新添造原无匾额，相应一并具题伏祈敕下内三院请将慈宁宫旧额作何改撰，新建四宫应否悬额恭请圣裁。

慈宁宫南花园见有长信门、咸若馆、临溪亭、端化亭、翠芳亭明季旧存匾额五处。由长信门而入有东西南三门，由西门而入稍北有亭一处，西南有亭一处，并长信门之北慈宁宫之南东西各有门一处，以上七处旧有明季匾额今具遗失。西北有亭一处，咸若馆东西两旁有房四处，以上五处原无匾额。今旧存匾额应否改撰，失去匾额应否补造，原无匾额应否添设，伏祈敕内三院酌议撰给。

匾额是依托建筑而存在的，上述档案说明与慈宁宫同时兴建的东西两宫（延禧宫、永庆宫）原无匾额，完全是新添建。根据建筑实况记录匾额旧存、匾额遗失、原无匾额三种情况，记载明确。匾额旧存表示建筑存在，“慈宁宫所有宫门、正宫、侧门原存明季旧匾”证明清初慈宁宫区的明代的宫门、正宫、侧门建筑都在，顺治时期做了大修，明代的平面格局未动。此后康熙时期有局部维修。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大地震，宫殿多有震伤，慈宁宫倾歪。康熙十九年正月紫禁城遭受地震损伤宫殿一体修缮。《内务府红本档》详细记载慈宁宫损伤情况：

康熙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大监列香来告，慈宁宫西边两间后檐墙向内倾歪，房山亦歪斜。八月十五日奏，慈宁宫佛殿东西两山墙倾塌，此房上边通脊、后檐均震摇。慈宁宫宝座后屏风两边夹板炸裂，天花板震裂。

从这条档案可知在顺治康熙时期，慈宁宫后殿已经是佛殿。

改变慈宁宫平面格局的是乾隆元年的第二次大修。孝庄大皇太后逝世后，慈宁宫不再作皇太后居所，专为举行典礼之地。乾隆继位后为母亲孝圣宪皇后新建寝宫寿康宫，选址在慈宁宫西侧，以紫禁城内宫墙为新建寿康宫西围墙，建宫门、正殿、后殿、围房等建筑，原慈宁宫后的四组建筑一并东移，建为寿康宫的东部宫区，称寿西宫、寿中宫、寿东宫。慈宁宫占地面积在明代的基础上缩小了，只保留前后两座各七开间的主殿，形成前后两进院落，后殿两侧增加廊庑与前殿两侧廊庑相联。

慈宁宫区整体平面布局大变，但主体建筑前后殿没做大的改动，只是修补木构，添换装修粘补修理，油饰彩画。从档案记载看此时的后殿摆放佛龛、供案、灵芝八宝，仍保持着佛堂的陈设。在此次大修中，前殿新安设地坪宝座陈设几案，大佛堂室内未添新陈设，只是把佛龛、供案照原式样油漆见新，更换帐幔璎珞，还保留着顺治康熙时期的旧貌。

第三次大修在乾隆三十二年（1678年）十二月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乾隆帝为其母后庆贺八旬大寿，提高慈宁宫建筑的规格，将慈宁宫正殿由单檐改为重檐，并扩展进深，将后殿后移。此后慈宁宫的修缮，均为日常保养岁修、粘修。慈宁宫建筑格局没有再变动，保存至今。前殿慈宁宫前后出廊，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出月台，建筑宏伟壮丽。后殿大佛堂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月台与慈宁宫相接。大佛堂的建筑等级在宫廷诸多佛殿中是最高的。

从档案记录可知在这次大修过程中，大佛堂内陈设的佛像龛案先移请在寿安宫暂行供奉，全部油漆彩画见新后，钦天监选定吉日送回，办理道场的是太监和尚，仍照旧式安设供奉，室内保持了乾隆三十四年前的状况。

本部分内容引自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以及王子林《慈宁宫大佛堂考》。

二、大佛堂与孝庄皇太后

按照中国历代宫殿所采用沿南北向纵深对称布局，前殿后寝的传统，慈宁宫前殿作为正殿，是皇太后在宫中举行朝贺礼仪场所，凡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等均于此庆贺。皇太后崩，亦奉安梓宫于此。慈宁宫后殿应为寝宫，但从上述慈宁宫营建档案分析可知，在康熙十八年地震前，后殿早已是佛堂了。后殿何时改建为佛堂的呢？顺治十年（1630年）六月，孝庄皇太后入居慈宁宫，值得注意的是孝庄并没有住在后殿，而是住在东南围房，乾隆元年档案中明确记载：

慈宁宫内东南围房系太皇太后原住之殿尔，亦敬谨修葺。

后殿应为寝居之所，孝庄作为皇太后不住在后殿，却住在东南角的围房中，这似有悖常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孝庄入居慈宁宫时，后殿已经由寝宫改作佛堂了，前殿是礼仪之所不宜居住，孝庄便住在东南角的围房了。这个推论如成立，仍有两种可能，一是明代慈宁宫后殿己改作佛殿。如果说明代慈宁宫后殿巳改作佛殿，何时改建的呢？回顾慈宁宫建筑历史，嘉靖帝拆大善殿建慈宁宫，以他对佛教的排斥态度，后殿不可能再改作佛殿。较大可能是曾在慈宁宫长期居住，笃信佛教，号称九莲菩萨的万历之母李太后所为。她在京城内修建了很多寺院。现存最著名的就是高梁河畔的万寿寺，是万历皇帝 “祗奉慈命” 大兴土木建成的。还有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慈寿寺及永安塔，宣武门外的长椿寺，都是李太后下旨修建的。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火毁重建，李太后还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慈宁宫重建，万历皇帝“谕内阁朕钦承圣母慈旨曰：寔予之不德，以致上天震怒，灾及寝宫，为百姓累，靡费金钱，心所不忍，其以宫中银三万两佐工部费卿等知之”。宫内至今留有她的遗迹，英华殿前的菩提树就是她亲手所植。万历二十年五月将石经山佛舍利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外国供绿剌观音一座，其高六尺，李太后迎供慈宁宫中。显然李太后当年在宫内常大办佛事，但是否将慈宁宫后殿改为大佛堂，文献无证不能确定。

第二种可能是顺治时期大修慈宁宫时改后殿为佛堂，以满足孝庄太后就近礼佛的心愿。从顺治十年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逝世，孝庄一直住在慈宁宫。为使孝庄住得更舒适，康熙二十五年在慈宁宫东跨院为孝庄建宫殿五间，孝庄很喜欢，康熙帝称“太皇太后在日屡向朕称善”。孝庄逝世后，康熙下旨把这五间宫殿原样迁到孝陵（清东陵）之南，作暂安奉殿。从孝庄在慈宁宫的住处，可旁证后殿在顺治时期已是佛堂。在大佛堂东暖阁保存有一尊无量寿佛铜像，佛龛内黄绫上楷书乾隆皇帝题记：

慈宁官所供养诸佛皆圣祖母孝庄文皇后时鼎成者，岁月既久，乾隆丁卵春我圣母爰重新之相好式焕利益实宏，于落成日敬奉此梵天无量寿古佛，以申虔祝慈寿之愿，颂曰：佛即非佛，岂有新旧，于功德海，无物不受，紫金光聚，是无量寿，敬祝慈闹，同佛悠久。

龛背阴刻填金藏汉蒙满四体文，汉文为：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等认看供献大利益梵铜利玛阿玉锡，佛番称策巴克默特，蒙古称察克喇锡悟格那苏图布尔汉，华称无量寿佛。

乾隆帝在丁卯年(1747年）说“慈宁宫所供养诸佛皆为孝庄皇太后时所鼎成者岁月既久”，无疑是有根据的。乾隆的题记说明，应是孝庄皇太后改后殿为佛堂的。前述《内务府红本档》记录康熙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太监报告地震损伤情况，其中有“慈宁宫佛殿东西两山墙倾塌，此房上边通脊、后檐均震摇”。证明至晚在康熙十八年前，后殿已经是佛殿了。孝庄顺治十年入居慈宁宫时，后殿是否已是明代遗留的佛堂，孝庄保留原状继续使用，或是孝庄将后殿改为佛堂，还有待查考。总之慈宁宫后寝殿改变为大佛堂主要原因在于孝庄太后，与孝庄太后敬佛关系最为密切。孝庄太后辅佐顺治、康熙两朝幼帝，对清初朝政影响深远，在清朝后妃中地位崇高，她礼佛的大佛堂成为紫禁城中建筑规格最高、面积最大的佛殿。

在《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中记录了康熙八年至康熙二十五年，八年间（年代不连续）宫廷开销流水账，其中有孝庄太皇太后在慈宁宫举办佛事的费用记录，虽琐细但从中可见康熙时期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珍贵记录。从中可知，康熙时期宫中宗教活动，延续了明代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传统，藏汉佛教、道教都有活动，而以藏传佛教佛事最多，除每月固定的“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慈宁花园每月十五、十八诵经两日”，还有各种名目的喇嘛诵经，放乌卜藏等藏传佛事活动。档案还记载了在慈宁宫佛堂、慈宁花园中专为孝庄太皇太后频繁举办佛事。从档案记载可知康熙时期宫廷藏传佛教活动概况，康熙帝不大过问佛事活动，佛事活动基本是以孝庄太皇太后为主，遵照她的需求在慈宁宫举办的。不仅是喇嘛诵经，慈宁宫佛堂中的事务，如佛具的添置、修理都听从她的懿旨。

孝庄太皇太后对慈宁宫佛堂事无巨细关心备至，档案中提到的“慈宁宫佛堂”、“慈宁宫万佛”、“放于佛殿之鼓”的地方就是慈宁宫后殿大佛堂，可以说大佛堂是在孝庄太后精心维护下，成为清初康熙二十六年前清宫廷举办藏传佛事的主要道场。慈宁宫佛堂和孝庄太后是清初宫廷藏传佛教的重心所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下旨设立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自此宫廷藏传佛教的中心转移到中正殿区。

慈宁宫也举办汉传佛教佛事，由太监和尚负责办理，档案中有每月供给在慈宁宫花园之十四名太监和尚干鲜菜蔬等物支给银两记载。从宫廷的管理上看，大佛堂由太监和尚、太监喇嘛共同管理，从慈宁宫太监和尚、太监喇嘛使用的情况，可见清初宫廷中汉藏佛教影响并存的特点，汉藏佛事并举，继续维持明代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的传统。宫廷汉传佛教主要道场在万善殿。道教主要道场则在钦安殿。由太监道士、太监和尚、太监喇嘛分别管理焚修香火。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乾隆下旨：

慈宁宫大监和尚既撤归万善殿，所有每日慈宁宫上殿唸经之事，即令太监喇嘛兼办。

此后慈宁宫大佛堂主要举行藏传佛事，专由太监喇嘛管理，这一微小变化反映了乾隆本人对藏传佛教的崇重。

本部分内容引自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三、大佛堂殿内陈设

1973年大佛堂殿内原陈设文物全部拆迁至洛阳，原来的佛像龛案供设荡然无存，只剩墙壁上残存几块壁画，无法做实地文物勘查测量。清代宫廷档案中保存大量《陈设档》专门记录历年各宫殿陈设点查情况，详记器物摆放位置、数量、质地，移动等情况，是研究清宫文物历史的一手资料，但至今没有发现慈宁宫及大佛堂清代《陈设档》。目前找到的有关大佛堂供设的档案有：

1.1973年大佛堂文物拆迁洛阳前，故宫建筑研究室、美工组、照相室所做测绘图、文物照片、文字记录，其中有一份陈设记录。这些1973年的档案（以下简称《73 年档》），是距今时间最近，最可靠的大佛堂档案。

2.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呈慈宁宫后殿佛堂珠石堂印奏片》（以下简称《珠石奏片》），此档记录了大佛堂内供奉佛像、佛经、佛盒名称位置，但只限镶嵌佩戴珍珠、宝石的佛像，详记宝石珍珠等级数量，没有珠石的不记，是大佛堂年代最早的陈设记录。

3.内务府报销营建宫廷建筑费用的《奏销档》《奏案》《黄册》中有关陈设记载。依据档案记载，结合现存文物综合考察，我们得以了解大佛堂陈设的概况。

（一）明间

大佛堂殿堂坐北朝南，高大弘敞，面阔七间，明间三间，明问东西两壁与东西暖阁（东西次间、稍间）相隔。东西暖阁各二间，七间各开门。殿内明间正中供设金漆仙楼大龛。龛内主供干漆夹纻三世佛，佛前伫立干漆夹纻韦陀、天王。东西两壁端坐十八罗汉。大佛龛前供设众多小佛像、佛塔、佛龛、供案、供器，摆放整齐紧凑，气氛庄严。详细情况如下：

大佛堂明间北墙正中两金柱间是金漆仙楼大佛龛高两层，一层面阔五间，前列六根檐柱，柱上饰沥粉盘龙。顶部设垂花柱，骑马雀替雕卷草纹，箍头枋心饰二龙戏珠图案，腰檐雕仰莲瓣如意云头毘卢帽；三层面阔三间，外部安设栏杆，柱顶部设垂花柱、骑马雀替雕卷草纹，箍头枋心饰二龙戏珠图案，檐板雕云龙毘卢帽，毘卢帽正中雕刻大鹏，二龙子，两边刻行龙三条。二层柱子间装饰雕刻缠枝花纹落地花罩。龛东西两侧有转向楼梯两具，通二层。仙楼是宫廷内檐装修的一种，紫禁城内不少殿宇在室内隔出上下二层的阁楼与仙楼，阁楼日常生活使用，仙楼用于供奉神佛，大佛堂仙楼佛龛体量硕大，通体髹金漆，雕刻精致，是故宫现存清代仙楼中孤例。宋《营造法式》卷九、卷十、卷十一中把佛道帐、经藏即神龛经橱作为小木作制度专门阐述，可见在宋代佛道信仰深入生活，已成为建筑室内装修的常项。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中排列壁藏三十八间，是体现《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的艺术珍品。观察大佛堂仙楼形制与《营造法式》卷三十二，山华焦叶佛道帐须弥座上部做法相似，柱顶部设垂花柱，上加如意卷云毘卢帽，保留着宋《营造法式》中佛道帐的部分做法，可见《营造法式》佛道帐样式的久远流传。此种形制的金漆仙楼佛龛在现存的古建筑中可能已见不到踪影，是十分珍贵的清代仙楼佛龛实例。

金漆仙楼佛盒上层正中：金漆雕龙木金一件，铜器金阿弥陀佛一件。前供铜无量寿佛五十四件，左右供梵铜释迦牟尼佛七十八件。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中间楼上龛内供释迦牟尼金佛一尊，身披缀小正珠红片金衣，是乾隆二十三年陈设的情况。

下层龛内主供干漆夹纻三世佛。正中释迦牟尼佛、左边药师佛、右边阿弥陀佛。据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记录，三世佛为托沙胎（按：即脱纱、干漆夹纻像），佛像披金线缎衣上缀珍珠珊湖珠，戴珊湖数珠一盘，装饰十分华丽。《73年档》记录三世佛已没有披珠宝佛衣和珊蝴数珠。三世佛通高2.25米，通身装金，虽经岁月的磨蚀，仍金色灿然。佛面丰腴慈祥庄严，头顶螺发卷无肉髻，前头顶有大髻珠，垂领式袈裟覆盖两肩双臂，胸前刻万字，下身着裙，高裙腰扎带结，全跏趺端坐于球形高莲座上，莲座八层齐整的仰莲瓣，贴地面雕卷边大荷叶托起莲座，与明代中期流行的藏式凸起高肉髻、袒右肩、仰覆莲座佛像式样不同，是具宋元以来汉地佛像传统风格的明早期佛像。

三世佛前左右两须弥座上伫立干漆夹纻韦陀、天王，韦陀高2.17米、天王高2.01米，两护法天将身着华丽精致的甲胃、兵器，飘带萦绕，生动逼真。韦陀面容白皙俊朗，严肃沉静；天王赫面膛目，孔武刚健，气势威然，颇具动势，是明代彩塑中少见的艺术杰作。明清寺院大雄宝殿前一般侍立二大弟子阿难迦叶，大佛堂佛前拱卫二护法这种布置比较少见，民间寺院中韦陀、天王一般布置在山门内。

韦陀、天王前左右对称耸立两座紫檀木雕九级木塔，塔高约5米多。正方形底座，塔身八方楼阁式，每面开佛龛内藏金漆木雕像一百二十件。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没有韦陀、天王记录，原因是二像身没有镶嵌珠宝、也没有披珠宝衣饰。紫檀木雕九级木塔是乾隆二十三年后添置。

东西两壁端坐干漆夹纻十八罗汉。罗汉高1.5米至1.61米，肌肉丰润，骨骼健壮，年龄仪表各不同，写实传神。雕塑技艺之高超，在明清罗汉雕塑中仅见。罗汉形象分汉梵两种类型，第一种汉僧相貌十四位，相貌端庄，神态平和。其中青年僧相六位，中年僧相六位，老年僧相两位；第二种为梵僧相貌四位，深目高鼻，赤面络腮胡，戴大耳环。从罗汉形象、坐姿、手印、持物观察，与雍和宫、承德普宁寺等藏传佛教系统十八罗汉显著不同，是宋元以来汉地佛教系统十八罗汉，明代早期作品。

罗汉身着华丽的交领僧衣，衣褶婉转流畅，衣上漆饰金钱交织五彩花纹，纹饰有佛像、龙纹、缠枝花卉、卷云、卷草等，图案丰富多彩，五彩斑斓，金色灿然。罗汉像与天王像均采用了佛像装銮“上五彩方法”，亦称平金剥漆法，拨金法，其华贵秀美，为明代彩塑佛像装銮“上五彩方法”的珍贵实例。罗汉前由五张长供桌拼接成一长供案，每位罗汉前供香炉一件、铜蜡钎二件、锡高足盘三件。罗汉身后墙上正中挂壁佛四件、南北挂壁佛二件、按钉红油粗木哈达架九件，附哈达九条。壁佛为木制千佛龛形式，长方形木板框分成多排小佛龛，龛内擦擦佛为无量寿佛，背面题记“乾隆二年制”。东西壁正中壁佛四件拼合成一面大千佛龛，南北对称挂两小块壁佛，内藏擦擦佛总计2188 尊。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没有干漆夹纻十八罗汉记录，原因同韦陀、天王像一样，像身没有镶嵌珠宝、也没有披珠宝衣饰。

仙楼佛龛东西两侧右间后墙有红漆粗木四方亭式龛一件。内供：梵铜释迦牟尼佛七件，梵铜无量寿佛十一件，梵铜药师佛一件。左间后墙：红漆描金粗木八角亭式龛一件，内有木塔一件。仙楼佛龛前供设多张供案、供桌、香几陈设大量供器、小佛龛、佛像。《珠石奏片》记载三世佛前中供：“无量寿佛一尊，铜胎，金垒丝伍供一分。东边供：自在观世音菩萨一尊，瓷胎。西边供：站像观世音菩在萨一尊，瓷胎。如意观世音菩萨一尊，瓷胎。”这四尊佛像，一尊铜像，三尊磁像，均披着满缀珠宝的红缎佛衣。《73年档》中没有这四尊佛记录。说明一些佛像在乾隆二十三年后位置变动。

《国朝宫史》所记明间悬挂的匾联都存在。康熙御笔绣字 “万寿无疆” 匾，纵144厘米、横386.5厘米、厚4.5厘米，现存故宫。正面绣：万寿无疆，左侧绣：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孙皇帝臣玄烨恭进，左上角绣方形篆书满汉二体文印，汉文为：皇帝尊亲之宝。此匾为大佛堂明间正中悬挂的主匾，字体遒劲有力，饱含深情，是康熙为祖母祝寿专书。

整体观察大佛堂佛像组合与空间位置，宫廷特点鲜明。三世佛端坐仙楼佛龛幔帐之内，佛像体量不大，加莲座高2.25米，仅略高过视线。高大华丽的仙楼佛龛上张挂幔帐，以二层楼阁的大体量衬托佛像的庄严伟岸。韦陀高2.17米、天王高2.01米，如威猛卫士伫立佛前。韦陀、天王前方左右相对耸立两座5米多高紫擅木楼阁式九级大塔，再前方铺排多层供案、多座中小佛龛。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皇宫佛殿氛围，与民间大雄宝殿内佛像高大，拜佛人进门须仰视，视觉效果全然不同。

（二）东暖阁

东暖阁北墙摆放供桌一排，供桌前面两座大佛龛，中间夹一小龛，佛龛前三张供桌，供桌前正中放伞架两座。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了三佛龛内供设：“东贰间：中供四背（臂）观世音菩萨一尊，铜胎。东边龛内供：站像弥勒佛一尊，金胎。西边龛内释迦牟尼佛金塔一座。” 据《73年档》单独记载，为研究需要，故宫经与洛阳方面商量留了两尊铜佛现存故宫。其中一尊为四臂观音，经比对《珠石奏片》记载，与此像上嵌的各种珠石吻合，正是“东贰间：中供四背（臂）观世音菩萨一尊”。此像为四臂观音菩萨坐像，黄铜鎏金，高73厘米，康熙时期内陆所造。观音菩萨面相慈悲，头戴五叶宝冠，束葫芦式发髻，袒上身，佩饰项链、璎珞，镶嵌珍珠、宝石，雍容华贵。腰束长裙，衣纹起伏自然。胸前双手结合掌印，身后右手持物已失，左手持莲花，金跏趺坐。下承仰覆莲座，莲瓣雕卷云纹。莲座下边阴刻汉、满、蒙、藏四种铭文。汉文曰：

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

此造像基本保持明永乐、宣德造像的形式，但细节已多有变化。是清初宫廷造像的珍品，康熙时期宫廷佛像的标尺。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特制此藏传观音像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祝寿，供奉在大佛堂永久纪念。

另一尊像即前述无量寿佛龛像。乾隆所说“梵天无量寿古佛”，章嘉胡土克图等认看的“梵铜利玛无量寿佛”，黄铜铸造，底宽14.5厘米，通高20.5厘米，为尼泊尔11世纪作品。这两尊有纪年题记的佛像，均为藏传佛教造像。康熙、乾隆两帝以之为祖母、母亲祝寿，于此可见清朝帝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

（三）西暖阁

西暖阁北墙有两座佛龛，佛龛中间有短墙相隔。上部为通联的二层仙楼。佛龛前有供桌、伞架。前部正中楠木八方大塔，高约6米多，塔身分三层，十三级，开360个小佛龛，每龛供铜鎏金无量寿佛，上刻 “大清乾隆辛巳年敬造”款，乾隆辛巳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为乾隆母亲七十大寿祝寿所造。乾隆二十八年《慈宁宫宝塔挂龛工程奏销黄册》记载，八方楠木宝塔是乾隆二十六年为乾隆母亲祝寿添建，共造三座。塔通高二丈八寸六分，约合6.68米。造塔工匠来自南方的木匠，还有本地锯匠、雕匠、镟匠、包镶匠、搭材匠。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西暖阁佛龛供设：“西二间东边画像弥勒像一轴。西二间中供铜镀金亭一座。左右佛龛拾一座，内供无量寿佛一尊，铜胎。”没有八方楠木宝塔记载。对比《珠石奏片》与《73年档》两份档案的异同，可从中了解乾隆二十三年前大佛堂陈设的部分情况，以及前后的变化。《73年档》记录的是大佛堂清末至73年最后的情况，《73年档》有的文物，而《珠石奏片》中没有，原因是佛像佛具上没有珠宝的一概不记，或者是乾隆二十三年部分陈设位置变动。

就主供佛像配置来说，大佛堂是紫禁城内的众多藏传佛堂中唯一的汉传佛堂。但在主供的佛像配置外，殿堂内布置了众多的供案、佛龛，供奉了大量的中小型藏传佛教造像。《慈宁宫后殿原状大佛堂陈设档（一九七三年二月立）》只记录了大佛堂明间三间的陈设的主要佛像，东西暖阁陈设佛像没有记录。明间也只记录了干漆夹纻佛23尊，金铜佛163尊，大量的藏传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等小铜佛、供器等没有记录。据《73年档》记载，大佛堂原状文物总计4039件，拨洛阳佛像、龛案供器达 2173 件。十八罗汉背后东西墙上满挂藏式的擦擦壁佛，为佛堂增添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内容，从这一角度看大佛堂又是汉藏佛教结合的佛殿。如前所述乾隆中期以前作为汉佛殿由太监和尚管理，乾隆中期后把它作藏传佛堂使用，太监和尚撤归万善殿，专由太监喇嘛管理，在此举办藏传佛事。

本部分内容引自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四、干漆夹纻佛像的年代与来源

干漆夹纻是泥塑佛像中一种特殊工艺，佛像由泥塑与漆布工艺结合制成，佛像结实，重量轻，便于移动，工艺要求很高，存世品稀少，大佛堂二十三尊佛像，是国内仅存的明早期干漆夹伫佛像。雕塑精美，艺术水平高，受到故宫专家重视，1960年就定为一级文物，但对佛像的年代鉴定不一致，有元、明两种意见。为确定佛像的时代，1973 年进行了佛像开藏探察。

故宫《73年档》中《为慈宁宫大佛堂内干漆夹纻十八罗汉三世佛等二十一件佛像开藏工作情况备案》记录佛像开藏结果：

1973年2月15日至17日,进行了开藏工作，共计开启十八罗汉三世佛二十一尊。均按照一般装藏规律，由佛像底部装藏板启开，依次取出全部装藏物品，然后将藏板原样封闭，并对五谷杂粮等现场进行了密封，两件护法像因系立像,按照规律开启处应在背部，为避免彩漆损伤故未开藏。二十一尊佛像藏内所装物品基本相同，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以黄纸板印‘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板’、‘顶严真言咒 ’、‘胜住咒’等经包裹。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 “天地轮”。另有小铜镜一面（附五色彩线）；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湖等物若干；带有红白绢缝制的心肝形物，金银藏器一份；烟、红、绿、白、黄色云纹或云鹤纹、云团龙暗花缎各一卷。其空隙处填有棉花，在藏板内部有：“左（右）第 X 尊 X X” 墨书方位及名称。

这份报告很有研究价值，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明代佛像装藏的实例资料。这二十一尊佛像装藏物与工布查布在《造像量度经．附续补》装藏略所记佛像装藏的之物与仪轨基本一致。主心木包裹的“顶严真言咒’、‘胜住咒’等经”，即装藏略“显密两教具有装藏之说，而悉言用舍利，中具二种，或曰四种，法身舍利作第一，生身舍利次之，故西土风俗，多用法身舍利，即五部大陀罗尼以为上首，一切经咒文辞是也”；“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即装藏略“五部元主如来与六大菩萨之根本明灵种子”；“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瑚等物若干”，即装藏略“五宝、五药、五谷、五香”；“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天地轮’”即装藏略所说主心木“其下正中垫财神天地轮”。在藏板上发现了罗汉的排列次序及汉字名称，是确定罗汉名称的依据。遗憾的是在《73 年档》中未见到有关罗汉排列次序名称的记录与照片。

第二，为确定佛像的年代、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佛藏内佛经黄纸板印“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板”款识，证实佛像塑造年代上限在明洪熙元年 (1425 年）。大能仁寺是明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大隆善护国寺、大慈恩寺齐名，均为明代在京番僧集中居住的寺院。明代位于咸宜坊砖塔胡同西口，始建于元代，明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为大国师智光居住重建，赐额大能仁寺。《日下旧闻考》卷五十有胡潆《大能仁寺记略》记载寺庙历史：

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其殿堂楼阁，高明宏壮，像设庄严，彩绘鲜丽，禅诵有室，钟鼓有楼，庖湢库庾，幡幢法具，靡不完美，惟四天王殿颓坦弗称。正统八年冬，少监孔哲重新修盖，并塑四天王像。正统九年甲子七月立。

正统年以后寺庙的沿革不明，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明实录》中多有大能仁寺番僧的记载，大约在嘉靖朝以后此寺逐渐衰落，清代《乾隆京城全图》尚标注有大能仁寺，寺庙现已不存。

《73年档》根据装藏刻板款识确定这堂夹纻像来自明代北京大能仁寺，由大能仁寺迁入故宫。从殿内的陈设推测佛像迁入宫中时间不晚于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能仁寺刻板款识，证明黄纸经咒是大能仁寺刻板刷印，大能仁寺与佛像是有关系的，佛像很可能来自大能仁寺。但目前尚未找到佛像由大能仁寺迁入宫中的记载，还不能遂下结论，有待更多证据。

本部分内容引自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五、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1973年，大佛堂内的佛像、陈设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百余件家具、瓷器等其他文物被调拨至洛阳白马寺以及洛阳博物馆，有关其缘起，当时在洛阳博物馆工作并曾参与调拨工作的黄明兰回忆道：

1973年初，据说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要来洛阳访问（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柬埔寨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西哈努克本人也是佛教信徒，来到洛阳自然要去白马寺。因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有“释源”、“祖庭”之称。然而此时的白马寺，虽经新中国建国后的数次修缮，外观看虽不宏伟壮丽，但尚可算是古朴幽静。然而各殿堂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被烧。尤其是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元代彩色塑像，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中就被砸的“粉身碎骨”了，只剩下一尊断臂的菩萨歪站在原三世佛的西侧，后来文化系统在白马寺办“学习班”，人住在大殿内，也就把“劫后余生”的断臂菩萨扫地出门了。庙内无佛像，就等于金銮殿里无皇帝，信徒们向准磕头礼拜？如果西哈努克去白马寺，看到的只是空旷的殿堂，那还称其为寺院吗?这种情况，上级文物部门领导是知道的，特别像接待西哈努克这样国家元首级的大人物，上级领导是不可能不予考虑，至于这中间如何酝酿，最后如何决定将故宫大佛堂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等调拨给洛阳的过程，这是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事。但绝不是《自马寺志》中说的“洛阳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国务院，请求从故宫博物院调拨佛教文物充实白马寺”。当时作为洛阳市，怎么可能直接报告国务院呢？从文物口这个角度讲，这中间还隔着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两级领导机关。其次，洛阳市怎么知道故宫有佛教文物？为弄清此事，我曾致信当时主要参加移交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付连仲老先生。他回信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中央请示，调拨大佛堂全部文物运往白马寺。最后李先念批准决定，故宫有档案。”

其经过，黄明兰称：

中央决定之后，国家文物局通知了洛阳市文化局，由蒋若是、温玉成，先行到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与吴仲超院长具体商定了搬迁日期、拆卸办法、运输安全等有关问题。回来后在博物馆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献奇、高祥发、苏健、贺官保、李云峰、司马百灵和我等。后来去北京时，又调来了龙门文物保管所的曹光祥；市曲剧团的木工粱彦景、孟昭学，市木工厂的木工刘永福、魏根发，市文化局文化科的孙德侠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文化局副局长张若虹也曾赴京察看了装运工作，对所有参加此工作的同志们进行慰问和鼓励。所有去的人员都有明确的分工，哪些人登记造册，哪些人拆卸包装，哪些人负责运输。运输车辆是市政府从黄河冶炼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厂借调来的。我的工作是对外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即是“公关先生”。因为我在50年代初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留在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故宫去，人员比较熟。除了与故宫方面打交道之外。还负责采购运输所需的用品，如塑料泡沫等就是我从北京南郊一家海绵厂买回的。这次去的人都住在王府井东边的校尉胡同解放军总参第四招待所，因为这里有一位咱们伊川县的老乡在该所当所长助理，不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住进解放军招待所的。我们每天上下班都是穿过金鱼胡同或煤渣胡同，到东单乘ll路无轨电车到地安门转乘5路汽车到西华门进故宫。

慈宁宫在武英殿的北边，是故宫西路的一座重要殿堂，在慈宁宫的后院即是大佛堂，是历代皇太后吃斋念佛的地方。故宫保管部付连仲和薛惠茵二位同志负责与我们办移交，头一天开门进殿时，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器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大佛堂内主要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左右两边有两尊伽蓝护法，梁上悬挂有黄缎子帷幔，佛像前均有木质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特别是十八罗汉佛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都是金漆夹紵像。衣服的纹饰繁杂而细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是元代作品，所以也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故宫的不少同志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其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他们的重视。从殿内搬出一尊，他们就详细的记录和拍照。大佛堂的所有文物和陈设，种类并不多，数量也不很多，全部拨给我们。

这次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历时3个月。其问在京拆卸装箱人员十分辛苦，20多尊佛像，数百斤重的暖阁构件，三立方米的大木箱，硬是肩扛、背驮，翻过数道门槛，越过层层台阶，搬到慈宁宫门外装车，的确做到了“宁伤自己，不伤文物”的诺言!司马百灵同志因多次超负荷搬运，致使脊椎骨受伤，造成终身伤残。还有往返押车的同志，风餐露宿，日夜守护公物，倍受辛苦，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说苦，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什么补助。大家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不要出问题，安全运回洛阳。

大佛堂这批文物5月份全部运回洛阳，数月后即在白马寺大雄宝殿内安装完毕。翌年9月，吴仲超院长来洛阳，当时由蔡运章（文化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蒋若是陪同吴老参观了龙门和白马寺，他对大佛堂的文物搬迁复原工作表示非常满意，特别是文物在运输过程中，无一受损，更是深表饮佩。吴院长住在友谊宾馆，中午吃饭时，喝的是杜康酒，席问吴老即兴吟颂：“神仙话杜康，造酒有奇方。隔壁三家醉，开樽十里香。”表现了对洛阳同志工作满意心情。

我们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这和故宫有关部门的同志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故宫保管部的付连仲、薛惠茵同志，他们自始至终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不怕脏不怕累，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和蔼可亲，各方面对我们都很关照。

此外，洛阳方面又借口博物馆和白马寺的接待室没有家具，请求故宫博物院予以支持，于是又从故宫挑选了约120多件家具、名人字画、明清瓷器，连同大佛堂的文物一起被运送到洛阳。黄明兰回忆道：

在大佛堂文物拆卸装箱过程中，蒋若是对我说：“咱博物馆刚建成，接待室还是空空如也，白马寺接待室设备也没有，你与故宫的人熟，给他们联系一下，能否给咱们装备两个接待室的桌椅板凳？这事只有你去！”我这个人一向吃软不吃硬，三句好话一说，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先找到吴院长的秘书冯先铭同志（此人后来跟着陈万里学瓷器，成为全国著名瓷器专家，已去世。）向他哭穷了一番，说洛阳如何困难，想要两套接待室的家具。他听后也很同情我们地方上的难处，说：“可能问题不大，等我请示院长后再通知你。”过了一两天，很快就告诉我说：“你提出的要求吴院长同意了，具体如何办你找老付（连忠）就行了。”这个消息我当即告诉了老蒋，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这次叫你来是来对了，像这种事，别人是办不成的！你给咱们洛阳立了一功”。故宫调拨给接待室家具一事，吴院长原则上是批准了，但具体给什么？给好还是给坏？给多少？这就看付连仲老先生了，于是我私下又给付先生诉说洛阳博物馆刚建成如何穷，博物馆和自马寺接待室没有一张桌子和凳子，“买起马配不起鞍”的难处。老付是个聪明人，他打断我的话说：“小黄，你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的意图，你不是想多要点，要好点吗？我打开库房你随便挑！成吗？”那时候的人忠实、厚道，故宫有关部门和人员给我们那么大的支持，我们没有买过一盒烟、一瓶酒，更没有请他们吃过一顿饭！

在故宫东路某配殿，各式家具堆积如山。我们进得殿来，就好似阿里巴巴进了“藏宝洞”一样，贪婪地挑选着紫檀木的桌子、凳子、条几和各种挂屏。仅雕花红木椅子就挑选了20把，最后又要了几幅名人字画和明清瓷瓶等，约计l20多件，这些都不是大佛堂内文物。

上世纪80年代，故宫方面试图向洛阳要回大佛堂的文物，并得到了李先念的批示，黄明兰回忆其过程道：

1983年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白马寺由文物部门管理变为宗教部门管理，白马寺文物保管所也从寺里被请出了寺外。l984年8月4日，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给文化部长齐光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十八罗汉要回来，同时也可以从信中知道一些当初调拨这些文物的意图和经过。经老谢同意，信的全文记录如下：

“齐光同志，你好！有件事，想清您帮忙解决一下，以利文物保护。事情是：一九七二年河南洛阳白马寺为了接待西哈努克，由故宫大佛堂搬去十几尊元代夹纻罗汉，当时是作为一项临时政治任务来办的。这些罗汉系国内仅有的珍贵文物，因白马寺一向归文物部门管理，所以作为陈列展亦无不可。但是一九八三年为了落实宗教政策，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了白马寺列归宗教部门，恢复宗教活动。按文件规定，移交时除原来庙产外，属于原非庙产的珍贵文物应移交文物部门保管。此批罗汉原非庙产，乃故宫旧物，理应移交文物部门。然而宗教部门说此事原系李先念同志所批，如不经先念同志批准，罗汉不能移交。我们考虑此批罗汉乃珍贵文物，如果任人作为焚香礼佛的对象，则极不安全，一旦出事，则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且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我们的意见，这批文物仍以移交文物部门为宜，如愿另塑金身，所需经费如有不足，我们可以考虑予以补助，以上意见如无不妥，盼请转李先念同志批示，此即致敬礼！谢辰生八月四日。”

齐部长在谢辰生顾问信之右上角写道：“已阅。此件请李主席批示，齐光（印）八月十二日”。然后又写信一封：“桂宝同志，转上文物局顾问谢辰生信一件。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夹纻罗汉’，原陈列于‘大佛堂’，是孤品国宝，不能用于烧香拜佛的佛堂，任其烟熏火燎，照样用泥塑即可以了。宗教部门应该归还故宫博物院作为珍贵文物藏之‘大佛堂’，务请李主席批示有关领导机关限期重塑泥像，完整无损归还故宫，实为重盼！此致敬礼，齐光（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二日：”

李主席批示：“静仁、穆之同志：十几尊元代夹纻罗汉，可否‘完壁归赵’，另塑泥像，由你们俩协商解决。请酌。先念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然而，洛阳方面一直没有归还大佛堂文物。有关其性质，故宫博物院方面认为是“暂借”而非“调拨”，即洛阳博物馆或白马寺没有文物的所有权。参见故宫博物院官网对大佛堂的介绍。按照现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文物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但大佛堂的文物已经被洛阳“借用”超过四十年了。

按：上引黄明兰的文章，题为《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原载《洛阳文史资料》（第23辑）。有关此事，另有当年搬运小组副组长陈长安所写的《白马寺与慈宁宫大佛堂：北京大佛堂文物搬迁记》一文（引自谷新春《洛阳博物馆藏原慈宁宫大佛堂无量寿佛造像》），该文为未刊稿，故而笔者无从引用参考。

2015年10月，为迎接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慈宁宫作为故宫雕塑馆对外开放。但目前开放的只有慈宁宫正殿以及东庑、西庑三个展厅。按照规划设计，大佛堂被辟为佛教造像馆，其东侧两间为金铜造像陈列，中间三间陈列其他类别的佛像。引自冯崇利《从宫殿到展厅——故宫博物院雕塑馆展览形式设计研究》。据称该展厅目前正在紧张筹备中，将于布展结束后择日开放。这样看来，故宫博物院方面似乎没有追回大佛堂文物，将其作为原状陈列开放的打算。大佛堂文物的“完璧归赵”，似乎真是遥遥无期了。王家鹏先生在其《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一文中感慨道：“古建筑与室内陈设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了室内陈设，古建筑承载的历史信息无疑会丧失殆尽。不幸的是慈宁宫大佛堂就遭遇了室内文物陈设与建筑分离之灾……紫禁城中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大佛堂，在和平年代被人为拆毁文物流散，终未躲过‘文革’一劫。”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只有依据当年的档案，对大佛堂的原状做一初步的描述，以表示“我们对历史的尊重”了。引自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图1：康熙时绘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引自王子林《慈宁宫大佛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