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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中国与中国思想的困境——从美学与新文化说起（中）
出身于科举、受过传统私塾严格训练的蔡元培，在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之后，迅速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科学和教育的观念。他在1910年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虽然只是对于中国从上古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的伦理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但从语言到方法甚至观念，还是看出一种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新的品格和气象，展现出西方学术影响的深深印记。1915年蔡元培又出版《哲学大纲》，对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发展以及相关学科，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正是具备这种坚实的中西方学术涵养，蔡元培能够从内在精神之处对中西学术进行深入比较，他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学术的现代意识。 在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主攻美学。归国后，1920年秋，蔡元培在湖南第一师范作了7次讲演，基本上都与美学有关。1921年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美学课程。[13]在题为《美学的进化》的讲演中，蔡元培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系统评述了西方美学的历史，内容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阿尔伯蒂、休谟、博克等人的美学思想，还特别介绍了鲍姆嘉通的《美学》，指出：“经鲍氏著书后，就成美学专名；各国的学者都沿用了。这是美学上第一新纪元。”[14]当然，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中，他把康德看作是重点：“鲍氏以后，于美学上有重要关系的，是康德的著作。”[15]于是从“三大批判”开始，蔡元培对康德作了比较详尽的述评。康德之后他又介绍了席勒、谢林、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德国的赫尔巴特（Herbart）、齐默尔曼（Zimmermann）、科曼（Kirchmann）、哈特曼（Hartmann）、费希特（Fichte）、科恩（Cohn）、费肖尔（Vischer）、立普斯（Th.Lipps）和英国的斯宾塞（Spencer）等，同时还介绍了理念论美学（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美学、实验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派别，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至今仍然不熟悉的当时西方美学家。可见蔡元培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线索和理论，以及对当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等，几乎是如数家珍。他所展示的西方哲学、美学的功底和学识，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扎实、深厚的。 1912年，蔡元培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说：“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此“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16]他认为，人的教育应该是全面的，不能偏废。从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来说，有知、情、意三个方面，早期宗教都具有对于这三方面的教育和陶冶的功能： 吾人精神上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17] 但是，宗教的这种作用现在已经失去，因为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对于世界和人的生命现象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得到更加可信的解释。因此，蔡元培推测： 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代替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所以宗教只是人类进程中间一时的产物，并没有永存的本性。”[18] 就西方宗教来说，他认为现代的教堂和礼拜已经成为古迹和习惯，并非精神上的真正寄托。“吾人游历欧洲，虽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礼拜堂，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19]此外，除了对于世界和人生作出解释之外，原来宗教内部还包含对于人的德、智、体、美育。现代西方的宗教保守，丢掉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功能，还保留美育的功能，因为教堂内部仍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蔡元培说：“宗教上的各种美术品，直到现在，其价值还是未动，还是能够站得住，无论信仰宗教或反对宗教的人，对于宗教上的美育都不反对，所以关于美育一部分宗教还能保留。”[20]宗教保留了美育，宗教是否可以代替美育呢？蔡元培认为：“我个人以为不对，因为宗教上的美育材料有限制，而美育无限制，美育应该绝对的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宗教常常不许人怎样怎样，一提起信仰，美育就有限制，美育要完全独立，才可以保有它的地位，在宗教专制下，审美总不很自由。所以用宗教来代美育是不可的。”[21]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22]然而，基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蔡元培也不赞成建立新的宗教文化。于是，他把宗教的这一功能交付于美育： 我所以不主张保存宗教，而欲以美育来代他，理由如下： 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委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美育的原素。说明自然现象，记上帝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犹太教的十戒，佛教的五戒，与各教中劝人去恶行善的教训，是德育。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礼堂，饰以雕刻图画，并参用音乐舞蹈，佐以雄辩与文学，使参与的人有超世的感想，是美育。 从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意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而宗教上所有的解说，在现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与宗教无关。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发达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地不同；随时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乎现代的社会，决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而宗教上所悬的戒律，往往出自数千年以前，不特罣漏太多，而且与事实相冲突的，一定很多；所以德育方面，也与宗教无关。自卫生成为专学，运动场疗养院的设备，因地因人，各有适当的布置，运动的方式极为复杂；旅行的便利，也日进不已，决非宗教上所有的仪式所能比拟；所以体育方面，也不必倚赖宗教。于是，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止有美育的原素了。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决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点止有美。 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23] 可见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涉及的古今文化的重大问题。在他看来，古代的宗教都具有人的知、情、意的教育和陶冶功能，中西都不例外。进入现代社会，宗教的这一功能则无法延续了，必须用美育来取代。冯友兰对此评论说：“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小，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不明社会进步真相的人，见西方在中世纪时宗教统治一切，误以为中国也要建立宗教。他们不知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中国要近代化，不是要建立宗教，而是要提倡艺术，就是要以美育代宗教。这是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蔡元培为中国建设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议。”[24] 宗教与哲学在历史上具有异常复杂的关系。赵敦华认为：“虽然哲学从一开始与宗教就有难解之亲缘关系，但在宗教学产生之前，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哲学对宗教这一文化母体的依附或反抗。”[25]高师宁在论述宗教社会学时，提到宗教产生的原因及社会意义和功能时说：“在《自然宗教史》一书中休谟指出，人类本能地被三种因素——幸福、贫穷和死亡——所驱使。追求愉悦、害怕贫穷与死亡，使得人们通过创造与预言各种拟人化的形象，即战胜一切恐惧的手段，在宗教中去追求能够满足需要的答案与解释。也就是说，宗教的根基可以在本能的层次上发现。”所以，“费尔巴哈提出了关于宗教的和以人为中心的投射论，用人来解释宗教现象……神在本质上是人，而人的本质被提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并且成为信仰的对象。”[26] 宗教在西方不仅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始终。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也为信仰留下空间。虽然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但宗教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是当今西方世界的根本支点。虽然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庶几可谓如雨后春笋。[27]有现代学者认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是有意义的，不能机械地用历史理性来理解。不能说这种理性，既与信仰相反，则只与可见之物有关。不能不加限制地说，理性，与信仰或良知相反，只考虑命名。假若每个观念或想像的每一自发闪光都生发自默然先设的、预期的、海德格尔在说及语言之词出自‘沉默的宏鸣’时所指的东西，那么上述两种说法都表示理性的删节。”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是上帝，“他用应许来指向那即是他本身的未来，即，他统治的未来。信仰是指向这一未来的，这一未来将实在构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将每一个体之物带到它的本质的完善。”[28]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但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宗教状况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差异。据权威统计，“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29]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者占世界人口比例却从1900年的23.5%下降到1980年的4.5%。[30]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中国社会的这种宗教现实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民族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三千年前，中国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原始宗教式微，乃至逐渐消失，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罕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31]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当然，这些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契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从一百年来的历史来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判断和倡导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未必准确和实用，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似乎依然如故。但是，从中国的近百年历史发展来看，蔡元培的这个判断和倡导确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值得我们今天来继续消化和汲取其中弘博精深之思想。 没有国家宗教的古代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教化功能的？从历史可以看出，“诗教”实际上成为社会教化的主要手段。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从孔子提倡的“哀而不淫，乐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开始，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就承载着教化民众的功能。对于这个传统，蔡元培不仅深谙其道，而且非常推崇。因此，他主张继承儒家和孔子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32]他特别谈到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了具有智、仁、勇三点以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美术的陶养。”尤其是孔子“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的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33]实际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与孔子的境界是有相通之处的，虽然他还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点。后来的一些中国美学学者，例如宗白华、徐复观、李泽厚等，都将中国美学的根本精神与孔子的思想和境界直接联系起来了。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34] 从教育的全部功能上说，蔡元培认为：“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情感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35]美育是教育人“与人同乐、舍己为群”，在教育的整体中具有不可忽缺、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蔡元培特别强调，不能把美育与美术混同起来：“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自然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但这两者范围不同，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术不能代宗教，我们不能把这一点误会了。……在现在学校里，像图画音乐这几门功课都很注意，这是美术的范围。至于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36] 为了说明美育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还从意志与情感的关系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蔡元培说：“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较为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37]因为，意志表现为行为。行为之中，以自己的求生免死、趋利避害为最普通。这些行为，只要用普通的知识就可以指导了。而那些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目的，把自己个人幸福融化在其中，这种行为有一定的知识就可以指导了。再进一步，必要时愿意舍己为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拯救人民大众，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蔡元培认为，虽然“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38] 美的对象何以能陶养感情？这是由于美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脱。蔡元培说：“一瓢之水，一人饮之，他人就没有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觉、嗅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慨。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以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齐宣王称‘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陶渊明称‘奇文共欣赏’，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39] 这样，既有普遍性打破人们的偏见，又有超脱性排除了利害的关系，所以，人们在重要的关头，就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知识，而由于感情的陶养，也就是说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所以，蔡元培要求人们一方面要工作、生活，而于工作余暇，则不可不进行审美活动，例如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达到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了人生的价值。[40] 从以上关于美育的作用及其价值、意义的论述中，不难看到蔡元培虽然引述了康德美学的理论，但是，他对于美育的看法却与康德的美是无利害关系的思想相背离，反而更加接近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冯友兰说：“一个真正能审美的人，于欣赏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时，会深入其境，一切人我之分，利害之见，都消灭了，觉得天地万物都是浑然一体，人们称这种经验为神秘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般的人固然不能得到这种经验，达到这种境界，但也可以于审美之中陶冶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这是艺术的社会作用。所以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这是他的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41]美育的这种功能与宗教近似，可见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题暗含着用传统“诗教”代替宗教功能的企图。 黑格尔认为宗教有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天启宗教。自然宗教包括印度教、儒教、佛教。之后经过过渡性宗教如波斯宗教、叙利亚宗教和埃及宗教，发展到艺术宗教，包括犹太教、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这三大宗教是代表西方文化基础的三大柱石。天启宗教的代表是基督教，为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在黑格尔这里，诸如希腊宗教就是“美的宗教”。作为一种“艺术宗教”，它们被视为“个体精神”的宗教，同时亦体现出典型的“民族精神”。[42]无论蔡元培对于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否了解，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与黑格尔的思想之间可以找到一种内在相通之处。 宗教是西方古代和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与西方的学术体系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平衡的精神两翼。中国自古宗教式微。但是在古代中国社会，“四部之学”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是用“四部之学”平衡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社会，必须建构现代学术体系。然而，在从“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体系转换过程中，“四部之学”中承担西方宗教功能的部分必然会消失。不仅自然科学没有宗教的功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不具备宗教的功能。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传统的学术转换为现代的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现代化社会还没有先例。从文明的形态上来说，仅仅只有学术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的、跛足的文明。因此，在中国建构现代学术体系之时，如何安置宗教及其文化，是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蔡元培从改造社会的大目标着眼，在对中西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入理解和体悟基础上，以深厚的学理作为依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也不乏深刻的启示，至少是现代化中国建设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预案。[43]具体而言，几千年古代中国的“诗教”传统，如何在现代中国社会继续承接、发扬光大，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以美育代宗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和选项，具有文化内在传承与转换以及巨大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其得失成败。在当今国际和国内局势风谲云诡、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对于避免宗教冲突，减少国际对抗，实现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积极的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传统，今天中国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质言之，即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因此，如果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时，如何能够平衡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功能，则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能够领悟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这个思想的精深和伟大之处，同时，也会发现这同样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重大难题。 以美育替代古代“诗教”功能的思想，在另一个美学家身上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13]已近70岁时的蔡元培说：“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心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见《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下同。）
[14]《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23页。
[15]同上。
[16]《蔡元培美学文选》第5页。
[17]《蔡元培美学文选》第68-69页。
[18]《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2页。
[19]《蔡元培美学文选》第68页。
[20]《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63-164页。
[21]《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63-164页。
[22]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82-83页。
[23]《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9-180页。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52页。
[25]见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周伟驰等译：《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下同。
[26]见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第275、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参见金勋：《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28] Wolfhart Pannenberg：《信仰与理性》，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周伟驰等译：《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第38、39页。
[29]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第7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下同。
[30]塞繆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43、45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
[3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72页。中华书局2005年。
[32]蔡元培非常推崇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之道，他说过：“西洋哲学家，除亚里士多德曾提倡中庸之道外，（……）鲜有注意及此的；不是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便是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不是卢梭的极端放任论，就是霍布斯的极端干涉论；这完全因为自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相投合的缘故。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有权威的学说来证明他：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见《蔡元培哲学论著》第395页。）
[33]《蔡元培哲学论著》第430-431页。
[34]《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70页。
[35]《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页。
[36]《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60页。
[37]《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0页。
[38]《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1页。
[39]《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0-221页。
[40]《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1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52页。
[42]参见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第83页。
[43]中国政府在为全国学生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原只有德、智、体育。直到1998年，中国政府才决定把美育添列入教育方针之中。在20世纪50-80年代，“人可不可以追求美”是一个大陆中国人不敢直接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对于美的追求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的观念，艺术为政治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而艺术与美的关系，最多只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这种观念在“文革”中达到顶峰。当时出版的小说、诗歌、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没有对于爱情的描写和赞美。最典型则为“京剧样板戏”，一反中国戏剧“雕缋满眼”、“错彩镂金”的美学风格，正面主角所穿的衣服都有补丁，而反面角色的穿着十分讲究。全部“样板戏”中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家庭也淡化了，主角不是单身就是独身。具有象征意味的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一家，不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是由阶级关系构成的。可见从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说，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出现的美学大讨论，其实是人们追求美的愿望受到压抑的另一种表现。
（载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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