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志的增多,提供地名资料的书籍也日益丰富。 元代官方所修的《大元大一统志》为后来明、清两代官修地方总志开创了先例。这部书先后修了两次,第一次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开始编纂,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完成。以后在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续修,又补充资料,扩大篇幅,达到1300卷。其内容是以政区为纲,分述其建置沿革,城廓乡镇、山川、土产、风俗、名胜、古迹、人物等等。原书流传时间较短,至明代即已散佚。《玄览堂丛书续集》曾刊有残本35卷。近人金静庵又搜辑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5卷,辑本四卷,赵万里也曾汇集校辑为《元一统志》七卷。 明代官修的《大明一统志》,由李贤等人撰写,历时三年,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成书,共90卷,以当时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体例内容大体仿自上述元的总志,书末还有一些海外国家的记载。在后来的刻本中,也有增加以后建置资料的。不足之处是缺少一些重要关隘方面的资料,后人批评这本书“舛譌(讹)牴牾(相互矛盾),疏谬尤甚”“并句读而不通”,但毕竟保存了许多明代资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地名资料。还是相当可贵的。《元史·地理志》、元代地方志及朱思本的《舆地图》,《明史·地理志》、《寰宇通志》及日益增多的地方志和罗洪先的《广舆图》也均提供了许多用以研究我国古代地名渊源、地名沿革及地名命名规律的重要资料。 元明两代也是我国与欧、非两洲接触更为频繁时期,上述马可·波罗行踪及其《游记》即是证明。到了明代,有关欧、非两洲的地名记载,特别是对欧洲地名的记载,大为增加,这是与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以及欧洲人来华传教有关。《明史·郑和传》说:“(郑)和七奉使,所历占城(在今越南南部)、爪哇(在今印尼)、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忽鲁谟斯(在今伊朗)、……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马里国都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凡三十余国。”关于各国的情况分别见于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此外,根据郑和最后一次航程所绘的《郑和航海图》所记地名达到500多个,其在东非海岸的最南点为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郑和远航时间为15世纪早期,远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一支远航队伍只在所到处与当地交换产品,从未占有别人一寸土地,这和后来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径是截然不同的。 最早来华并深入我国内陆的欧洲人都是一些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北京以朝贡为名,带来许多新奇物品,包括《万国舆图》,深得明帝的欢心,特许他在首善书院后建一经堂,开始传教。利玛窦传入的《坤舆图》以及《万国图志》等,反映了地球为球形,并且划分为五大洲,即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亚墨利加(美洲)与墨瓦腊泥加(当时尚未明确的南方大陆)。当时关于欧洲各国的译名也与今天不尽相同,如意大利亚(意大利)、依西把尼亚(西班牙)、热而玛尼(即日尔曼,指德国)、波而都瓦尔(葡萄牙)等。 还应一提的是,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在晚年深入大西南的荒僻山区进行考察,“以求知而探险”,在喀斯特地貌的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他所写的游记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地理名著,其中也包括丰富的地名资料。他对地理通名的考订,地名渊源的探讨,讹误地名的更正,古今地名的考释,地名异称的记述和失载地名的补充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杰出地理学家,“性喜游历”,宦游全国各地,足迹遍及明代两京12省,留下了不少精彩的游记,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著作传世,其中含有大量地名记录和地名研究的内容。对地名沿革和地名渊源的解释尤为精彩。例如: 山海关,“京师左辅,而内外之限也。关以东,辽阳边路……是关,魏国所设。关以西,蓟、宣、大、延、宁、甘边路”。 “河间者,九河之间也。九河如徒骇、太史等”。 “河曲之地,取义于黄河一曲也”。 (均引自《广志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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