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史源远流长

 
            第一节 远古的猜想
            （从仪狄,杜康造酒说起、稻谷造酒之始、马奶子酒的来由、史前的灿烂篇章、"猿酒"的遐想）
            长江酒文化的源头在哪里？考古资料足证，至少可最少追溯到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再往前推，由于缺乏可靠的考古发现，更谈不上确切的文字资料，我们就只能"猜想"而已。
            一、从仪狄、杜康造酒说起
            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宴请日本客人，客人一边品尝着茅台酒，一边赞叹不已，于是请问周总理，中国的酒最早是谁发明的。周总理请一旁的郭沫若回答。郭沫若回答是：杜康。
            我国历来有仪狄、杜康造酒的传说，相信酒是由这二位老祖宗最先发明创造出来。据信，仪狄是夏朝人。《战国策 .
            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酒"字条中也说："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类似记载还见于《世本》、《太平御览》等古籍中。
            曹操名诗《短歌行》中一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使杜康大名妇孺皆知。杜康是人名，曹操诗中的杜康是指酒，曹操之所以用杜康代指酒，是因为酒是杜康发明的。关于杜康酿酒的传说很多。杜康是何时何地之人，历代文献的说法也不一。许慎《说文解字》"帚"字条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少康是夏朝第六代君王，那么杜康就该是夏禹时代的人。
            古今中外历来都有是谁发明了什么的传说。西方传说是普诺米修斯最先把火从天上偷到人间，所以普诺米修斯被奉为火神。我国有燧人氏"砧燧取火"的传说，说火是由燧人氏发明的。另外，还有"仓颉（xie协）造字"的说法，说他"始作书契，以代结绳"，最早创造了文字。事实上，诸如火、文字等等一类发明，都是在社会的长期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不可能由某一个人独创。酒的产生也是如此。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相传禹臣仪狄开始造酒，这是指比原始社会时代的酒更甘美浓烈的旨酒。"而我们的古人也早就认识了这一点。西晋文学家江统曾写过一篇《酒诰》，其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他认为，酒的发明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功劳，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经自然发酵，就会变成酒。这种见解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酒之为酒，是因为它含有酒精。在自然界中，各种谷物中的淀粉，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发生糖化，谷物发芽时自身也会产生糖化酵素，糖化后的谷物粮食再遇上酵母菌，就会发生酒化，产生酒精，当然这种自然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酒精度很低，但这是粮食酿酒的一般原理。
            当人类社会由采集、渔猎进入农业时代，谷物多起来，这种谷物酒化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常常反复出现。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不断观察、不断总结，就会逐步有意识地造酒，并形成造酒的经验和技术。由此我们应可以相信，酒的产生与农业的产生是同时的。我们的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淮南子
            . 说林顺》中说："清酉盎之美，起于耒稆。"耒稆，是我国先民从事耕种的重要农具。
            既然"清酉盎(ang盎)之美，始于耒(lei垒)耜(si 四)"，我们就可以从长江农业的产生入手，来探索长江酒的起源。
            二、稻谷造酒之始
            长江流域是我国及世界重要的产稻区，与印度一起同为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长江
            流域的稻文化历史悠久，在稻文化的襁褓中孕育的酒文化也应该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一处长江下游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也由此而得名。经碳-14测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据今 700
            0-5000年，其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文化遗址有许多重大发现，其中发现
            的目前所知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了我国是世界上种植水稻最早的国家之一。在遗址第 四文化
            层的50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和其它禾本植物混在一
            起的堆积，平均厚度40--50厘米，其中有的堆积厚度达1米以上。这些堆积的成分， 以水稻
            的各部分遗物为主，局部地方几乎全是谷壳。谷壳和稻叶等不失原有外形，有的稻叶色泽如
            新，有些谷壳上的稃毛尚清晰可辨。经北京植物研究所和浙江农业大学鉴定，属于人工栽培 稻的籼
            亚种晚稻型水稻。这还不算最早稻谷的发现。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
            遗址的发掘中，从红烧土块及支座残断面中观察到了稻谷壳的痕迹。这清楚表明，当时在今 洞庭湖
            周边地势宽阔平坦的地带边缘，有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存在。据文物普查采集陶片的碳素年代
            测定，彭头山遗址距今为8250-9100年。这里的古稻又比河姆渡早出1000多年 。另外
            ，湖南的考古工作者又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谷。 "清酉盎之美，始于耒耜。"耒和耜是两种最原始的农具，而耜又是从耒发展而来
            。起初的耒耜实际上就是一根尖头木棍，用于破土和打穴播种。后来为了劳作方便，便在尖 头的一
            端加上一个小横木以便用脚踩踏。再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破土能力，便将一个尖齿改为两个
            尖齿，或者在耒的一端安装上一个石制或骨制的平板，从而发展成一种新的农具，就是耜， 根据使
            用的原材料，又分为石耜、木耜和骨耜等。耜的发明标志着原始农业已从刀耕火种进入到锄
            耕农业阶段。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木制的耜，尤其是用水牛肩胛骨制作的带孔骨耜，不仅数 量多，
            而且制作精致适用。这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很容易引起人们对酒
            的联想。而河姆渡、彭头山遗址中的众多陶器，特别是河姆渡遗址中的垂囊式陶 （he禾 ）、异 型陶
            （gui规）、杯等酒器的发现，更使人仿佛嗅到了酒的醇香。由此，我们应该有理
            由相信，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水稻栽培的普及，长江流域用稻谷酿酒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 到70 00-10000年以前。
            三、史前的灿烂篇章
            随着河姆渡文化的发现，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就成为我国史前文明起源的重要地
            区。这个地区以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为中心，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北部。根据已 经发掘
            的遗址的地层与器物资料，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早到晚，初步可以划分为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三大发展阶段。这三阶段中陶酒器的出土,不仅数量、种类逐步增多 ，而且
            制陶工艺水平也明显提高，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该地区新石器时期酒文化发展的状况。这三
            个阶段可谓掀开了史前长江酒文化灿烂的一页。马家浜文化因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 而得名
            。其年代约始于距今7000年前，到6000年前左右止。稻作农业是马家浜文化居民定
            居生活的基础，这里曾发现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在马家浜文化中出土的陶酒器 主要有带嘴平底he、细腰觚（gu孤）、圈足杯等。
            良渚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其年
            代约为距今5300年前-42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经由耜耕阶段进到了犁耕 阶段，
            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为酿酒提供了更丰富的原材料。良渚文化出土的陶酒器主要有 细长颈高裆瘦袋足gui 、短颈矮裆肥袋足gui
            、扁球腹三实足带把he 、喇叭口 圈足尊 、宽把带流大杯等。余杭良渚瑶山9号墓发现的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是我国迄今最早的嵌玉漆酒器。
            考古发现，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已经有了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如嘉兴 雀幕桥发现的酒器陶gui
            ，其特点是后腿明显地向后伸，这与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21 13号 墓发现的陶gui
            相似，含有龙山文化的因素。龙山文化及它之前的大汶口文化都有大量
            陶酒器出土，表明其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酒文化有很大的发展。上述发现表明，这种发展可能 对长江
            下游地区的马家浜、良渚的酒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三星村遗址的发现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金坛市境内，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93年开始，进行了系统的 发掘，
            发现了一个距今5500-6500年的保存好、面积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出土的一
            件刻云雷纹彩陶豆令考古界惊叹不已，这是因为彩陶豆的云雷纹与商周青铜器如出一辙。这 个发现对研究与酒文化相关的文明起源问题有重要价值。
            四、马奶子酒的来由
            在长江之源，在西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中，有一种用牲畜的乳酿制的酒，其中
            有一种叫"马奶子酒"，为人们所熟知。而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种用畜乳制酒的历史十分古老。
            马奶子酒的酿制方法有好几种，有一种方法是用鲜奶直接发酵。这种酿制方法应该源自数
            万年前原始人类的生活实践。有关资料告诉我们，在四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 经能用
            栏栅、用网捕捉大野兽，并有专门的洞窟贮藏肉类了。有人据此推断，如同马奶子酒一类的兽乳酒最早应该出现于这个时期。可以设想，当原始人类捕捉到较多的活的野兽时，一时吃
            不完， 就会用绳子缚住或者用围栏圈住，留待以后宰杀。这些野兽中完全可能有正在哺育幼兽的母
            兽，也可能在被关时生了幼兽，于是人们就有了尝到兽奶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挤奶的条件。挤下的兽奶一时吃不完，保管不善，和含糖的野果相似，也会受到自然界的微生物的作用而生成酒
            。人们偶然尝到了这种酒，觉得味道不错，就会逐步有意识地模仿着酿造起来。大约在一万 年以前
            ，我国开始转入氏族制度的全盛时代。先民们从野果的采集中发展、形成了原始农业，同时
            ，在辽阔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繁殖转化成畜牧业，原始的畜牧业从狩猎中发展形成。可 以推想
            ，马奶子酒一类的兽乳酒的芳香，在原始牧民那里是不难嗅到的。
            紫萼在《梵天庐丛录》中阐述了他的科学猜想："盖上古之人，造兽皮为容器，盛
            兽乳于其中，荷于山羊、驴、马之肩，以游牧逐水草栖息。忽焉而兽皮器内酵母自然落下， 逞其繁
            殖，又得日光之热，遂蒸勃而发酵，天然生甘冽之味，成酒分。试尝其味，则甘香适口，遂
            相率饮之，此有酒之始也。"在紫萼看来，兽乳酒应该早于谷物酒。
            五、"猿酒"的遐想
            1953年，科学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泗洪双沟镇附近，发掘出猿人化石。经鉴定证
            实，这是5万年前的古猿,是吃了含有酒精成分的野果汁等食物，醉倒致死后成为化石的， 于是，
            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名为"醉猿化石"。"醉猿化石"的发现，让人产生无限遐想。醉猿喝的"野果汁"是不是酒？猿人是否会造
            酒？一般认为，让这位"老祖宗"--猿人醉死的"含有酒精成分的野果汁"不能称为"酒 "，理
            由是，它是天然巧合酿造出来的，而不是"完全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但是，也有人对此不能苟同，因为谁也不能完全证明这种"含有酒精成分的野果汁"就一定不是猿
            人"有 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因而也就不能断定这种"含有酒精成分的野果汁"一定不是"酒"。
            我国历史上有过多起关于"猿猴造酒"的记载。《清稗类钞 .
            粤西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平乐等府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其酒多至 数石，
            饮之香美异常，曰猿猴酒。"《紫桃轩杂缀 . 蓬栊夜话》中也曾记载："黄山多猿猱，
            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猿猴不是人，它们的这种"酝 酿"不
            能算作"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自然，"猿猴酒"也就不能算作酒了，而只是 在天然条件下自然发酵的野果汁。
            猿人与猿猴不同，猿人是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语）
            平乐府山中的猿猴尚且"善采百花酿酒"，猿人更可能"有意识地"采集野果酝酿成酒。尽 管这种
            酒的酒质薄，酒精度低，我们似乎还是应该把这种"野果汁"称作为酒，它是人类最原始的
            酒，是"人猿相揖别"之后改造自然的成果之一。如果此说成立，长江流域酒的历史可就真 正的"
            源远"了，30万年？60万年？100万年？这就难说了。不过最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人
            类在长江流域活动的时间比以往所知的要久远的多。在三峡库区，巫峡南岸龙骨坡出土了距 今约2
            00万年的"巫山猿人遗址"。199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繁昌县孙村镇发现18
            0件远古石制品和大量灵长类动物化石。与以往的记载相比，这些发现把人类在这一地区生 活的时间大大地推前了；推前到200-240万年前。

 

     
            第二节 先秦酒寻踪
            由夏至秦约2000年时间里，尤其是在商周两代，长江的酒文化奠定了自己的基础。丰富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这一时期，酿酒已在整个长江流域普遍发展起来。从上游的古蜀国，到中游的荆蛮之地，再到下游的吴越之乡，三地的酒文化更是有了突出地发展，并形成了以后近2000年长江酒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今日名扬天下的川酒、越酒，都可以在这个时期看到它们的雏形。不过相对而言，这段时期中，楚国的酒文化似乎更引人注目一些。

            一、 盘龙城的酒作坊
            1954年，一场历史性的特大洪水袭击武汉。在武汉市北郊，距城区5公里处，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人们正紧张取土以加高加固大堤。这里三面为湖水环抱，象一座半岛。人们不曾想到，一处沉睡了3500多年的商代遗址在他们的铁锹下重见天日。这就是武汉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

            盘龙城位于黄陂县滠口镇叶店村盘龙湖畔。1974年进行了首次发掘。遗址近方形，面积75400平方米，城门和护城河都可辨认。城内有宫殿建筑群，城外四周分布有居民住地、手工作坊、小型墓地。有学者认为，盘龙城不是一个普通的居民聚落，而是殷人设置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据点，目的是开疆拓土，并控制长江中下游的红铜产区。也有学者认为，从盘龙城城垣的筑法、宫殿基址的形状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看，和郑州商城的筑法与出土物有许多相同之处，而部分铜器、陶器则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城垣规模虽然不算很大，可宫殿建筑却十分雄伟，墓葬随葬品又相当丰富，因此，盘龙城应该是商代的一个方国的统治中心。

            不论是方国也好，还是军事据点也好，盘龙城的历史遗迹告诉人们，这里的酒文化发展程度不会比中原地区有太大的差距。这里出土的酒器齐全，青铜酒器有
            （lei累）、禾、（jia甲）、爵、觚等。这些青铜酒器表现出了当时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展示3500年前武汉地区酒文化发展的水平。其中一件青铜酒器（
            ） 可谓青铜器中的文物精品。青铜器（ ）是古代的一种温酒器，功能与温酒壶相仿，盛行于商代。此（）
            通高30厘米，口径19.5厘米，重2.1公斤，圆形敞口，菌状柱，束腰弧腹，三足为四棱空锥形，腰饰兽面纹一周，腹饰6个等距离圆涡纹，整器表面光亮平整。陶酒器有jia、大口尊、小口尊、印纹硬陶罐形尊，还有原始瓷酒器钵形尊、罐形尊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手工作坊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酿酒的手工作坊，这可能是目前所知长江流域最早的酿酒作坊。

            1998年，为了配合有关单位完成武汉市委市政府下达的"武汉建城年代及商周时期武汉历史综合科研"项目，由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工作站和黄陂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了又一次发掘。

            此次发掘在城外进行，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城南王家嘴，考古队发掘出一片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作坊，清理出数座陶窑，出土了一批鬲、瓮、罐等陶器。专家指出，这说明，早在盘龙城成为商王朝方国都邑之前约450年，也就是大约在夏代的中晚期，此地就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聚落形态。在城东北杨家嘴发掘出的成片商代早期平民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件青铜酒器爵。在城西北杨家湾一口商代水井里，发现了一件用作饮酒的漆觚形器，它做工讲究，花纹繁缛，突破了青铜器的传统。随后，中国地质大学物探考古队在盘龙城杨家嘴探明一处码头遗址。码头沿盘龙湖环山坡分布，长约140米，宽20米。码头的发现告诉我们，位于武汉北郊的盘龙城，早在商代就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要冲；当时转运、货场、客栈等物贸，已具相当规模；商代南北的联系与往来，远比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要密切、频繁得多。由此经府河及干流滠水、()(yun匀)水，穿随枣走廊进南阳，便可到达中原商朝首府
            ；过汉水，至汉中；北方船只也可经此，抵大冶铜矿等地。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我国殷商造酒十分发达。殷人嗜酒之烈，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商纣王"以酒为池，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以至亡国的故事，已成为数千年来酒祸最典型的事例。从盘龙城中的酒作坊及城外商代早期平民墓葬中的铜爵上，我们也能看出几分当时炽热酒风的影子。

            商代是我国制酒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过长期实践、观察，商人掌握了制曲并用曲制酒的技术。《尚书》中有商王武丁"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记载，时间应在3200多年以前。此后我国酒的生产就与曲密不可分，而且酒的品种与质量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曲的生产与改进来进行的。由此来看盘龙城酒作坊的发现，也可以想象出当时盘龙城酒文化的发展水平。

            二、巧丽而大气的楚酒器
            商以后、秦以前，在今湖北省范围内，酒文化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湖北境内不仅出土的青铜酒器、陶酒器等分布广，种类繁多，而且其工艺之精美又明显胜于以前。尤其是那些青铜酒器，壶是大壶，尊是大尊，盘是大盘，充分显示出昔日楚地酒文化精细巧丽而又大气的神韵。这些出土的青铜酒器，包括长江流域其它地区出土的各种酒器，就成为记载先秦长江酒文化发展踪迹的主要见证。

            湖北地区出土的楚青铜酒器类有：壶、尊缶、鉴缶、盘尊、（禾）以及承方壶之禁、滤酒器、舀酒之勺等。
            青铜制酒壶，是一种典型的酒器，商代就已出现，周代和春秋战国时代都很盛行。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青铜酒器--曾中（游）（liu留）父壶。这是一把通体都透出一股王者之气的酒壶。壶高66.7厘米，重30.1公斤，长颈、鼓腹，颈部有对称兽手衔环。壶盖上部四周的波纹镂空形成华盖；器腹上的两层波纹边缘起棱，线条疏朗醒目，这是壶身装饰的主体部分；壶颈的波纹刻成阴线，避免了重复与单调；圈足饰垂鳞纹，造成重心向下的稳定感。通体装饰以波纹为基调，阴刻与阳刻、宽与窄的变化形成节奏。

            盖及口内各有铭文5行12字"曾中（游）父用吉金自作宝（樽）(zun尊)壶"。器形凝重而华丽，是青铜器中的精品。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铜质酒器--错银龙凤纹樽。樽高17厘米，圆筒形，盖顶部隆起呈圆饼形，上有四个鸟形钮，腹两侧有铺首衔环，平底，下承三个兽面矮蹄足。盖面及腹周皆饰错银花纹。盖心为纤细卷曲的云纹；盖面饰龙凤纹四组，每组三龙、六凤，龙体粗长，凤身细短，龙凤纹间饰以流云纹；腹周龙纹六组，每组四龙，龙体粗短。全器计36条龙，24只凤。这些图案化的变形龙凤纹既婉转回环，又井然有序。这樽在表现出楚国金错工艺的繁缛华丽和装饰特色的同时，也透露出楚国贵族宴饮的奢华。尊主要是盛酒用的。青铜制尊盛行于商周时期，是用作祭祀的礼器，后也有时当作酒杯用。

            在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件彩绘七豹漆扁壶别有特色。该器为盛酒器，长57厘米，高48.5厘米，彩绘7只神豹，凶猛奇特，神态各异，是漆酒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而在荆州市出土的猪形酒具盒则在国内更是独一无二。2000年2月，荆州市考古工作者在沙市区观音（挡）镇天星村发掘了一座沉睡了2300多年的大型楚国墓（天星观2号墓）。这座墓过去一直沉睡在天星村长湖底下。2月湖水骤退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200多件文物。其中一件猪形酒具盒系国内首次出土，盒上的木漆如新，带有鲜明的楚地酒文化特色。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出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的墓葬，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早已震惊世人，名扬海外，而同时出土的一批精美酒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些酒器中有几件值得特别说一说。

            《楚辞 . 招魂》有"挫糟冻饮，酎（zhou
            宙）清凉些"两句，历代注家众说纷纭。"挫糟冻饮"是什么？有人说是"冰镇醇酒"。有人怀疑战国时的古人有如此"高档"的消费水平。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对青铜酒器冰鉴揭开了谜底。冰鉴相当大，通高63.2厘米，口径63厘米。全器由两件器物组成，外为方鉴，内置方尊缶，纹样繁密多变，或为镂雕，或为浮雕，或为圆雕，是一件独具风格的珍品。与冰鉴相配的还有一把用以提舀饮料的长柄提勺。

            冰鉴上有铭文7字："曾侯乙作持用终。"表明这是曾国之君享用的器物。冰鉴的使用方法应该是在方尊缶内装酒，方鉴内装冰。用这样的冰鉴来冰镇春酒，专供夏季饮用，那自然是再清凉不过的了。冰鉴可称之为古代的"冰箱"，在我国已发现的此类器皿中，曾侯乙墓出土的最大最精美。值得特别一说的还有青铜酒器尊盘、联座对壶及尊缶。这件尊盘的特点是有镂空攀附兽作附饰，用失蜡法铸造工艺铸造，文饰之精美，工艺之精巧，可称得上是当时科技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典范。其如何精美，且多的不说，只说尊盘上的龙饰。据统计，整个尊体上装饰有28条蟠龙和32条蟠（离）。盘上的龙有56条，蟠（离）48条，蟠龙蟠（离）都是龙。此外，在盘与尊口沿上还有细小的虺龙不下千条，而在尊、盘体上的平雕或浅浮雕的蟠（离）纹则不可计数。专家认为，这件尊盘设计之精巧、装饰之奇丽、花纹之繁富，为先秦失蜡法铸造中的顶尖精品。

            李学勤先生曾经评价："制作工艺的精巧已达到我国先秦青铜器精品中的极旨......叹为鬼斧神工"。不仅如此，直至今日，人们可以复制出与古音相同的编钟，而要复制出这件器物，却无人敢于问津，无人敢于承担。

            联座壶的特点是高大华美。壶连座高112.2厘米，由两件龙耳壶和一件壶座（名为禁）组成一套器物，壶体文饰纤细繁缛，堪称先秦酒器中的佳品。而要说到楚酒器的大气，就必须说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尊缶。这两件大尊缶特别高大：一个通高1.25米，一个通高1.26米；一个重327.5公斤，一个重292公斤。在我国先秦酒器中，这是最大、最重的两件，堪称"酒器之王"这两件大尊缶出土于该墓的北室，此室为兵器库，出土时即有人风趣的地说，这大概是曾国国君为鼓励将士出征或犒劳胜利归来的将士而设置的大容量酒器，其所盛酒量足可慰劳一支大军。

            楚地酒器体大厚重的造型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形成。湖南湘乡出土的一件青铜酒器爵，高达32.8厘米。中原"妇好"墓出土的所谓"空前大爵"，也只高30厘米。而湖南华容出土的一件牺首兽面纹尊，更是高达72.4厘米。青铜制爵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用于盛酒、温酒，后也有用于饮酒的。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面对这些精美的青铜酒器，人们不能不惊叹战国初期曾国酒文化的发达。曾国是邻近楚国的一个几乎不见经传的小国，与楚国关系密切。这样的一个小国尚且如此，那么强大的楚国的酒文化发展状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三、楚族的嗜酒之风楚地地下出土的丰富酒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国酒文化的面貌，而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则进一步表明：楚王族的嗜饮之风，在周代各个方国中是最盛的，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据龚维英先生考证，楚王族嗜酒，史有实证。《史记 . 楚世家》称楚王族的族姓为"
            "（bo博）。自穴熊、鬻熊而下，楚君名前多冠以"熊"字，于是学人认为楚王族为熊氏（先秦姓、氏有别）。但在全文中，楚君熊 / 俱作"
            (yin饮) /
            "。这该作何解释呢？龚先生认为，以"熊"冠于楚君名之前，始于秦惠文王的《诅楚文》。秦惠文王惧楚之强，作《诅楚文》，詈骂楚王，易
            作"熊"。因此，楚王族必"男氏 ，女姓 （
            ）"；认为楚族?quot;熊"为氏，实出误会。（）即今之饮字。（），上"今"下"酉"。今，声符；酉，会意，即酒。由此可知，楚王族之氏
            （饮），大致因为嗜酒的缘故。
            ，当为先秦楚族的饮酒专门用语。《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有关楚人饮酒的记载远比膳食方面的记载为多，其中记载了不少楚族好酒甚至嗜酒如命的事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攻打宋国时，也不忘随军携带大量的酒肉，以至"厨有臭肉，樽有败酒。"另一个有名的事例是楚国统帅司马子反因酒招致杀身之祸的故事。公元前575年，晋、楚大战于鄢陵。这是一场楚晋争霸的有名战役。楚晋双方酣战一日，晋军秣马厉兵准备明日再战。楚共王"闻之，召（司马）子反谋。（毂）（gu古）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结果，楚军因主将醉酒只得连夜退兵。子反酒醒后受到楚共王和令尹子重的责难，不得不引咎自杀。春秋时期因主将醉酒而打败仗的事，仅此一例。此事广见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韩非子》、《史记》等多种古籍，由此可证楚国贵族的嗜酒瘾毒之深。

            楚族的嗜酒之风，在《楚辞 .
            招魂》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铿钟摇（虚），（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楚贵族们燃起明烛，奏起编钟，饮酒作乐，日夜不停。这完全活画出一幅如临其景的楚贵族醉生梦死图。

            楚族嗜酒的生活心态也反映在他们奉祀神祗的方式上。从《楚辞 .
            九歌》中可以看出，楚族奉祀的诸神不少是爱好"浮一大白"的。例如，祭祀"上皇"东皇太一，就得"奠桂酒兮椒浆"。这样方可使"君欣欣兮乐康"。《东君》祀主东君为了庆祝"举长矢兮射天狼"的胜利，即"援北斗兮酌桂浆"。在这里，楚人完全把自己的嗜好奉献给了他们敬奉的神祗；这些神祗也个个成了好酒之徒。这完全是楚族嗜酒生活习惯和心态的生动写照。

            楚王族的嗜酒，客观上推动了楚地酿酒技术的发展。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中,可看到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酿酒工艺记载。

            由于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完整的酿酒工艺技术文字记载，而且书中反映的事都是先秦时期的情况，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楚族酒文化发展的水平。

            帛书中有一例"醪利中"的制法，共包括了十道工序，其大致过程如下：药材→切碎→浸泡（煮）取汁→浸曲←（水）│↓│混合←米饭←蒸煮←米└─→↓发酵↓酒醪←药材↓好酒→继续发酵↓药酒从上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酿酒有如下特点：采用了两种酒曲，酒曲先浸泡，取曲汁用于酿酒。发酵后期，在酒醪中分三次加入好酒，这就是古代所说的"
            三重醇酒"，即"酎酒"的特有工艺技术。
            酿酒技术的发达，必然有名酒产生。据宋公文、张君先生《楚国风俗志》一书考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出产的名酒、特色酒不在少数，。《左传》僖公四年记管仲代表齐桓公与诸侯之师宣布楚罪，其中一条是"尔供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二位先生据此考证，当时楚地应该出产一种名为"缩酌"的传统名酒，这是一种低度的茅香酒。《招魂》在铺陈美酒时云："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瑶浆、琼浆都应是低度的甜酒。《九歌》中云?quot;奠桂酒兮椒浆"。桂酒、椒浆应是加入了桂、椒的清酒。此外，《大招》中还提到一种楚国名酒："吴醴白蘖，和楚沥只。"沥，是一种度数很高的清酒。它冬酿夏熟，色清味浓。用吴国的"醴"，和以楚国的白米与酒曲，酿出"楚沥"来，其品质自然不同一般。

            《招魂》中还有一句："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挫，就是去掉。冻，就是冰镇。联想楚墓出土的青铜酒器冰鉴，可见楚贵族在饮酒方法上也是十分讲究的。

            四、三星堆的酒器
            1986年8月23日，新华社一则简短的电讯将一个来自中国西南的重大发现报告于世界：
            考古工作者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这次发掘，把巴蜀早期历史推前了一千余年，即距今4500年至3000年左右。从出土的精美器物和房屋布局，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显示出已达到文明社会阶段。这则电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甚至认为：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广汉现称广汉市，地处川西平原，南距成都约40公里。三星堆遗址在广汉城西约8公里处。1929年春，三星堆遗址首先被一个农民农作时偶然发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奇迹般的发现发生在1986年7、8两月。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被称为"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的两个大宝库，出土青铜制品400多件，总重量超过1吨。最奇特、最具古蜀特色的是其中的大型神树、大型青铜立人像和金杖等，专家们推测，古蜀文化中可能带有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文明的因子。

            当然，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有大量的青铜酒器和陶酒器。三星堆青铜酒器种类有：lei、壶、尊、方彝等，其中尊、lei、等酒器，在中原商代青铜文化里属于重器，是用于表示王朝权威和尊严的系列礼器部分。而三星堆这类青铜礼器的造型也很威严，如二号坑的八鸟四牛尊，其装饰文饰表明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陶质酒器特别丰富，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品类繁多。陶质酒器有：
            he、杯、尖底盏、觚、壶等。其中仅瓶型杯数量就达几百件。这种杯极有特色，侈口似喇叭形，束颈，腹壁向上斜收，平底，全器的最大径在底部。器形细长，高低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最高的约13厘米左右，其容量约为100毫升，酷似现在北方盛酒的小瓶。此外还有一种高领罐风格独特。罐高约40厘米，腹部鼓圆，领高口直，十分适宜封口密闭，既可避免杂菌侵入，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下腹部成反弧内收，便于受热；小平底虽不稳却宜于埋在灶坑边的热灰中保温。有学者认为："这种酿酒器皿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它反映出三星堆先民独特的创造性与鲜明的审美个性。

            大量而精美酒器的出土，向人们无声地叙述着三星堆蜀国酿酒业兴盛和酒文化发达的景象，同时也表明了古蜀国农业的发达，表明了古蜀国的文明不亚于当时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

            晚于三星堆文明的酒器在四川其它地方也多有出土。如彭县竹瓦街出土一个西周大陶缸，窖藏有尊、觯（zhi至）等酒器。觯是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一种青铜酒器。史有明记的四川成都平原酿酒的最早记录，是在大约2400年前的战国时期。《华阳国志
            .
            蜀志》说：蜀王移治郫邑后的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这是指蜀国开始仿效西周礼乐制度立宗庙，祭恬（甜）酒。郫邑后来出产一种名曰"郫筒酒"的特色名酒，它可能就是早蜀醴酒的遗存。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校园内，曾出土一把战国早期的错金铜壶，壶上铸有宴乐武舞的图象，更是直观地表现了当时古蜀国贵族们赏乐观舞、举杯豪饮的情形，形象地描摹出当时酒文化的一幅图景。五、"箪醪劳师"的故事浙江绍兴一带，是我国著名的黄酒之乡；绍兴是长江流域、也是全国的酒文化名城。绍兴古时为越国都城，所以当今我国黄酒的代表绍兴酒也称"越酒"。越酒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河母渡文化时期。到战国时期，越酒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可以从有关史料中找到明证。

            《吕氏春秋》和《水经注》记载有一个"箪醪劳师"的故事：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出精兵，出师伐吴。越国百姓以美酒犒军，酒少不够分，勾践令将酒投河，军民一起俯身河畔，迎流而饮，军民受到激励"而战气百倍"。结果，越军一举攻克姑苏，打败吴国，勾践终于报仇雪耻。后来
            ，这故事被称为"箪醪劳师"，而这条小河也一举成名，被称之为"投醪河"、"箪醪河"，亦称"劳师泽"。宋代诗人徐天佑有《咏箪醪河》诗："往事悠悠逝水知，习流尚想报吴时；一壶解遗三军醉，不比夫差作酒池。"现在绍兴城内还有箪醪河遗址。

            这个故事也成为有关越酒的最早文字记载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越国之间为了争霸多次发生战争。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由劣势转为强者，最终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勾践休养生息的具体作法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为了奖励生育，增殖人口，增加劳动力，扩大兵源，越国制定了一条政策："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豕"（见《国语
            . 越语》）。这种把酒作为国家奖品的作法，说明当时酒的生产量一定很大，并且酒的生产与消费已经十分普及。
            妇女生孩子为什么要奖励酒？勾践的这项政策使人联想到一种浙江民间习俗。浙江民间妇女生孩子后，有吃绍兴酒的习俗。据说，用绍兴酒煮鸡蛋、炖鸡可以滋补产妇的身体。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绍兴一带对绍兴酒曾实行过凭票定量供应办法。1961年开始，地方政府采取框定人数的办法：第一类习惯性喝酒的人，每人每月供应1.75公斤；第二类一般性喝酒的人，每人每月供应0.75公斤；第三类少量喝酒的人，每人每月供应0.25公斤。三类人数占总人口50%。而对于产妇则有特殊政策，其用酒保证供应，不受此例限制。我们是否可以猜想，浙江妇女生孩子吃绍兴酒的习俗是不是来源于当年勾践的奖励生育的政策；或者说，勾践的奖励政策本来就是根据当时的民间习俗制订的，那么这一习俗的产生最早就可以推溯至勾践时期之前。越地酒俗文化的悠久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长江酒文化的成熟与发展
            秦汉以后，长江酒文化从她的源头汇入到浩荡奔流的干流，开始了婉延曲折而不断成熟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从秦汉时期开始，名酒产地遍布整个长江流域，形成上、中、下游相互辉映的格局。长江中游的荆楚名酒借先秦余绪，曾领风骚；下游的越酒、上游的川酒更是厚积薄发，脱颖而出。长江酒文化由此翻开了自己近2000年辉煌壮观的篇章。

            一、越酒行天下
            越酒就是绍兴酒。绍兴酒是长江下游酒文化的杰作，也是整个长江文化的骄傲。
            秦汉以后，绍兴酿酒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类中终于脱颖而出，赢得"越酒行天下"的美誉，被世人誉为"中国黄酒之冠"，以至成为我国传统八大名酒中唯一的黄酒品种。

            两汉之际，绍兴酒就已是声名远播的名酒了。《周礼》贾疏引马融注云："今之宜城、会稽稻米清。"绍兴酒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惨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得到改善，酒的产量和消费量日益增加。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对酿酒卖酒实行专卖。这是我国历史上对酒实行专卖政策之始，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酒的生产和消费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其时，按酿酒原料不同，分酒为上尊、中尊、下尊3类，会稽（绍兴）不产稷粟，而以糯米为酿酒原料，所产之酒位列上尊。《汉书
            .
            食货志》记载，官酒的原料与出酒比例是"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即米、曲原料与成酒比例为1：0.5：3.3，与今绍兴淋饭酒的原料与成酒比例相近。

            魏晋后期，永嘉之乱，人口大批南渡，晋室东迁，江南的建康由此成为有名的"六朝古都"，我国古代文化重心开始了第一次南移。当时的谚语云："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随着大批中原人士的进入，会稽的酿酒、饮酒之风也随之大盛。这一现象固然以当时的"尚康乐"为物质基础，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魏晋时代的门阀世袭制度和士大夫阶层对政治的普谝失望，使恣情纵欲在上层社会和文人中一时蔚然成风。中国文化中的享乐精神到此发展到一种纵欲的地步，并在这一时期的酒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晋书》记载了一件当时人"嗜酒"的典型事例：山阴（绍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按《说文》解释，"百二十斤为石"，700石应是84000斤；再按上述米与成酒1：3.3的比例，700石米应得酒27.7万余斤。

            一年有二三十万斤酒喝，还说不过瘾！如此嗜酒的"酒狂"、"酒颠"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动辄一饮数斗的所"名士"中。何谓名士？《世说新语
            .
            任诞》引晋代一位刺史王孝伯的话作了解释："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话不太全面，但也有几分道理。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而饮酒又是他们的一大特色。历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代表。名士之风对当时吴越之地的影响应该是很深的。1960年，在南京西善桥发掘出的南朝古墓中，发现一个墓室两壁的两幅砖刻壁画，是一组以"竹林七贤"和春秋时代的"高士"荣启期为题材的壁画。"名士"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与名士不同的是，另一些深得酒中趣的人力图使酒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饮酒讲究艺术，以酒催发艺术的灵感，从而使酒走入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在我国文化史上展现出一道"文酒风流"的靓丽风景线。千古流传的佳话"曲水流觞"就是一个例证。古代风俗于农历三月上旬巳日，在水滨宴乐，以祓除不祥，称为曲水流觞。东晋永和九年，当时任会稽内史的我国古代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与41个文人朋友聚会山阴兰亭"修祓禊"，也就是诗酒盛会。在酒酣耳热之中，王羲之激情满怀，神思敏捷，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传世墨迹《兰亭序》。全序324字，凡是重复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之"字有一二十个，变化迥异，无一相同，似有神助。酒醒以后，王羲之重新写了好几遍，但终究没有在兰亭集会酒意熏熏时写的那篇好。

            经东晋一代的开发，刘宋时绍兴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山阴县已发展为"民户三万"的"海内巨邑"，人口居全国之首。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绍兴酒已从浊醪演变成"山阴甜酒"。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吾小时夏日夕中绛纱蚊（绦）（tao淘）。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百子全书》本）北齐颜子推《颜氏家训
            .
            勉学》也记载："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奉，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殴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百子全书》本）。清人梁章钜认为，这"山阴甜酒"就是早期的绍兴酒，"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清梁章钜著《浪迹三谈》）
            南北朝时，南方酒业的发展大大胜于北方。据《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魏战争期间，魏太武帝拓跋涛多次向南方的尉"致意求甘蔗及酒"、"酒及橘"，以至北魏撤军后，"复求互市"，由此促使一度中断的南北贸易往来兴盛起来。

            唐代，绍兴酒载入《酒经》，列为贡品。唐初著名诗人王绩写的《酒经》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绍兴酒的风格特点和酿制方法，说明绍兴酒在当时已经是全国名酒。唐时国势强大，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酿酒业相当发达，同时，朝廷对酒的质量要求也颇严。据《唐书》记载，对酿造出售劣质酒者，一经发现，即予定罪。其时的绍兴酒能作为贡品，可见其品质的确不同寻常。

            因为唐代绍兴所产之酒品质非凡、醇香醉人，因而吸引了众多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并喜以"醉乡人"自居。当时并称为"元白"的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就留有相互唱和的诗篇。元稹的《酬乐天喜邻郡》诗云："老大那能更争竞，任君投募醉乡人。"白居易和诗曰："醉乡虽咫尺，乐事亦须臾"于是绍兴在唐代便以"醉乡"闻名于世。

            自中唐"安史之乱"而出现的中国文化重心第二次转移，至五代十国时期已成定局，到宋代，长江文化更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宋时，绍兴酒业的兴隆在长江下游一带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北宋末年，战事频繁，朝廷为了筹措更多的军费，便鼓励酿酒卖酒，以多征酒税。《文献通考》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越州酒课税额在10万贯以上，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以上。可见当时绍兴酒业生产规模远大于其他地方。北宋时，绍兴酒也载入酒经。北宋人朱翼中写的《北山酒经》中，称"东浦（绍兴小镇）酒最良"。
            南宋时，北方南迁的达官贵人云集绍兴、临安（今杭州），酒的消费量大增，绍兴酒业迅速发展，酿酒成为发家致富的热门行业。宋张知甫《张知可书》记载"行朝士子多鬻酒为生。

            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由于"一哄而上"，以致出现"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繁盛景象。随着酒市的日益兴旺，类似今天的"酒文化节"一类的活动在当时也出现了。在明冯时化《酒史》引宋杨炎正《钱塘官酒》诗自注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当时"酒文化节"的盛况："南渡行都有官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秋前卖新，先期鼓乐伎女迎酒穿市，观者如堵。"

            南宋绍兴酒业的兴旺发达，孕育出众多名酒，如竹叶青、瑞露酒、堂中春、蓬莱春等。张端义《责耳集》中记载了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与大臣的一段对话"寿皇（孝宗）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今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从这简短的一问一答中，蓬莱春等绍兴名酒在当时的知名度可以想见。又据清梁章钜《浪迹三谈》说："越州蓬莱春酒，即今绍兴酒"。

            综观宋代三百年，绍兴酒业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规模，产品质量，还是市场知名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有诗为证，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云："东酒之酝，沈酣遍于九垓。"而后世美誉的"越酒行天下"，
            可以说最初肇始于宋代。
            明代绍兴酒业进一步兴隆发达,并远销京师。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一首《初至绍兴》的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绍兴酒业兴旺的景象："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尖履小，士比鲫鱼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家家开酒店，老少唱吴歌。"明代的绍兴酒增加了许多品种，如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豆酒等，其中以绿豆制曲所酿制的豆酒，最有名气。万历《绍兴府志》记载："府城酿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东市盛行，近省地每多用之"。同时绍兴还出现了许多酒坊，知名的东浦"孝贞"、湖塘"叶万源"、"田德润"、"章万润"等，远近闻名。

            清代至民国初年，绍兴酒业更为兴盛，名品迭出，行销海内外，赢"越酒行天下"的美称
            。康熙22年（1684）的《会稽县志》记载："越酒行天下，其品颇多，而名老酒者特行。"绍兴酒很早就有"市酒"和"路庄酒"之说：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酒叫市酒，销往外地的酒为路庄酒。自明代开始，山阴、会稽两县的一些酿坊除销售路庄酒外，还在全国一些城市开设酒店、酒馆和酒庄，实行产销合一，经营绍兴酒批零业务。清乾隆年间，"章东明"酒坊在上海、天津开有酒行、酒庄。后来，随着各地绍兴酒销量日益增大，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绍兴酒酿坊，这种酿坊生产的绍兴酒俗称为"仿绍酒"。清同治年间（1870年前后），就有宁波人集资在汉阳购地建厂，仿制绍兴酒，产品除在湖北销售外，还销往江西、湖南等沿江地区。

            在清代，绍兴酒的品种基本定型为状元红、加饭、善酿三种，花色酒有福桔酒、桂花酒、花红酒、鲫鱼酒等；同时绍兴酒大步走向世界，奠定了自身在中国酒林中的名酒地位。嘉庆《山阴县志》记载，绍兴酒评为全国十大名产品之一。宣统二年（1910），沈永和善酿酒和谦豫萃加饭酒，作为绍兴酒代表，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评，获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发的"超等褒奖"和"特等文凭"奖状。民国4年（1915），绍兴东浦周云集信记酒坊和方柏鹿酒坊送展加饭酒，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一枚，银奖2枚。沈永和墨记酒坊善酿酒获一等奖章。清代时，绍兴的酿酒作坊遍布城乡。光绪年间（1875-1908）山阴、会稽有酿坊1300余家，向官府报捐税数为18万缸，农户家酿约6万缸，年产估计可达74400吨，产量之大，实在空前。一批知名度较高的酿坊也脱颖而出，如东浦的"王宝和"、"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陈忠义"、"中山"、"云集"、马山"谦豫萃"、城区"沈永和"等。清梁章矩《浪迹续谈》记述了清代绍兴酒业兴隆的盛况："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二、甘醪贡于宜城

            秦汉以后，长江中游一带出产的酒统称为"楚醪"，似乎在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唐李商隐《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诗："尚怜秦痔苦，不遣楚醪沉。"同时代的诗人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诗："紫菊馨香复楚醪，奠君江畔雨萧骚。"尤其值得着重说一下的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当时名酒倍出。一些名酒之乡，及所产之名酒，由秦汉至唐宋，历千年风雨，品牌不倒，堪称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

            今湖北宜城，在秦汉时是著名的酒乡，当地生产的"宜城醪"在秦汉时就是饮誉神州的名酒。这在众多诗文中都有记载。郑玄，东汉著名经学家。《周礼
            . 天官 .
            酒正》郑玄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城醪矣。"马融，郑玄的老师，也是著名的经学家。《周礼》贾疏引马融注云："今之宜城、会稽稻米清。"曹植《酒赋》中写道："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缥清。"晋人张华《轻薄篇》记有："宜城九酝（磋）（cuo搓）"。李时珍《本草纲目
            .酒》有解释："酒，红曰（堤）(ti体)，绿曰（酃）(ling零)，白曰（磋）。"晋人傅玄《酒赋》在列举名酒产地时说："课长安与中山，比苍梧与宜城。"《北堂书钞》引妇玄《七谟》说："甘醪贡于宜城。"这些著于名士笔端、载入传世经典的记述，十分清楚地显示，汉代宜城当时是天下著名酒乡，宜城出产的"醪醴"
            是敬献朝廷的贡品，是天下名酒；其知名度之高，在当时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其它酒都难与匹敌。
            今湖南衡阳，在汉代也生产一种称为"（酃）（绿）（lu录）"的名酒。晋代许多诗文对此酒都有记载。张载的《酃酒赋》说："衡阳东有酃湖，醴酒甚美，即谓酃酒。"左思《吴都赋》："飞轻轩而酌绿酃。"葛洪《抱扑子
            . 嘉遁》说："藜藿嘉于八珍，寒泉旨于（酃）（绿）"，"密宴继集，（酃）（绿）不撤。"可以说，这种酒在当时也是极富盛名。
            令人感兴趣的是，跨越历史的长河，上下千余年，直到唐宋时期，这两种长江名酒仍然誉满九州，长盛不衰。
            《唐国史补》卷下列举天下名酒产地十一，名品十三，江汉地区就占其二，"宜城之九酝"和"郢州之富水"赫然在目。这里的"宜城之九酝"，可能与晋人张华说的"宜城九酝（磋）"中的"宜城九酝"是同一种酒。据说，东汉末年，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有一种称作"九酝春酒法"的家酿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遂将此法献给汉献帝。所谓"九酝春酒法"，就是在一个发酵周期中，原料不是一次性都加入进去，而是分为9次投入。这个方法就是在酿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现代称为"喂饭法"。"宜城之九酝"可能也是用这种酿制工艺酿造的。

            唐人提及宜城酒，无不津津乐道，有口皆碑。唐著名诗人孟浩然《九月怀襄阳》："宜城多美酒，归于葛疆游。"《岘山送张去非游巴东》："祖席宜城酒，征途云梦林。"诗人钱起《送魏功曹赴荆南》："碧云愁楚水，春酒醉宜城。"《送衡阳归客》："醉里宜城近，歌中郢路长。"韩（弘）《李司直赴江西使幕》："好酒近宜城，能诗谢康乐。"可见宜城酒在唐代的知名度非同一般，是文人墨客们送客迎宾，飞觞醉月，浅吟低唱时的佳酿。宋代窦苹《酒谱》记载："宋之问诗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阳，古之罗国也。"宋之问为唐初诗人。以深得酒中趣而闻名的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曾吟咏过此酒"白酒新开九酝"（《十拍子》暮秋）。宋代张能臣《酒名记》中，于六个州名下均著录了宜城酒。

            酃酒在唐宋时的仍负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衡州条记载：衡阳县之酃湖，其水"可酿为酒"，号为酃酒。唐太宗李世民《赐魏徵》诗云："（酃））（绿）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为汉武时的酒名，玉薤为隋阳帝时酒名。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示弟》诗："（绿）（酃）今夕酒，缃帙去时书。"唐代学者李善为左思"飞轻轩而酌绿酃"作注云："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

            据史料记载，秦汉至唐宋，长江中游一带的名酒还有不少。《周礼》郑注云："如今（瓒）白矣。"《湖北通志》引《大清一统志》说："汉（瓒）（zan赞）县......出白酒，亦擅。"这是说，汉代在湖北光化一带出产名为"（瓒）白"的一种名酒。到唐代，今湖北钟祥出产一种名酒"郢州春酒"。《新唐书
            . 地理志》贡品项记载，郢州有春酒曲。 唐朝廷曾专门从郢州征招酿酒工匠，为皇宫酿制"郢州春酒"这种名酒。《大唐六典 .
            光禄寺》记载："今内有郢州春酒，本因其州出美酒。初，张去奢为刺史，进其法，今则取郢州人为酒匠，以供御及燕赐"。《唐国史补》记载的名酒中"郢州之富水"，可能与郢州春酒为同一类酒。江西在古代也是出名酒的地方，如"浔阳之湓水"、宜春之"臬酝"。名列《唐国史补》的是"浔阳之湓水"。宜春在唐代称袁州，也是江西的重要文化中心。唐著名诗人韦庄路过袁州，留下了吟颂当地美酒的千古绝唱："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湖南除了（酃绿）外，还有郴州的程乡酒也很有名。

            三、（）（ju举）酱流味番禺
            西汉著名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酱流味于番禺之乡。"（）酱，是西汉时四川南部宜宾一带产的一种用野生水"（）"酿成的酒。"流味于番禺之乡"，是说这种酒在当时就贩运到了番禺（广州），并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白酒类中，今天的四川拥有一批闻名中外的名酒。这种名酒成集团地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也极其罕见。这是四川人的自豪，也是长江流域为中国乃至世界酒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会是偶然的；它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回顾四川的酒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四川都有自己的名酒。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实在是一方产名酒的天生宝地！宜宾一带早在商代就有土著民族()(伯bo)人生息繁衍。其首领因跟随周武王伐纣有功而被封"bo侯"，建"bo侯国"，国都在今宜宾市区。据考证，bo人当时能生产一种"树头酒"。这可能是四川最早能叫得出名字的一种酒。

            从文献资料看，《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华阳国志·巴志》也载有一首诗歌：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佳谷旨酒，可以养母。"这清楚说明，饮酒在巴蜀先民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战国时期，川东（今属重庆）一带出产一种名为"清酒"的名酒。《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秦昭襄王（前306-前251）时期，秦王朝与夷人订立的一个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由此可见，这种"清酒
            "，不仅是特产，并且一定十分有名。这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巴蜀名酒。关于这种"清酒"，《水经注 .
            江水》也有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值得一提的是，巴乡村的这种名产"巴乡清"，一直在川东享有盛誉，直到唐宋，仍是名酒。杜甫七律诗《拨闷》云："闻到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唐代的云安，正是今天重庆市的云阳县。

            秦汉时期的四川名酒，当然应该首推宜宾一带出产的"（）酱"。关于（）酱的发现，还有一段故事：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刘彻派一个叫唐蒙的人出使南粤。南粤在今两广一带，国都在番禺，即今广州。在南粤王的招待宴会上，唐蒙喝到一种被称为"（）酱"的酒，味道很好，便问南粤王此酒产于何处。南粤王告诉他，这种酒产在（）人国一带，是经过夜朗国的
            （zang脏ge哥）江运到番禺的。唐蒙早有打通西南交通，联络各族人民归汉的宏图大志，正苦于这一带山高水险，找不到可通的路径。现在既然知道蜀地（）人产的（）酱酒能够经夜郎国运到南粤，那么就可以断定有一条通道贯穿其间。唐蒙返回长安后，上书汉武帝，建议开通夜郎道。汉武帝欣然同意，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唐蒙不负使命，经千难万险，开辟道路两千余里，为汉武帝统一西南作好了交通准备。这个故事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故事中的"（）酱"理应是四川历史上最早的第一大名酒。

            西汉末年蜀人扬雄在《蜀都赋》中列举蜀地名产时有一句"（）酱酴清。"章樵注曰："酴清，酴(tu途)
            （mi米）酒。"这说明当时的名酒还不止（）酱一种，"酴清"也是一种与（）酱齐名的名酒。
            汉代蜀地酿酒工艺日趋成熟、技术明显提高，是名酒迭出的重要基础。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蜀人作酴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二斤，密泥封至二月冻释，发漉去滓。"说明当时酿酒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科学化、规范化。另外，杨雄在所作《方言》一书中，记有"
            （ku库）"、" （cai才）"、" （hua华）"" （pi批）"、" （蒙meng）"、" （guo果）"、"
            （mou谋）"等名称。这众多的曲种表明当时酿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相当善于利用曲来酿酒。
            名酒迭出，意味着酒文化的丰富多彩。众多出土的历史文物展示了蜀地摇曳多姿的酒文化图景。宜宾尚存的（）人悬棺岩画，描绘了边击鼓边歌舞边饮酒的场面。宜宾出土的一个"沽酒陶"，身着奴仆衣装，手提陶酒罐，神采奕奕，似乎是入市沽酒而归，喜形于色。泸州汉墓中出土了一块《巫术祈祷图》，画面正中是两个峨冠巫师，正举酒祭祀，生动展示了古人"以酒成礼"的习俗。这一类出土的画像砖、浮雕石刻在四川为数不少，如"厨炊宴饮图"、"宴饮欢乐图"、"宴饮舞乐百戏图"、"夫妻饯行图"，等等。最令人琢磨深思的是四川新都县和彭县先后出土的两方东汉晚期画像砖。这是一幅酿酒图，描绘的是造蒸馏酒的生产过程。

            从画面看，与今天四川农村酿酒作坊所用的"天锅蒸馏法"十分相似。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么四川就成为中国白酒的最早诞生地，并且将中国白酒诞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至少1000年。

            唐宋时期，四川的酿酒业更是兴旺发达。这一方面是缘于良好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推动。唐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财富来源大部分依靠长江流域各地。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四川膏腴的土地、繁富的物产，培育出唐宋两代灿烂的蜀地酒文化。

            唐宋时期，四川名酒迭出，并孕育、催生了一批当今名动中外的四川名酒。
            当今名酒"剑南春"的出产地四川绵竹一带，在唐宋时就是名酒之乡。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中记载了当时闻名天下的名酒，其中产自四川绵竹一带"剑南之烧春"便名列其中。唐时绵竹属汉州管辖，当时的汉州还产一种名酒，叫"鹅黄"。大诗人杜甫有一首题为《舟前小鹅儿》的诗，赞誉过这种酒："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方舆胜览》也有记载："鹅黄乃汉州名酒，蜀中无能及者。"南宋大诗人陆游对鹅黄酒也曾大加赞赏。在《游汉州西湖》一诗中，他赞咏道："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酝避鹅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首题为《蜜酒歌》的诗，诗前小序中说："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杨世昌，绵竹人。他到黄州看望苏轼时带上了自己特制的这种"蜜酒"。这种颜"鹅黄"，有似蜂蜜，"绝醇酽"的"蜜酒"，估计就是"鹅黄"酒。

            在四川南部的泸州、宜宾一带，唐宋时出产有名的春酒和荔枝酒，曾倾倒过无数文人墨客。杜甫赞美过它们："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见《宴戎州杨使君东楼》，戎州即宜宾。）唐代酒坛名士郑谷，在赴泸州途中为美酒所熏染，留下一句千古绝唱："荔枝春熟向渝泸"。有人考证，这荔枝春酒是一种荔枝香型的烧酒。宋代大诗人黄庭坚为荔枝酒所折服，留下了极尽赞美之词的诗句。他的一首《廖致平送荔枝绿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酒亦为戎州第一》诗云："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

            （po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品此胜绝味，惟有老杜东楼诗。"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七夕至叙州（即宜宾）登锁江亭》诗中也有赞颂："我来但醉春碧酒，星桥脉脉向三更。"
            此外，地处成都以西20公里的郫县，当时也出产一种名酒"郫筒酒"。杜甫有诗云："酒忆郫筒不用沽"，并称其为"蜀酒浓无敌"。陆游在惆怅时思念郫筒酒："安得连车载郫酿，金鞭重作浣花游。"（见《到严十五晦朔郡酿不佳，求于都下，既不时至，欲借书读之，而寓公多秘不肯出，无以度日，殊惘惘也》）

            唐宋时，四川南北酒业盛况空前，这在文人们的笔下多有记载。唐代诗人张籍描述成都南门外大桥的诗云"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陆游则留下了"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的诗句。当时的泸州，在文人的笔下简直就是一座酒城。黄庭坚因贬谪，在泸州住了半年。在《山谷全书》中，他描绘了当时泸州酒业的兴隆：州境之内，作坊林立。官府士人，乃至村户百姓，都自备槽床，家家酿酒。而且民间所酿，比官家酿制要更好更美得多。与其他州县粮食匮乏的情形比较，他不禁吟咏道："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江阳，即泸州。苏东坡的好友唐庚描述泸州的景象是："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这些诗句，至今读来，仍使人仿佛看到古泸州满城醇酒飘香，到处流光溢彩的繁盛景象。
            宋代酒史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说，它在中国酒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当时的四川等地已经比较普遍地掌握了烧酒制法。《宋史 .
            食货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罢（榷沽之制），仍就（由官府）卖曲。自是，唯夔（kui
            奎）、达、开、施、泸、黔、涪、黎、威州、梁山、云安军不禁（民间酿酒）。自春至秋，酤成即鬻(yu
            玉)，谓之小酒，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三钱，有二十三等。凡酝用秫、糯、粟、黍、麦等。及曲法曲式，皆从水土所宜。"这里所说的"小酒"，是米酒；而"大酒"则无疑是一种蒸馏酒。"大酒"要经过"酿"、"蒸"和半年的贮存，方"候夏而出"。如果这种酒的酒精度不高，便不可能长久储存。

            在唐宋繁盛的基础上，经元代长达半世纪的定蜀战争的摧残，四川的酒业，在明清两代更加兴旺发达。以"泸州老窖"为代表的四川名酒系列，在这个时期孕育、诞生；川酒的声威由神州而达于海外。

            明清两代是四川酒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当今许多雄视天下的四川名酒，或直接产生于这一时期，或直接脱胎于这一时期。中国名酒泸州老窖大曲就产生于明代。在今天四川泸州曲酒厂一车间所在地--泸州南城营沟头，有一排外形象大圆馒头、整齐排列的陈年酒窖，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泸州"三百年老窖"。1958年，当时的国家轻工部委托四川省人民政府，组织来自全国的有关专家，对老窖窖龄进行了半年多的专门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老窖建成的时间当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也就是说，这些酒窖窖龄不是300年，而是400年以上。这足以证明,早在400年前的明代,这里就酿制老窖大曲酒了。

            此外，还有一只瓷酒罐可以佐证。这是一只乳白色筒形粗瓷包装酒罐.罐子正面,通行竖写着5个大字:"三百年老窖"。背书："豫记温永盛曲酒厂"。这是一位祖孙三代都在泸州曲酒厂酿酒的老酒师捐赠出来的。"豫记温永盛曲酒厂"是泸州曲酒厂的前身，厂主姓温。据温氏11代传人温筱泉先生回忆：温家祖籍广东,雍正七年（1729）迁到泸州，世代开设酿酒作坊。同治八年（1869），温家九世祖温宣豫从泸州"舒聚源"酒坊买下10口陈年老窖，改名"豫记温永盛酒厂"。民国改元（1911），温筱泉继承祖业，将酒厂名改为"筱记温永盛曲酒厂"。这段回忆证明，这只标明"三百年老窖大曲"的瓷酒罐是1869--1911年之间的包装物。往前推300年，老窖大曲酒的生产至少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了。

            今天香飘四海的"五粮液"酒，也直接产生于明代，只不过当时是"杂粮酒"名世。象泸州曲酒厂这样的明代明清两代的文人墨客，对川酒的醇美和酒业的兴盛也多有吟颂。嘉庆九年（1558），状元杨升庵到泸州，唱出了"江阳酒熟花似景，别后何人共醉狂"赞歌。清代诗人张船山一句"衔杯却爱泸州好"，打动了不知多少酒客文人的心。诗人张问陶的诗句"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红处一江明"，则生动展现了当时泸州酒楼林立、酒业红火的繁荣景象。

            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在民国初年，四川美酒第一次走向世界，誉满天下。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机遇，上万种中国商品参加展览。参展的中国酒类中，有50个品种获奖，四川泸州酒厂的泸州老窖特曲、宜宾五粮液酒厂的五粮液（当时名为"杂粮酒"）都夺得金奖。同时夺得金奖的长江流域的酒还有，贵州仁怀茅台酒厂飞天牌茅台酒、江苏泗阳县洋河镇的洋河大曲，以及上面已经说到的绍兴东浦周云集信记酒坊和方柏鹿酒坊送展的加饭酒。这是我国酒类走向世界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当获奖喜讯传到国内，各厂家无不喜气洋洋，全国同胞无不群情振奋。长江流域的名酒为宏扬中国人民的志气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