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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道教的人生观，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贵己重生”思想源于先秦杨朱学派。杨朱派的思想纲领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他们认为：人所追求的首先是个人自身的生存，一切客观。事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其是否有利于保全自身生命的存在。如果拿外在的“物”或“天下”与自身相比，论其轻重，则自身的生命为重，而身外之物和天下为轻。因此保全自身生命，使之不受名利物欲的牵累和损害，这是首要的行为准则。显而易见，这种“贵己为我”、“轻物重生”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杨朱派公开宣扬个人利己主义的学说，提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口号，与儒家的仁爱说和墨家的兼爱说大相径庭，因此受到圣人之徒孟子的严厉批评。但这种思想并非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不是放纵自我感官情欲的享乐主义，而是一种合理的个人主义。杨朱派的人生观是利己而不损人。所谓“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不仅不损害他人，而且对自我的感官欲望也要节制，使之不伤生。所谓“耳目鼻口(之欲)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不仅要节制感官享乐，而且要重视生命的完全和尊严感，不要苟且偷生。《吕氏春秋，贵生篇》载杨朱派学者子华子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迫生，就是人的情感欲望都不能得其所宜，被迫屈服含辱而生。这样的“迫生不如死”。只有保全自我本性不受污辱，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迫生不如死是子华子的思想，杨朱本人可能没有这样说过。杨朱派的基本观点还是要保全个人的生命。这种轻物重生思想的流行，有其历史背景。杨朱派处于诸侯剧烈兼并的战国时代。当此战乱之世，少数权势者称雄争霸，而多数弱小民众的个人权益乃至生命则随时可能被无端剥夺。人们的思想因此而迷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保证个人的生命和本性不受外来的侵害？杨朱学说代表了当时的隐士阶层，即下层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他们虽有知识而无权势财富，不满战乱争夺的现实，但又无可奈何，因此要退避自保。他们要求维护个人自然的生存权利和真实本性，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既不想为谋取名利和身外之物而危害自身，也不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牵累自我。为了全性保真，必须清虚自守，不去参与权势名利的争夺，尤其不能受统治者所悬赏的名位和物利的诱惑。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虽有自私狭隘和消极保守的局限性，但与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同的。
杨朱派的学说对庄子有重要影响。庄子悲叹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生存的无保障和精神不自由，因此吸收了杨朱派贵己重生的思想，强调要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不要“以身殉物”。只有放弃对名利物欲的追逐，才能避免为物所累。但是与早期杨朱派不同，庄子所要保全的不只是人的肉体生命，更重要的是保全人的精神自由。庄子认识到：人生的自由快乐和生命的永恒，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所以对自由和永生的愿望，最终只能落实为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在精神上超越自我而达到“逍遥”境界。因此庄子主张忘我、无待。他对生死有极为透彻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气的聚散和自然现象。因此不必为生命的短暂而忧伤，为死亡的必然而悲哀。
杨朱派与庄周派的人生观，对后人都有重要影响。魏晋之际，天下分裂动乱，礼教沦丧，生灵涂炭，士族文人痛感人生悲凉，功名利禄不可久恃。因而道家思想复兴，形成魏晋玄学思潮。神仙道教在士族中也有不少信徒，养生避世，服食仙药成为当时贵族社会的风气。庄子主张顺任自然，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越的人生观，对魏晋玄学家影响极大。特别是玄学名士嵇康和阮籍，更倾慕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描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顺天和之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中表达了同样的理想：“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他们都认识到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个人只有投身于无限的自然物化之中，与无生死无始终的道体融合为一，才能解脱生无所系、死无所归的恐惧和感伤。嵇康对长生问题也颇为关心，《晋书·嵇康传》说他“常修服食养性之事，弹琴吟咏，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着《养生论}。”
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代表玄学激进派的人生观，而《列子》书则表达了当时玄学颓废派的人生观。他们也受庄子思想影响，认为生死寿夭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命运，人生短暂可悲，功名不可久恃，无论生前名声显赫或是声名狼藉，死后都同样化作腐骨。既然如此，又何必为生时虚荣，死后浮名所系累呢？所以《列子·杨朱篇》主张及时行乐，放纵耳目口腹之欲，认为这是符合“自然”的行为。他们的人生格言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只管生前享乐，不必顾及死后名声，也不为养生长寿或追求长生不死而劳神费力。《杨朱》篇反映了部分魏晋士族(如刘伶、谢琨等)腐朽堕落的人生价值观，他们歪曲理解道家顺任自然的思想，以为动物性的人欲就是自然，因此由悲观厌世变为纵欲混世，由人性觉醒而归于泯灭人性，疯狂发泄兽性。
魏晋士族文人对人生的态度是多样的。同样禀承道家宿命天定，自然无为的思想，着名道教学者葛洪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葛洪对现实人生的短暂悲苦也深有感触，然而他没有因此厌弃人生，故作旷达超脱或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坚韧的追索着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生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之于我，利莫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正因为生命可贵，所以上自帝王，下至百姓，莫不欲长生不死。这种愿望合乎天意，本于人情。从爱惜生命的立场出发，葛洪尖锐地批评了庄子和某些魏晋玄学家不信长生，在生死问题上无所作为的观点。在《抱朴子内篇》书中，葛洪反复论证神仙可学，长生可求。认为人之性命不完全取决于天命，人类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改变生死命运。只要勤学苦修神仙方术，就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夺天地之造化，制天命而永生。《黄白》篇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这是呼唤人类战胜自然命运的赞歌。
道家所谓的“天道自然”，含义复杂，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将自然看作纯粹客观的天地万物演化过程，人类只能随顺自然变化而无所作为；其二是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可以主动地适应自然变化，掌握其变化法则，参与物化。自庄子以来道家学者中，有片面理解自然无为的倾向，消极因顺自然而看不到人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不利的客观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正因为人类具有不屈服于命运安排，敢于向自然挑战的精神么？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徒，纠正了对道家自然观的片面理解。他们从爱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长生可为，方术有效，主张为追求长生而积极探索自然和生命的秘密。葛洪所追求的长生成仙固然是虚幻的，人类的技术条件至今还远不能克服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将生命延至永恒。但是葛洪反对消极顺应自然，敢于向世俗认定的常理挑战，并认真总结和研究秦汉以来神仙家的养生长寿方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正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品质么？在中国历史上，葛洪及后来的许多道教学者之所以能在医药养生、化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正是与他们对人生执着眷恋，对生命奥秘的不断探索分不开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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