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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孟君 当人或事物处于蒙昧阶段，启蒙就成为一个正当其时的重要任务了，如何启蒙，或者说是治蒙之道，就是接下来的重要话题了。 易经蒙卦（如图）在“初六”爻辞中就“治蒙之道”这样说道：“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易经六十四卦，每个卦由上下两个单卦各三个爻构成，这六爻的爻位，自下而上依序是初、二、三、四、五、上。 易经符号阳爻“?”统称作“九”；阴爻“?”统称作“六”。蒙卦由下上数第一爻序位是“初”，又是阴爻，就称作“初六”。 蒙卦“初六”爻辞含义是：启蒙，适宜用刑罚来规范人，以此来摆脱桎梏。但长此而往，则会困难。 这里，“发蒙”，即启蒙。“利”是利于之义。“说”，同“脱”，免除之义。“桎梏”，拘系所用的脚镣手铐。“吝”，困难。 对此，宋代大儒程颐解读道： “初以阴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发之之道。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徳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则可吝。”（程颐《周易程氏传》） 程颐详细解读了“治蒙之道”，他认为，蒙卦“初六”之爻，为阴，昏昧而居于下面，喻象下民的蒙昧。此爻所言的是启蒙之道。启发下民的蒙昧，应当明示刑罚禁令，使下民知晓畏惧，如此之后再加以教导他们。自古圣王治理天下，也是设置刑罚以整治百姓，昌明教化以改善风俗。刑罚制度建立之后，教化方才得以推行。虽然圣人崇尚仁徳而不擅用刑罚，却未尝偏废“刑罚”、“教化”任何一方。所以为政之始，立法居先。 另外，治蒙之初，以刑罚威加，使蒙昧者摆脱昏蒙之欲的控制，良善的教导才能深入蒙昧者心中。即使其内心未能明晓道理，也因畏惧而服从，不敢任其昏蒙之欲肆意扩张。如此之后，逐渐知晓善道而改变其非分之心，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了。 但是若仅仅用刑罚来治理天下，则蒙昧者虽然畏惧却终究不能得到启蒙，只是苟且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这样，治理国家、教化民众也不可能得以成功，所以，仅以刑罚治理社会，将会陷入困境之中。 这里，程颐首先强调刑罚于启蒙之初的重要性，但同时还要跟进教化。如果仅仅依凭刑罚，会使社会治理陷入困境。 南宋贤儒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说：“人之昏蒙，不教而诛之，可乎？盖人之不善，始发而绝之则易为力，待其已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张栻《南轩集》） 张栻认为，对于蒙昧者，为什么要在启蒙之初就动用刑罚呢？是因为人之不善，在萌发之时根除较为容易使力，等其已经发展而后再去禁阻，就会因抵触而难以制胜。 另外，程颐还认为，“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周易程氏传》）。立法制刑，其实也是一种教化，后人论及刑罚，往往忽视“教化”也是“刑罚”的题中之义。 可见，刑罚，是为了更好地教化，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教化。 那么，刑罚之治，如何实施较为合理，朱熹建议，“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治蒙者当宽慢”（见清纳兰性德《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启蒙之道，应当痛惩违法者，同时也要暂时宽赦他，以观其后的表现，适宜宽慢的策略。 大诗人苏东坡则说：“所以发蒙者用于未发，既发则无用，既发而用者渎蒙也；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则说，既刑而不说者渎刑也。”（《东坡易传》） 诗人认为，启蒙，要作用于未启蒙之时，之后就无所作为了，若再三启蒙而不通，心意不诚，就是对于启蒙的亵渎了；同理，刑罚，要作用于没有违法之时，发挥威慑作用。已经施行刑罚之后，就应该使其他人免于违法，如果施行刑罚，却不能使其他人免于惩罚，就是对于刑罚的亵渎了。 这里，其实是说明刑罚的意义不是在于使人受到惩罚，而是在于使人免于惩罚。刑于未刑，才是刑罚的真谛！ 这就好像时下常言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针对腐败的防范机制，才会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问题发生了，最后只有“惩戒”这唯一手段了。 孔子就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对于为政的看法是，如果用政令训导、刑罚整治来管理国家，民众则只有逃避之心，而无羞耻感；但若以仁德教化、礼制规范来治理天下，民众就会具有羞耻之心，而且归于正道和善道。 可见，德礼、刑政，均为为政之道，却有本末之别，法治本于礼治、助力礼治，社会大同，必将是一个法礼并治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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