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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一方面要求女子守节，另一方面嫖妓宿娼又大为盛行，一些道学先生竟常是妓院的座上客，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虚伪可能莫过于此了。明代的《雪涛小说》中有一个说法：“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这充分反映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男于视女子为玩物的畸形心理。女子可以做妻、妾、婢、妓以及偷情者供男于发泄性欲，但其身份是不同的：妻到底是“明媒正娶”，即使侍奉丈夫，也还有一定的身份；妾就差得多了，但大户人家的妾也还有人侍候；婢（奴）当然是在最底层，供男人任意作践的，但是也只供主人或少数人作践；只有妓女，是最卑贱、最可怜，“千人骑，万人骂”，是所有男子的玩物与性工具。敦煌曲于词《望江南》描写了妓女内心的痛苦和自卑自贱的心理：“莫攀我，攀我太心偏。 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妓女的确是路旁之花，河边之柳，任人攀折；所谓“恩爱”，只不过一时供男人玩弄。有多少人把妓女当人呢？在人类历史上，性畸形的现象很多，其中娼妓间题特别值得注意，它最典型地反映出女子沦为男子的性工具与玩物；它存在的时间很长，贯穿了人类整个文明时代，直到现代；它的散布面很广，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娼妓问题；娼妓制度的存在十分顽固，古往今来许多国家对它都①《坚弧集续集》。是禁而复炽，至今它似乎还有“生命力”。 我国关于娼妓有确实文字记载的是在春秋战回时期。当时的贵族已开始蓄养妓女，称之为“女乐”。“女乐”除了供主人玩乐外，还需陪客人，并可作为礼物送人，诸侯之间，经常一送就是几十个。关于封建贵族们和女乐玩乐的情形，楚国的大诗人宋玉在《招魂》中描写：土女杂坐，击鼓敲钟，吹竿弄瑟，奕棋赌博，酗酒不已，日夜寻欢。那些饮酒饮得脸红红的妖艳女子，长发飘甩，眼神流盼，女乐们疯狂地跳起舞来，房子都震动了，士女们怪声呼叫，日以继夜。当然，这只是妓女的雏型。在古代中国，正式设立娼妓制度的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大臣管仲，他曾设“女闾七百”。“闾”是巷口的门，“女闾七百”就是说街上住着700家妓女。《战国策·东周策》提到“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川，此即花粉钱之始也。”①管仲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似乎有些巧合的是，西方正式设置妓院始于古希腊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但管仲的此举要比梭伦早半个世纪以上。 位于南方的越国，也是最早设置妓院的国家之一。《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末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这就是说，越王勾践将要攻打吴国，为了“鼓舞士气”而“劳军”，将失去家庭的孤寡女子和有过奸淫劣迹的女子都集中在一个山上（后名它曰“独妇山”），用以慰问军士以及一些单身远离乡土的男子。到了战国时代，城市已进一步兴起，许多诸侯国的都邑都设有妓院，秦国还在军队驻地附近设置妓院，名曰“军市”，主要是慰问军队，但谁都可以去。中国古代的妓女有许多不同的种类：1.宫妓是被蓄养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她们往往数以万计，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份的宫女与大批歌舞伎。她们由宫廷供给衣食，生活条件很优裕，也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但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能得到“恩宠”的机会是很少的。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幽闭深宫，缺乏人身自由，而且青春虚度，性欲和爱情得不到满足。2.官妓官妓和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在于服务对象不同，宫妓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可以做人情，或命官妓招待某个过境官员以侍寝，或给某个朋友狎玩。这是官妓的义务，她们只能随人支配，不得拒绝，也不得收费。不过，狎玩她们的官员有时送她们一些财物，类似现代的小费。有的出类拔萃的官妓往往被较高级的官员所独占，有些官员还会因争夺某个名妓而争风吃醋。3.营妓营妓有些类似官妓，但她们是对兵将提供性服务的，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可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某将帅所独占，成为变相的姬妾。有些兵将杀人如麻，野蛮粗暴，所以有些营妓的处境更为悲惨。例如在唐代，岭南的营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们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们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 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所以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4.家妓家妓属于官宦、豪富的家庭，只为主人及其家属服务，属于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营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绎的8名女乐。两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流传至今的一幅名画——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绘。这幅画的内容是 表现南唐时中书舍人韩熙载和他蓄养的众多家妓饮酒作乐、放荡不羁的生活。韩熙载当时身居高位，权势炙手可热，见疑于上，于是他故意装出一副耽于声乐女色、胸无大志的样子来。但是不论怎么说，这幅画对描绘贵族、官僚蓄养家妓之盛有一定的代表性。家妓是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里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只是工具。历史上曾记载有些官僚、贵族在冬天手冷，不近火，反而伸进家妓的怀中取暖，称之为“肉暖炉”；在冬天叫一群家妓围住他，叫“肉屏风”；吃饭不用桌子，而叫家妓手捧菜肴，站在周围，叫“肉台盘”；吐痰不用痰盂，而叫家妓以口接之，叫“香痰盂”。至于以家妓出售、赠人、换马以至任意虐待与杀害的事就更多了。5.歌舞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都是以服务的对象分的，如以妓女的行业来分，则又可以出现歌舞伎这一类型。与单纯卖身、供男于发泄性欲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为主人提供声色服务，当然，有时也要提供性服务。在中国古代，歌舞伎代表了当时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这是妓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歌舞伎了。 如“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①；在春秋战国时，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①；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③；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妹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④；可见情况十一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⑤。到了汉朝，也是同样，“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⑥到了隋、唐，隋场帝设教坊乐舞制度，“增益乐人至三万余”⑦。唐玄宗设立“梨园”这一乐舞机构，这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到了五代十国，蓄养歌舞伎较多的是前蜀、后蜀与南唐等。蜀王写有一首宫词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人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明头各自请衣裳。”可见教坊常表演队舞，并且常从宫外妓院中搜选妓女入宫参加表演。南唐据险占领富饶的江南之地39年，后卞李煜多才多艺而又纵情声色，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⑧，终日和妃嫔宫妓一起填词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之时，还写了《破阵子》词，中有“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可见他是多么恋恋不舍。6.私妓这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是属于少数官僚、贵族、地主所有，不是对某一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而是面对社会上所有男子；主要不是以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而只是满足男子的性欲而已。私妓的出现与发展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货币流通加快了，人们就会越来越多地从事金钱和肉体的相互交易；人口流动增加了，一些商人、游民、手工业者以及散兵游勇等要解决临时的性饥渴问题；而且，社会不安定，战乱、剥削也使一些妇女被迫卖身。六朝以后，私妓在当时中国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的城市中开始活跃起来。“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朝发襄阳城，暮至大①《管子·轻重甲》。③《晏子春秋》。 ⑤参见《说苑》卷二十五和《史记》卷六。 ⑦《隋书·裴蕴传》。 ②《吴越春秋》卷一。 ④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 ⑤《汉书·元皇宫传》。 ⑧《通鉴长编》。 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①。 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妓女之盛。“鸡停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②。则反映出当时嫖客之盛，妓女应接不暇。中国古代的娼妓，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宫妓、家妓居多，而到了唐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情况下，妓业也大为发展，营业层次广泛的私妓也越来越繁荣了。唐代的性风气比较开放，从官到民都不把嫖妓看成是什么问题，官吏宿娼不仅不受谴责，还被视为风流韵事。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有一项活动叫“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名俊少者，使之骑马到长安各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探花郎。在探花宴上，通常有妓女侍奉助兴。 唐代著名的诗人韩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帛寄贺”，韩 收到这礼物后赋七律一首，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文不胜枚举。“唐人尚文好狎”③，这是当①《玉台新咏·襄阳乐》①张端义：《贵耳集》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如此之盛，而朝廷毫无禁令，实在令后人吃惊。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④。唐代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例如唐代无论是壁画、版画和雕塑，都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在唐代画工和雕工手下，庄严肃穆的菩萨、天女，一个个容貌秀丽、体态丰满、红唇洁齿、顾盼流光，甚至以半裸的姿态出现。据《京洛诗塔记》确认，唐代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就是一个贵族家的妓女肖像。敦煌莫高窟中的一些伎乐菩萨，实际上都是歌舞伎的形象。流传至现代的还有一种古钱，这是在唐末与五代开始流行的，它的正面镌刻了“风花雪月”四宇，背面则有四种不同体位的男女交台图形，叫作“春钱”，又叫“堂子钱”，因为它多在妓院（堂子）中供把玩用，或作为嫖客已付钱或已嫖了一次而交付的“筹码”。这种“春钱”直至清代，历代都有铸造。到了宋代，朝廷对文臣武将的控制比前朝严格得多，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生活上都是如此。在北宋仁②《玉台新咏·浔阳乐》④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宗前后就对官吏狎妓加以限制，违者要处以严厉的处罚。可是，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代那么宽松，尚未发生皇帝外出嫖妓的事，而宋代既对官吏嫖妓加以处罚，而皇帝却又带头嫖妓。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风流皇帝宋徽宗，他“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①“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②清人史梦兰在《宋艳》诗中写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帅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即是指此。皇帝享有三宫六院，妃嫔以千万计，为什么还要微服外出嫖妓？那只有用畸形的求新、冒险、猎奇、神秘心理来解释。宋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统治者生活腐化，不仅是皇帝纵情声色，狎妓淫乐，而且一些权臣如贾似道、王黻、秦 等，也无不狎妓淫乐，腐化已极。据《宋史纪事本末》载：贾似道“恃宠不检，日游诸娼家，至夜即宴湖上。” 更奇怪的是，上黻“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惧与民问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明邪狎呢。”③他连住室都要模仿妓院①宋人无名氏：《李师师外传》。①《靖康遗录》。 而筑，对嫖妓宿娼的迷恋可谓登峰造极了。 在唐代，尽管私妓（市妓）已有所发展，但宫妓、官妓是最多的。到了宋代，数量和规模最大的却是私妓，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简直成了私妓的世界。宋代国力转弱，宫廷已无能力象唐代那样蓄养几万名宫妓和宫廷艺人，到了南宋，索性把宫廷艺人取消了。而且，由于宋代开始禁止官吏宿娼，地方官妓的职能逐渐向私妓转化。到了元代，地方官妓基本上和私妓（市妓）合二为一了。每一个朝代在兴起时，总要汲取一些前朝覆亡的教训，整顿吏治，以求统治长久。到了明朝初年，朝廷又要禁止官吏嫖妓了。明太祖起初曾设官办妓院，但后来鉴于有些官吏沉溺于此，政多废弛，于是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罪并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④这种处罚是够重的了。但是实际上法令是一回事，真正贯彻又是一回事。《尧山堂外纪》记载，明朝初年有身居阁老高位受人尊崇的“三杨”（杨十奇、杨溥、杨荣）有一次狎妓侑酒、与妓女调笑的事。明朝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还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山东②《东城杂记》。④王崎：《寓圃杂记》卷一。 聊城地区有个名叫傅金沙的官员，以“义采风流，为政守洁廉”著称。有一次，友人王百谷请他来家小饮，酒酣时王叫出一个藏于后室的名妓陪傅“上床”，这一来傅和王就常来往了，而且徇私帮了王许多忙。也是在万历年间，有个叫邢子愿的御史在苏州判一个财主潘璧之狱，潘璧的妻子刘八曾是金陵名妓，也牵连进去了。邢在堂上被刘八的姿色迷住了，就和刘八秘密地订了个协议，从轻发落她，但他离任后要和她相好，后来果然这么做了。明朝中叶以后，妓女越来越多了。《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 当时妓女之盛，首推南京、北京，这是当时两个最大的都市。其他一些地方，如大同的“婆娘”杨州的“瘦马”都很有名。《五杂俎》记载：“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除了一些“正规”的妓院，还有一些“非止规”的私娼，五花八门，什么样子都有。《梅圃余谈》云：“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 并且描述说，室中无窗洞开，在靠路的墙上开几个小洞，丐女打扮好了，裸体躺在屋内，口哼小调，并作种种淫秽状。有些年轻男子从洞外向内偷看，引起了性冲动，就叩门而入，几个丐女裸体上前，被挑中哪个人后，投钱七文，就携手“上床”。可见，后人称妓院为“窑子”，称匆匆忙忙地行淫为“打钉”，是明代已有的风气了。清朝初年的禁娼，从政治、军事上看，清朝初年几个皇帝顺治、康熙、雍正都是有一些作为的。他们首先取缔官妓，这几个皇帝都下过诏令，禁止以良为娼，对误落平康者许平价赎归。特别是在雍正年间，持续推行颇得民心的“除贱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使卖良为娼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这对于乐户作为一个阶层从苦难中解脱和控抑城市娼妓业，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可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娼妓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原囚的，只要它所产生的土壤未被铲除，娼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清初朝廷虽然三令五申地禁止以良为娼，雍正虽然废除了一千多年的乐籍制度，但是这些封建统治者既未对众多妓女除籍为良后的生活出路做安排，也末对孳生娼妓的社会土壤予以铲除，于是过了不久，“解放”后的妓女中有不少人因迫于生计只好又重操旧业。加上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于娼妓的活动也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甚至亲自召幸过女伶昭容和雪如，于是，娼妓又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了。后来，同治皇帝经常微服外出押妓，在历史上更是出名，甚至有他因染上性病而死之说。在清代，妓女最盛处是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 这些地方都在江南，水土气候好，素多佳丽；交通发达，商业繁盛；而且晚明时代这些地方妓业就很繁盛，虽经清初战乱的影响和抑制，恢复起来却很容易。北京是京师之地，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对禁娼掌握很严，可是到了咸丰时，妓风也大炽起来，“胭脂胡同相同，家是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①当时广州一带，妓女也很盛。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卷。 清初妓馆多设于沙面，其地积沙而成，妓女以板筑屋，和茅寮差不多，所以叫“案”。广州还有所谓“珠江花舫”，即以船肪载妓女，游泊于江，嫖客或在舫上饮乐，或在舫上嫖宿。清末广州已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来往较多，嫖妓者也多。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度震撼全国，这支农民革命队伍也曾严厉禁娼，开始时颇有成效，但随着起义的失败也消失了。其实，即使起义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禁娼也不可能持久，有些起义将领到了后期不是也广置宅第，美女如云，腐化起来了吗？中国的妓女有许多来源，总的看来都是暴力与金钱逼迫下的产物。这些来源有：一是俘虏。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战祸频仍。先是诸侯兼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就灭亡了。汉朝又是连年征讨，以后是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袭扰黄河流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动荡不安，胜则为王，败则为寇、为俘虏，一些被征服了的民户也被徙为“杂户”、“营户”，并世代相袭，即使换了朝代，仍然要做奴隶，永无出头之日。这些“杂户”和“营户”的女儿可以被任意集中起来，作为各种形式的妓女，供男子蹂躏。这种野蛮的制度直到清雍正年才被废除。二是罚良为娼。在中国古代，一向是“一人犯法，罪及妻孥”的，“诛三族”、“诛九族”、“满门抄斩”都是如此；其中还有一种是一人犯罪当诛外，其子孙辈中男的发配边疆为奴，女的送入娼门为妓女。《隋书·刑法志》上说：“梁制：大遂者，母妻 妹及从坐者，妻子妾女，同补奚官为奴婢。其劫盗者，妻子补兵。”又说：“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这里所说的“奚官”就是为娼，“补兵”就是补入营妓的行列。 这些“罪人”、“犯人”并不都是坏人。例如明成祖朱棣篡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位，遭到不少文臣武将的反对，如铁铉死守济南，予朱棣的军队以重创，最后城破被害。方孝孺拒绝为朱棣写诏书以示天下，在宫廷上痛斥朱棣，最后也被残酷地杀害。他们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忠臣，而妻女却被发放教坊为娼。铁铉之妻在妓院中被蹂躏至死，朱棣居然还下圣旨叫抬出去喂狗，这真是野蛮极了。女子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事例在古代并不少见。三是卖良为娼。这种现象在唐代以前不多，到了宋、明就越来越泛滥了，这和商品经济发展、小农大量破产、贫富两极分化有很大关系。如《五杂俎》和《陶庵梦忆》中说到的“扬州瘦马”，多是良家女子，父母迫于生计，把她们卖给别人为妾为婢，或卖入妓院为娼。在买方与卖方之间，还有一种专做“瘦马”生意的牙婆驵侩达数十百人，他们或是将买主带到“瘦马”之家亲自挑选，或者是先将童女购进，集中训练后再加以打扮，即将这类“商品”“加工”后，再以高价卖给娼家。这类人实际上是人口贩子。此外，在妓女中还有因“家难”（如父母重病，家庭负债累累，或父母死后无依无靠等）而自卖青楼的。表面上看这是“自愿”，实际上都是为生活所迫。其他还有被人引诱或掠卖而堕入风尘，或因婚姻不幸而被迫为妓。 这种婚姻不幸，有的是所嫁非人，为夫所卖；或是为妾为童养媳者，由于某种原因被休弃后，无法生活而进入娼门。这些女子承受着传统与经济的巨大压力，被迫堕入火炕，下场往往都很悲惨。无论是宫妓、官妓、家妓、营妓或私妓，都不是人，只是物，只是供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如曹魏时的曹璋看中了别人的一匹名为白鹘的马，就说“予有美妾可换”，结果真的交换了。①又如西晋王恺有一次请王敦等人来家中作客，命家妓吹笛，有个吹笛妓女略有小忘，王恺就叫人把她活活打死了。②私妓、市妓虽然不能被公开杀害，但命运也毫不见好。许多妓女在初堕娼门时都不愿接客，从而受尽鸨母和龟公的逼迫、拷打与虐待，甚至叫几个大汉先把她们轮奸，使她们“失身”后再无奈地接客。清朝末年的《点石斋画报》记载：苏州仓桥堍有个鸨母叫王妪的，有个养女叫囡囡，被逼接客，虽天生丽质，但生性娴静，得罪了嫖客，王妪就用烧红的鸦片烟签刺她的乳头，十分残酷。一般妓院对妓女都控制很严，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她们逃跑。例如不少妓院都不允许妓女留存大量通用货币，从而使她们不能出远门；而是在妓院中发放一种铜的“代价券”，妓女可以用以支付车费、日常零用，摊贩、店主、车夫等人收此“代价券”后，可去妓院兑换现金。从良，是妓女十分向往的一种归宿，她们深知人生如朝露，红颜易老，不能当妓女一辈子，所以在为娼时一有机会就“择枝而栖”。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诗云“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首诗反映出古代妓女的共同心情。南宋绍兴年间，全州司户单符郎见官妓杨玉哭泣而问曰：“汝今鲜衣美食，时为爱重，有何不足耶？”杨玉回答说：“妾为女子愿为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衾，啜寂饮水，亦是良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③其实，妓女从良也不一定终身有靠。妓女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不一定完全从经济上考虑谁可以托付终身，而是渴求真正的爱情，然而，在这种以肉体换取金钱的风月场上寻求真正的爱情谈何容易。唐代名妓鱼玄机写过一首《赠邻女》的诗云：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其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亦作“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也是许多妓女历尽沧桑后悲怆的心声。有些妓女不能从其所爱，结果以身殉情。例如明宣德年问河南妓女刘①《玉台新咏》卷七注引李冗《独异志》。 ②《世说新语·汰引》注引《王丞相德音记》。③冯梦龙：《情史·情缘类》。盼春爱上周子敬后拒不接客，在鸨母的强逼下，最后自杀殉情。①成化间金陵妓女杨玉香和林景清一见交欢，恨相见之晚。居数月而别，杨誓洁身以待，达六年之久，最后因相思成疫而殒。②还有一种是所托非人，即如霍小玉所说的“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再如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明代名妓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因而在七年中积攒下万金而无人知晓。她爱上了太学生李甲后，设法落籍，与李同赴杭州。李甲并不知道她有万金之财，途中为贪千金之利，竟负心背情地把她卖给了孙富。杜十娘无比悲愤，但又非常冷静，她把世态炎凉看透了。她凌晨即起身挑灯梳洗，盛妆打扮，到了天明又催李中快去成交，待孙富将白银一千两送给李甲时，她还亲自验看。接着，当着众人一层层地打开自己的百宝箱，将价值万金的珠宝首饰——一投入江中，并痛斥李甲忘恩负义，最后怀抱百宝箱投江而死。这虽是一篇小说，但冯梦龙是本着《九旁集·负情侬传》而作，当有现实生活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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