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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被宫刑冤不冤?

 赵东华 2016-03-31
要了解司马迁受宫刑冤不冤,首先要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受宫刑,这就是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大军出击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五千步军作为一只偏师同时出征。后来李陵碰到了匈奴的八万骑兵,却毫不畏惧,奋勇作战,给予了匈奴以重大打击,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史记》如是记载: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描述的很简单,朝廷听说李陵投降并且娶了单于的女儿,就杀了李陵的家人。汉武帝面对李陵的投降,进行的报复可以说得上是辣手无情。

《汉书》如是记载: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汉书·李广苏建传》


《汉书》中的这段文字内容可以说是信息量很大。首先从“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这句话可以看出,汉武帝是希望李陵战死沙场的,但是李陵却投降了!为什么汉武帝对李陵有如此要求,这可以从《汉书》中找答案。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汉书·李广苏建传》

这段讲了什么呢?简而言之,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汉武帝以骑兵不足拒绝,李陵却毫不介意,主动请五千步兵出击匈奴。率领如此弱小的一支部队居然敢坚持出击匈奴,这让汉武帝觉得李陵非常霸气,因此“壮而许之"。自然而然,就会对李陵产生极大的欣赏和期望!但是事实是李陵居然投降了,这让汉武帝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此器重的人居然就投降了,这简直是在打自己的脸!

接着看下面的内容: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

从之前的内容可知,汉武帝对李陵没有战死沙场非常不满,已经让一个叫陈步乐的人自杀了(经 @叶微香 提点,得知陈步乐是李陵派去长安禀报军情顺利的)。这种情况下,相信当时的官员中,但凡智商正常的人都明白汉武帝对李陵是什么态度,所以”群臣皆罪陵",这种显得有些异常一致的表现,很有可能是因为官员们的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而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他是一个什么官呢?查询得知:
太史令:中国古代官名
西周﹑春秋时掌管记载史事﹑编写史书﹑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
秦汉曰太史令,汉属太常,掌天时星历。魏晋以后,修史之职归著作郎,太史专掌历法。隋改称太史监,唐改为太史局,宋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元改称太史院。明清称钦天监;修史之职归之翰林院,故俗称翰林为太史。参阅《通典·职官八》《续通典·职官八》。[2] 
掌管天文历算等官名。相传夏朝置,掌文书。秦始置太史令,西汉因之,掌编写史书和天文历法,俸禄六百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原来太史令是一个负责“掌天时星历的官。政治,军事,外交这类国家大事,可以说是跟司马迁的职责没什么关系。因此我认为,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最“合适”的表现应该就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太史公居然公开和圣意唱起了反调!而且汉书用了“盛言”二字,十分精辟,可想而知,当时在朝堂上,司马迁口若悬河,镇定自若的样子。这种举动和他的身份严重不相符,并且还与其他人公开唱反调,触犯众怒,更是当众在往汉武帝的怒火上浇油!!

但是就是因此汉武帝就动了杀心吗?不仅如此!接着往下看: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贰师将军就是李广利,李广利拥有三万骑兵,是真正的主力,他的表现如何呢?看看《汉书》怎么说: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汉书·匈奴传》

李广利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他取得一些胜利后,就遭遇大败,损失了六七成的军队。李广利这样的沉重损失,就显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动请战偏师,而李广利是汉武帝安排的主力,结果二人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广利和李陵相提并论,就会越体现汉武帝的用人失当。而我们的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在做这样危险的事!

况且李广利有一个敏感的身份:
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因此,司马迁的表现,在愤怒的汉武帝的眼中,分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自己说:你贪恋女色,任人唯亲,是非不分,赏罚失当!在这件事的表现上是相当糊涂!

赞扬李陵的确惹得汉武帝颜面无光,然而批评李广利却是让自视甚高的汉武帝彻底发作的关键!因此我们也就能明白司马迁到底是为何遭受的刑罚。




但是后来汉武帝又后悔了: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可见后来汉武帝的愤怒很可能是一时之气的造成的,他也许心里明白李陵的表现已经很好了,这种抚慰残余士兵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声的认错。这和《史记》中汉武帝的狠辣无情形象相比,有着一定的差别。

至于两者谁更可信,我更倾向于《汉书》的记载。

宋代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3年的历史,却只有区区三百八十万字,语言不可谓不简练。就连司马光自己对《资治通鉴》的选材也如是说:“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这种标准下编写出的内容,真可谓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对于此次事件的描述,却不吝多费文墨,大量引用《汉书》的原文: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可见司马光对于《汉书》所交代的前因后果都是认可的,并能体会到他婉转的表达了对司马迁的惋惜和同情。


至于司马迁受到腐刑到底冤不冤,还应该了解当事人司马迁的在事件中的想法,《报任安书》是很好的参考材料,节选如下: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


翻译如下:
“......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


这里要多说一点,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任安已经因为与巫蛊之祸有关还被关进监狱中。司马迁写这样一封无法收到的信,是为了把自己内心沉重的痛苦抒发出来,其内容和情感,真实可信,就连班固在评价司马迁时也如此说:“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



最后附上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翻译如下:
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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