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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鸦片深查严办 御外侮志坚似钢 裕谦出身于官僚家庭，原名裕泰，字鲁珊，号舒亭。他二十四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士庶吉士。历任礼部满洲、蒙古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武昌知府，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等职。他在各任上，都能察访民情，筹办政务。裕谦在江苏任上，当地暴雨成灾，民情恐慌，他一边招来商贩，采买石米，接济民食，一边对重灾区发出抚恤，安抚民心，稳定生产秩序。 鸦片问题是道光年间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英国商人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采取各种鄙劣手段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追逐高额利润。这激起了爱国志士的愤恨。裕谦同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一样，力主禁烟。他认为，鸦片对国家而言影响国家建设、社会稳定，对百姓而言影响健康、残害生命，并且导致大量财富不断外流，其危害不亚于洪水猛兽。1838年，他在江苏各地广贴布告，限期销毁烟具，捉拿烟贩，深查严办辖区内漕船非法夹带烟土的活动。仅7个月时间，就破获了数百起鸦片走私案，缴获烟土数万两计。可以说，裕谦是通过鸦片问题，看清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从而坚定走上反帝斗争之路的。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在广州领导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但英国决不甘心，竟对我以武力相威胁。如何应对英国的侵略威胁？在清统治阶级内部引起激烈争论。投降派人物琦善，被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所吓倒，散布“夷船若来”，“断不能守”，“边畔一开，兵结莫释”的论调。他到广州办理中英交涉事务，献媚乞和。当清军在英国侵略者突然进攻中被打得溃不成军时，琦善又推诿罪责。裕谦作为坚定的抵抗派，他对琦善的投降妥协行径，鄙之恨之，专门上奏道光皇帝进行弹劾。他大义凛然地指出：“要之中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在英国的侵略面前，皇帝和琦善将责任推给了林则徐，把他的禁烟说成是“措置失当”，想以惩办他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裕谦无所畏惧，不顾个人得失安危，挺身而起肯定林则徐的功绩。他在奏折中说：“琦善不自知愧惧，尚以粤中武备久驰，诿过前任，试思琦善未到任之前，载余以来，即以粤省之兵，剿堵粤洋之夷，连得胜仗，屡烧渔船……亦未闻有丧师挫锐之事。”这犀利的言语，展现了裕谦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品格，说明了在极为困难的时刻，他仍然坚定地站在林则徐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志坚似钢。1840年9月林则徐禁烟“获罪”贬官，次年5月被委为“四品卿衔，迅赴浙江侯旨”。裕谦又上奏：“该员（指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建议“饬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又是“督率镇将”，又是“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还要“更替刘韵珂”，堪称对浙东指挥系统的重新组合，可见裕谦对林则徐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后来由于道光的干预，这一方案不能如愿实施，但它仍给了林则徐一定的机会和舞台，使他在短短33天中为浙东反侵略防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裕谦的心目中，爱与憎、御与降、忠与佞、智与庸、勇与懦，泾渭分明。在英国侵略面前，他是毫不动摇的抵抗派。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政府派遣的东方远征军，悍然侵犯广东、福建，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迎头痛击，未能得逞。英侵略军转而北进浙江海面，于7月间攻占定海。 江浙沿海形势险峻！这时，裕谦正在宝山、上海筹办防务。他当即调来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协助江南提督陈化成防守。积极上奏，增添自铸三千斤大炮数十门，建造炮台，分口排立。他还下令在江宁省制造火枪一千杆，分发水路各营，选精兵强将，勤加练习。裕谦通过分析军事形势，上奏朝廷，提出“兵贵神速，必先收复定海，使之容身无地，水米无资”。后清廷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前往江浙督战。 裕谦到达浙江镇海军营后，立即提出收复被英军占领的定海的计划。当英军因疫病流行而被迫退出定海后（另一说是英军为加强广州方向的力量而撤出定海），裕谦认为定海处于浙江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必须随时防范敌人卷土重来。他不辞辛苦，星夜渡海，与守卫定海的葛云、郑国鸿、王锡朋三位总兵一起，查阅海防，修复定海土城，选择有利地形安设炮台，下令：如遇英国侵略军舰船驶近口岸，奋力开炮轰击。他购买三丈以上的商船数只，用于水师建设。他还向清廷奏报“定海善后事宜条款”共十六条，除兵员布置、炮位安设、军需补给、衔署建复、战船修造、增广学额、豁免钱粮筹外，提出了升格定海建制的问题，建议将定海县知县升为直隶同知，隶属宁绍台道管辖。尽管他的建议不被重视，却足见他为加强海防尽心尽力。 裕谦相信民心可用，动员群众抗敌救国。他多方揭露英国侵略者“包贩鸦片，引诱愚民”，“发掘坟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罪行，号召沿海人民，一旦英国侵略军“犯我疆域”，“陆路则诱其登岸，水路则引使搁浅，枪炮齐发，刀矛并用，同心痛杀”。广大群众“咸知大义，踊跃参加”，甚至“自备资斧，团练乡勇”。裕谦还把能挽强弓、拳棒精熟、熟悉海洋风云、善于操舟等八种对象，招募为民兵水勇，鼓励他们杀敌立功。 江苏、浙江水天相接，地域比邻，裕谦同样关注着江苏的防务。在江苏海口，裕谦令吴淞口的守将陈化成在宝山增兵，安置大炮，加强守备力量。对上海、崇明等地的防务，他也根据具体的情况，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裕谦同军民一起，枕戈待旦，准备痛歼侵略者。
正当裕谦动员军民准备同英国侵略者血战的时刻，清朝廷以为已同英方订了“广州和约”，相安无事，遂以“撤兵省费”为由，下令撤销海防兵勇。裕谦甚为焦急，上奏改变这个决定。然而道光帝竟下旨：“该夷赴浙滋扰，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且果别有思逞，断无先由传播透漏之理”。令裕谦“将江浙调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这使裕谦陷入了有心抗敌、无力违旨的困境。 事实完全击碎了清廷的幻想及其错误决策。1841年8月，英国侵略军在攻占厦门后，把魔爪伸向浙江，30余艘战舰集结于象山、定海、镇海海域。在这危急之时，正在江苏的裕谦，率江宁和徐州守军一千余人，连夜赶赴镇海。 面对强敌，为了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他在镇海前线一个关帝庙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誓言“今日之事，有死靡貮”，“受命专讨，义在必克”。裕谦慷慨陈词，官兵激昂呼应，上下决心与镇海共存亡。 同年9月，英军出动29艘舰艇，攻击定海。总兵葛云飞火速派人给两江总督裕谦呈报，请求支援。不料此信落到裕谦军营的一个坏蛋文书官手里。此人假借裕谦之名，批葛云飞夸大其词，是预先为失败开脱罪责，答复“所请不准”。（由于葛云飞和裕谦不久先后殉国，无以会面，此事给两位英雄造成了永远的遗憾。）葛云飞毅然表示：“大丈夫以身许国，事已至此，竭力杀敌，一死报国”。他同守将王锡朋、郑国鸿紧密配合，共同作战。英军舰炮齐发，多次组织登陆，都被打退。但英军不断得到增援，战舰增至40多艘，火力更猛。而清守军五千人战地分散，武器低劣，粮弹不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敌苦战。防守在城西的王锡朋和防守在城西南的郑国鸿先后牺牲，葛云飞阵地受到敌人两面夹击。他在负伤多处后一直坚持顽强战斗，并亲手杀死英将安突德。最后献身时，仍傲立岩旁。 裕谦闻讯，悲愤难担，“眦裂发指”。英侵略军夺取定海后，气焰更加嚣张，乘势以20余艘战舰进攻镇海，并继续从福建方向调来援军。决心死守镇海的裕谦，率四千兵马，面临十分险恶的形势。他上奏朝廷，建议针对当时广州方向英军力量薄弱的情况，转令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对敌进攻，给予配合。而奕山尽管每月拿到军费三十万两白银，却以“守为上策”，一推了之。这样，抗敌的重担完全落到裕谦的肩上。 防守镇海，金鸡山和招宝山是险要的制高点。但战斗打响后，负责守卫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借口保全民众生命财产，意欲放弃抵抗，并称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属可怜。裕谦断然回答：妥协投降“不过苟且旦夕，况有伤国体”，“儿女情，君固不能免，然忠义事大”。指出：抗敌救国，“此志断不可夺”。裕谦以身作则，奋勇指挥，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余步云还是不顾后果，临阵脱逃。扼守金鸡山的谢朝恩总兵则在战斗中牺牲。英侵略军乘机相继夺取了制高点招宝山和金鸡山，猛扑镇海，炮弹如注，遍城起火，并着炮兵、工兵及来复枪手一起破城。 连日来，从皇上命令“撤兵”到广东奕山袖手旁观，直至余步云临阵脱逃，裕谦一次次陷入困境。但他绝不退缩，组织誓师，进而与敌拼搏。他还冒着敌人的炮火，登上城楼亲自擂鼓督战，鼓舞守军杀敌。最后，在弹尽援绝的时刻，裕谦坚守民族大义，宁死不屈，投入泮池，壮烈殉国。对此，裕谦从神庙誓师以来就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在镇海前线路经泮池时，见旁石刻有“流芳”而字，曰：他日于此收吾尸也！爱国名将裕谦，以身力行与镇海共存亡、决不离开镇海一步的誓言。 英军侵略者惧怕裕谦的余威，曾悬赏购裕谦遗体，但在群众保护下未得。裕谦是我国近代最早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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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谦，生于1793年，蒙古镶黄旗人。1840年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后又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他是一个半多世纪前的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爱国将领，是与反帝先锋林则徐同时的民族英雄。面对英国坚船利炮的侵略，他坚决主张抵抗到底。为了保卫祖国的东南海疆，他冒着英军密集的炮火奋勇指挥，在弹尽援绝时坚守民族大义，投水自尽，壮烈献身。充分展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生死与共、同御外敌的团结奋斗精神。他是我国蒙古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二、重备战尽心谋划 信民力动员抗敌
三、陷困境誓师卫国 守大义视死如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