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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未来的十年将会有几十万亿元。但是，对于一个似乎已经过度投资而且投资效率越来越低的经济，如何投资城市化，才能避免中国经济更加不均衡? 首先应把投资投向最有效率的区域，即东部沿海和经济中心城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雪燕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有效率的投资区域是东部，而不是中西部;最有效率的投资领域是农业与服务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衡量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投资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及消费的增长，并且进一步促进增长。如果投资仅仅是导致短期内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则这样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投资率不断升高，回报率不断下降。而在东部沿海地区，消费及居民收入的增长自我持续已经初步形成，因此，投资集中于东部最有效率，而城市化的重心也应该是在东部。 另外一个问题，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还是限制其发展、遍地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应该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因为大城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无论是生产效率、生活效率，还是基础设施的效率。美国圣塔菲学院韦斯特等几位学者对世界上许多城市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发现，城市人口的扩张会产生“超线性扩展(superlinearscaling)”效应，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变化的速度并不同步——如果以同步增加为1的话，则会出现以下的效应：私营(研发)就业1.34，新专利1.27，GDP1.13~1.26，加油站0.77，道路(地表)0.83，电网长度0.87。显然，会带来产出更高和基础设施更加集约的效应。当然也会产生负面的超线性扩展效应：艾滋病1.23，严重犯罪1.16。 而简单的人口规模增加，并不足以让城市发生超线性扩展。如何让大城市释放其超级创造力?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的中国学者潘巍等提出了“社会纽带密度(social-tiedensity)”的概念。 他们用北美和欧洲的城市数据进行分析，超线性扩展的秘密在于社会纽带密度——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居住与工作的接近、沟通与互动便利，以及信息与思想的交流，最终会产生创造与创新的能力，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这些年崛起的创新中心都在东部一线和二线城市，说明了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密度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纽带的密度，它取决于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潘巍以北京为例，由于严重的拥堵，尽管人口密度很高，但目前实际上已经分化成许多“小城市”，其间交通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北京能否实现超线性扩展的持续性，是个很大的疑问。另外一个例子是瑞士的苏黎世，近年人口增加很快，但其中心城区周围形成由合理的交通联结的小城市群，最快15分钟就能进入中心城区，而每天约60%的人口能便捷出入市中心。 大数据揭开了城市不断扩张的秘密，那么对于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就一批高效率、高度创新能力的超级城市，这些城市应该以市场化机制较好的东部为主，也包括一些中西部的经济及地缘中心城市，如武汉、重庆、成都、郑州、西安、长沙等。 这些超级城市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超线性扩展，而且要具备极强的辐射能力，带动周边一批城市群的成长，从而将超线性扩展以一个超级城市为核心，扩大到城市群中，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的中心城市群。建立世界上最多的超级城市群，这将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的方式，也是至今最有效的投资方向。 城市化的成功——繁荣、可持续、创造财富、造就中产阶层——取决于社会纽带的密度。人际互动的形成，就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这一轮城市化应该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转向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还要避免负面的都市超线性扩展，如疾病、犯罪、环境恶化。 具体来说，城市的投资，应该包括如城市内部与城际之间的交通，尤其是公共交通、绿色交通;公共空间的建设;丰富的有利于人际交流的商业与公共设施;围绕青年人的创业与创意设施;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等。而互联网及通讯技术尤其是社交及移动，将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会帮助与强化。 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形成，还意味着城市化的包容性，在本地人与外来人、穷人与富人之间建立社会纽带，同时能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当地的规划与政治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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