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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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白华先生说：“艺术为生命的表现。”以中国文学为例，一部中华文学史，就是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华民族生命史。《庄子》与庄周，《楚辞》与屈原，《史记》与司马迁，陶诗与陶潜，唐诗宋词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唐宋诗人词人，元剧与关汉卿、王实甫，《红楼梦》与曹雪芹，《呐喊》《彷徨》与鲁迅……绚烂多姿的文学正是绚烂多姿的人生写照。不可胜数的作品表现着不可胜数的作家，不可胜数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灌注于不可胜数的作品之中。于是，两个不可胜数，汇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学——生命”之河，奔流不息，浩浩荡荡。于是，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中，我们读懂了屈原；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我们认识了司马迁；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我们感受到了陶渊明；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我们感悟苏东坡；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我们感喟柳三变……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民族之所以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永远奔流不息的中华“文学——生命”之河中，不断地获取生命所需的种种营养，或者说是中华“文学——生命”之河哺育着我们。
       作品表现的是作家、民族的生命形态、生命意识，那么品读作品自然就要注重对生命形态的把握，对生命意识的感受。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说：“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他援引说：“《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这种例子哪里举得尽呢？” 丰子恺先生在《谈自己的画》中说：“我所见的文艺书，即使是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我读了‘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便会设身处地做了思念故园的人，或江楼相忆者之一人，而无端地兴起离愁。读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便会想起过去的许多春花秋月，而无端地兴起惆怅……”
     人们常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同样，读诗则情满于诗，读文则意溢于文。这就是品读作品时的生命潜移与化入。“化”字是一正一倒的两个人形。借用这个会意形象，我们可以说，作者一个跟头把生命化入文章之中，读者又一个跟头将生命化入文章之内，而后再将作者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块化出文章之外。一个“化”字，正状写了文章写作与品读的双重意义。在生命的双重化入化出中，不仅借文章认识了他者，认识了自我，而且借文章发现了自我，创造了自我。作者如此，读者亦如此。
       回想一下读过的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事实上我们多多少少都感受到了作家化入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沁园春?雪》《跨越百年的美丽》《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再别康桥》《病梅馆记》《老王》《项链》《当炉女》等等都是如此。关于“感受作品中的生命意识”问题，以前我们只是感性上的认识，今天我们有了一些理性认识，在以后的阅读中就可以更自觉地去把握它了。（黄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