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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的省会。若往前追溯，河北的近现代史，几乎是一部“省会变迁史”，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历史，那就是“颠沛流离”。从民国时期省会变迁算起，到1968年石家庄成为省会，这50多年里，河北省会竟然变动了11次之多！若算上战乱时期的“临时性省会”，就远不止这个数字可以概括了。 省会前传：第一个治所在大名 北京、天津多次当河北省会 河北目前的省域版图，大致在清初形成——清后期虽略有变动，但皆属微调。彼时，河北是京畿重地，直接隶属京师，故称直隶省。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直隶省设立。第一个充当河北“省会”（直隶巡抚驻地）的，是偏居冀东南一隅的古城大名府，即北宋时期的“北京”。这个“省会”持续了70年时间。到雍正七年（1729年），保定直隶总督署竣工，“省会”才从大名迁走。当时人们不会想到：河北“省会”从这次搬迁开始，竟像着了魔一样，先后至少搬了13次（不含战时等临时性搬迁）之多！长达两百多年的“省会流浪史”就此拉开序幕。全国30多个省份中，没有一个省像河北这样频繁地变更省会。 【河北省会变迁图】 从1729年至1913年，河北（直隶）省机构主要在保定办公。不过，因为鸦片战争原因，其间出现了一段插曲：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放天津口岸，并任命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负责通商事宜。因北洋大臣驻天津，故直隶总督也常在天津办公——一般夏季在天津，冬季在保定。所以，此时天津也实际充当过省会功能——不过，其间保定一直是直隶“法定意义上的省会”。 天津开埠以来，地位跃升迅速，其日后不仅四度充当河北省会，且与冀省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至今，冀津两个省级单位间仍对那些历史怀有心结。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民国政府改直隶总督为直隶都督，直隶省会正式从保定迁至天津。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唐时以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称河北道，因袭其名；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改为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犹如现在的直辖市。由此，河北省会的选择遂成问题。 1928年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等，“北平（今北京）、天津已分设特市府，河北省政府决设保定”。这一电令遭到天津市民的反对。以赵德珍为代表的80万天津市民向省政府通电，认为自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来，直隶（河北）的治理重心便不可逆转地向天津转移，且民国以来天津已为河北省会多年，因此不宜再变。 激烈争论过后，河北省会最终设在天津，并于1928年7月4日午后2时，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后楼举行了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典礼。 但时隔不久，河北省会变迁的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提出者是白崇禧，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河北省会改迁北平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方同意。1928年10月12日，河北省会如期迁往北平。然而，时隔两年后，“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了自兼主席的国民政府，但很快被东北军驱退。东北军进驻北平后，张学良1930年10月致电南京政府，建议将河北省会迁至天津，南京政府训令照办。随着日本加紧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又于1935年6月将河北省会迁往保定。 全面抗战爆发后，保定于1937年9月26日陷落，河北省政府开始了流亡。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其间，河北省会“居无定所”。直至1949年8月1日，中共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成立，保定再度成为河北省会。 综观1928到1949年时期的河北省会变迁，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谁是华北实际的统治者，谁便对省会驻地具有决定权——从白崇禧到张学良，莫不如此；南京中央政府，对此只不过扮演了“橡皮图章”的角色。当时，中央政府尚且无法控制局面，更遑论河北自身对省会的选择有多少决定权了。 两度“见异思迁” 驻着保定 却盯着天津和石家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河北人民，本以为省会变迁将彻底成为历史。没想到，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折腾周期”的开始。这一回，负责折腾的导演不再是各路军阀，而是换成了河北地方政府。  河北全省解放后，省会一开始选定的是老牌重镇保定，这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策。不久，河北省政府居然打起了把省会定在别处的算盘，他们首先瞄准的是天津。不过，1954年河北省会迁天津的提议，被天津方面顶了回去。 “横刀夺爱”天津不成，河北方退而求其次，盯上了新兴的铁路城市石家庄。1954年，河北向中央提出省会“迁石”方案。其理由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工业有基础，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保定仅有2万户、6万余人；石家庄1949年人口已经27万人。不独城市规模，保定与石家庄在经济上也有云泥之别——保定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而石家庄则是近代工业化城市的典型，现代化程度虽不及天津，但在省内遥遥领先。因此，也就难怪河北“喜新厌旧”，想抛弃保定了。 不过，曾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冯世斌先生，对那几条理由颇有异议：“除第二条外，都是牵强的。”他指出，1939年日本人将正太铁路换成与京汉路相同的标准轨距后，保定的交通优势就并不比石家庄差；至于所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说，更是荒唐。 河北提出报告后，中央有条件地同意——“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但这两年，恰逢河北全省遭受严重水灾。这一次，省会最终没搬成。  然而，河北地方政府似乎无意接受教训，反而再度“见异思迁”，又将目标重新瞄准了海河畔的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以天津市为河北省会”。1958年2月，天津市再次成为河北省会。 曾长期在河北文化系统工作的王德彰说：“天津作省会，并非十分理想。”他认为，一来天津作地理位置较偏，各地市赴省城办事不方便；二来天津是大工业城市，作直辖市非常得体。 果不其然，河北省会进天津后搅动了冀、津的利益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不便。当时，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1966年，天津与河北分道扬镳，省会迁回保定。 1968年迁石家庄，一次匆忙、不合理但又无奈的选择 1966年，河北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从天津刚搬回来的省直机构赶上了武斗，很多部门根本没有进入保定城，而是分住在周围各县如卫生厅驻涿县，粮食厅驻望都县，教育厅驻定兴县，林业局驻易县等。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竟然分散几个县办公。这样的画面，可能只有在河北上演过。 而有些单位，尚未搬回保定，就直接赶上了下一次省会搬迁——1968年2月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因此这些单位直接从天津迁到了新省会石家庄——如河北省基本建设局，1984年直接从天津搬到了石家庄。 1968年1月28日，时任河北省领导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说白了，在保定那样混乱而危机的情势下，要想成立革委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甚至连会也开不成，所以新的革委会只好在石家庄成立。”王德彰回忆，1968年春天，他从保定到石家庄办事，切身感到这里比保定大有安全感，出口气都舒畅。 河北省会这次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损失惨重，许多单位的财产“文革”武斗时已被“造反派”洗劫，搬家时连办公桌椅也没有，来石家庄后需要一切重置。  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从此，河北省会迁徙的闹剧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回顾河北省会变迁史，河北省会，不折不扣的是天下最能折腾的省会！常言道，‘好家经不起三搬’。每搬一次家，都对家当是一次摧残，何况一个省会？千百年来，太原一直是山西的中心、济南一直是山东的中心、杭州一直是浙江的治所。”但是，河北省会偏偏折腾了十多次。在有些人看来：“保定当是最理想的省会驻地。一是，它地处冀中，离两头差不多远近；它历史悠久，最能代表燕赵文化，省内认同感强。如以保定为省会，可充分发挥保定的文化、石家庄的交通、唐山的工业优势，三者能各展所长。” 对于1954年—1968年河北省会的变迁，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北省会诞生在保定，不想建设保定；河北省会进驻天津，目的是“利用天津”；河北省会到石家庄，却又想着回保定，不仅造成相当巨大的浪费与损失，也使石家庄最终没能成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劲、有足够民众心理认同的中心城市。 【本文原载于2015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文/刘玉海摄影/仁敦供图/王律】（本文转自草地周刊，略有删减、调整，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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