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徐昂 | 昭信股票与晚清华资金融业关系研究（上）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学位文选·

昭信股票与晚清华资金融业关系研究（上）

徐　昂

　　1898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奏请筹发内债。3月2日（二月初十日）光绪帝批准户部颁布昭信股票详细章程，规定发行总额1亿两库平银，年息5厘，分20年本利还清，自王公及将军督抚以下均须领票缴银。清末以降的舆论多以昭信股票为国家“失信”的话柄，皆以昭信股票为官府摊派行为，迄今的学术研究虽多指出清廷强行摊派昭信股票也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财政尝试，却很少注意民间金融领域的情形。

　　清朝虽鲜以市场手段推行内债，但昭信股票的制度设计已与当时西方的国债相似，朝廷官员皆视此举为新制度的引入。湖广总督张之洞言道：“行息有定数，还款有定期，于商民本无亏损。”对金融业而言，昭信股票已向民间金融机构开放。黄思永为避免胥吏经手，提出“就近责成银行、票庄、银号、典当代为收付”。经户部会商同意，商民缴纳股银“或在部库藩库兑交，或寄存某字号票商，但使无误提拨，均听其便”。之后颁布的昭信股票章程规定，经官方批准，有连环保结的商号可以收发股票本息；政府鼓励殷实号商代商民领取本息，并予酬劳。即使是反对发行昭信股票的御史徐道焜亦同样建议径由户部选择号商数家，与中国通商银行一起负责劝募。

　　由此，清廷的制度设计为金融机构参与内债事务留下空间，而此时的华资金融业在经济领域已十分活跃。1895年以后，票号业进入汇兑官款的巅峰期，票号在各省设有许多分支；对外贸易和本国工矿航运业的扩张也使得上海、天津等埠的钱庄业显著发展。同时，外国金融机构开始主导金融市场，国内经济形势紧张，华资金融业既面临激烈的竞争，又要寻找机遇。1898年，传统金融业直接劝募、认购并经营昭信股票，不少票庄参与了昭信股票款项的垫借和汇解；中央政府则试图引入新式银行协助统筹债款。本文通过梳理官方档案、个人记载、各类报刊与方志资料，以昭信股票与华资金融业的双向关系为主线考证史实，从而理解晚清时期新式银行进入财政体系之前，清廷相关政策的变化及华资金融业的因应。

一

传统金融业的直接认募与经营

　　清廷颁布的章程文本仅允许金融业帮助收款和代领本息，但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不仅积极认购昭信股票，且直接参与各地的劝募。

　　北京的票庄业在晚清快速发展，实力相对雄厚，不少金号曾由皇帝许可，能直接将各省赈捐款上兑户部。在京城代办昭信股票的号商有9家，内城4家分别是东四牌楼的恒和、恒兴、恒利、恒源钱庄，合称“四恒”，“向为九城钱庄之冠”。“四恒”很早就成为“京师货殖之总会”，仅此4家钱庄能代理户部库款。昭信局负责人那桐素来与“四恒”私交甚密，其个人认领的昭信股票即是拨入“恒和”的账上。“四恒”按例接收由正阳门外5家票号（百川通、新泰厚、志一堂、存义公和永隆泰）收到的款额。这5家票号平日代办奉天官款，分号遍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和四川等省。清廷息借商款时，合诸京城所借共100万两，票号居多数。此次，凡在京城有分号的票号仍“由京集股”，4月京城票庄认领共48万两。5月翁同龢在户部得知京中募得74万两，各省700余万，京城金融业所购昭信股票约占总额7%。

　　1898年，上海已是通商巨埠，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形容其为“阛阓殷阗，素封之家不胜枚举”。息借商款时，上海募集颇多，共计100余万两。户部和江苏地方政府都对上海绅商期望很高，户部委专员赴沪开办昭信股票。然而，1897年上海金融刚经历贴现风潮，经营贴票的钱庄几乎全部倾覆。昭信股票自3月募集至10月，正好是上海银拆最紧的半年。往年此间，自华北流入上海的现洋较多，而1898年山东和直隶的昭信股票摊派额恰在全国分居第2名和第4名，大量白银上缴政府。同时，东北地区开始认领昭信股票，当地银价波动巨大，上海现银又被装运营口投机。因此上海银根紧缺，“民力日困，蓄积皆虚”。周育民先生估计江苏省所募股票额为1157090两，其中除去文武官员所认72万余两，剩余40万两，上海金融业所募应小于此额。

　　上海金融业未完成预期认购，上海道蔡钧公开致信上海金融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和施则敬，请他们组织筹款。源丰润银号的创始人严信厚一边会同上海南北钱巿各董竭力筹劝，一边登出启事，恳请商界“量力筹借，共济时艰并辗转相劝”。严信厚并致电盛宣怀称：“昭信事已嘱备文备款矣。”直到1905年，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施则敬、杨廷杲关于昭信股票的后续事宜还保持着电报往来。上海钱业资力较强的福康钱庄的账本中有最多1315两的公债记录。

　　湖南的情况更是金融业参与劝募的典型。湖南巡抚陈宝箴奉旨开办昭信股票，召集绅商商议。在籍江西补用道、湖南钱业之首朱昌琳率先报效湘平银1万两。陈宝箴与朱昌琳交谊深厚，湖南整顿财政、设官钱局等均凭朱昌琳筹措。皮锡瑞称赞朱氏：“湖南事亦难办，无人出钱，仅一朱雨田，颇慷慨，而资将尽矣。”陈宝箴曾上奏朝廷为朱氏父子澄清流言。陈三立在撰文纪念家父时，仍不忘称颂朱昌琳“以义侠闻四方”。朱昌琳被授命办理昭信股票后，还负责与盐业商筹相关事宜。

　　在其他一些省份，钱庄业是督抚藩司劝募昭信股票的主要对象之一。安徽原候补道张曼农被任命为劝办皖南昭信股票委员后，即拜会地方各官绅，设筵劝导各帮商董。初有摊派“钱帮十八家公借万金，土帮五千，其余米木京广等十一帮亦各派有成数”之说。迁延多日，官府只得再次设筵专请富绅，包括钱业在内的各家皖商皆表示，合肥芜湖十三帮前年办捐只交2万两，现今市面大衰，不愿超过此数。在政府压力下，最终芜湖18家钱业接受了200股昭信股票（合2万两）的要求，但即便每庄能认借400两之多，也只能凑齐7000余两。

　　有一些省份没有委托劝募，而是直接要求金融业认领。浙省富商以盐务为大宗，浙江巡抚廖寿丰顺利地向各盐商借银100万两。不过，朝廷在浙省共摊派昭信股票700万两，官场与盐商的认领尚不足150万两。浙省转而以钱典二业为主，筹谋剩余的600万两的缺额。最后典商认领60万两，钱业与丝绸业拟共领140万两。个别地方还为摊派股票份额开收铺捐。是年商业环境不稳定，对很多浙江钱庄来说是“灾难的一年”，筹集资金实属不易。安徽、浙江两省钱业最终的购买数额无从确定，但可见金融业在江南颇受政府重视。在其他省，金融机构也难免成为摊派对象。又如江宁府“饬每典各认昭信股票五张”，即使按每张最小票面100两算，对典商也是不小的数额。在河南，有不止一地的知县向钱商或账铺强行催款的情况被通报至中央。

　　各地大型票庄一旦代理昭信股票，便有存银入账。不少督抚已将本省库款习惯性地交给金融机构管理生息。朝廷还准许地方官员关于还本付息的请求：“拟殷实票号经管发付，以免平色参差及延搁。”江西布政使张绍华曾一次性从天顺祥号商提出4.5万两股票存银，从蔚长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4家号商提出共8.5万两股票存银。1899年，刚毅到江苏首先查办的就是补授盐巡道胡家桢“将盐巡道所管公款内暂借银十万两”的问题。胡将盐款“匀拨各钱店生息以济经费”，最终发生亏损。地方志中还记载了新政期间地方领取昭信股票建立新式学堂，另存银1000两生息。

　　清政府还允许昭信股票流转，提出“平时准其转售，临期准抵交项”。光绪帝和户部原则上同意“抵押售卖”，规定“京外官局认票不认人”，但要求“报局立案”。实际上，章程一经颁布，就有人在打听上海的售卖情况。《北华捷报》也认为债券持有者可以相对自由地买卖昭信股票，进而投机牟利。盛宣怀曾委托陈名侃帮助低价出售7000两昭信股票，并互通银号的票券行市。盛宣怀曾欲以“五六”折出售，但银号只愿购入2600两昭信股票，除非以“五五”折的价格才肯买入更多。盛宣怀还特意叮嘱“若未咨部，尚不能办”。庚子之乱以后，清廷开放各省以昭信股票报捐，昭信股票的市价则发生了相应的波动。天津一度出现了持票人趸售超过万两的昭信股票给他方“金店”，造成“时价”下跌。可见，金融业接受政府的摊派，也借此获准代理经营昭信股票。于是，部分垫借的资金从政府流转回金融机构，这也符合当时票庄业与地方财政的一般关系。

二

传统金融业间接的垫借与汇解

　　1898年，盐税已是仅次于关税、厘金和田赋的政府收入重要来源，每年仅报解中央的款项即有1300多万两。按例每年盐税、盐捐需要汇解，各地银钱票号为发展业务，自然趋附盐商。各地盐商对昭信股票担负很大，光绪帝曾下谕两淮盐商购领股票，并予嘉奖。据《皇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昭信股票“所得者自服官之人及官力可及之盐当各商外，商民买票寂乎罕闻”。随着政府对盐商抽捐派款的加剧与盐政的窳败，盐商的负担间接转移至金融业。

　　两淮盐商为全国盐商之首，起初官定摊购昭信股票200万两，但盐商声称“岸商不齐，银根太紧，且部文尚未奉到，各省尚未定章”，请求缓议并酌减份额。官府虽严厉申斥，并无效果。僵持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只能减去一半，仅认购100万两。至1899年末，各地已停募昭信股票，两淮盐商仍迟迟未将定额缴齐，而地方已将数字上报京城。缴募之款正待拨用之际，苏省及盐场只能饬令：“再逾限不缴，即饬钱庄代垫，将来由商认息归还”，结果响应者仍然寥寥。地方政府被迫饬令福和、祥同、丰豫、聚盛、大升等庄号先行代垫报解。清廷早已认识到“淮商久已受困，近年捐款及息借股票层见叠出，有岌岌难支之势”。至1900年，钱商垫借盐商之款已成惯例。10月为解两淮所欠昭信股票银35万余两，淮南局先由运库拨解10万两，再“援案饬各大钱庄筹垫，将来由欠缴之商将本息按引扣还”。至1901年秋，淮商所认之昭信股票银数，基本已由钱庄垫解，尚欠缴银9000余两。虽然两淮钱业垫款给盐商，但“出息较重”，盐业的重担已累及钱业。一方面，盐业连年借贷经营，“偿息归本，力尽筋疲”；而钱业苦于现银经常不敷周转，“一遇征输巨款，动形掣肘”，时有银号倒闭。另一方面，两淮缺少制钱，盐商运盐依靠有实力的钱庄开出钱票暂时缴纳税课盐价，每届新纲开办，盐商订运款项每日可达数十万两。钱业本可以从中获利，但盐商“买盐以钱，卖盐以银”，在钱价上涨时出售钱票投机，争夺钱业利益。最终，两淮钱业趁垫购昭信股票之机，要求地方整顿盐票买卖。

　　广东亦是盐税大省，清廷摊派1000万两昭信股票给广东一省，督抚将军会同各道官员与绅商商讨，绅商表示“各行生意已成锥刀之末，则此事恐非易办耳”。粤省初拟摊派盐商100万两，实际却无法推行。广东布政使张人骏在私信中感叹：“虽多绅富所派股票，亦必于是取之，物力有限，竭泽堪虞，若两事兼营殊难措手。”两广总督谭钟麟恳请清廷“准其领票盐商共借银四十万两”，另在省库提借生息款银30万两，凑齐100万两应付。经过盐务公所商议，决定由各埠盐商筹银20万两，下河运馆筹银20万两。其中盐商所认数先由源丰润票号出15万两，其余5万由盈余款内凑足；盐署部分则由运库先垫，然后每包盐抽银三分，逐渐归款。源丰润票号有地方政府支持，为了平衡盐商与票号的利益，官方规定票号垫借之款“无容加纹水”，“惟每包抽银四分，统计买盐一包，银七分三厘毫。”这笔垫款仅由盐包项下抽还，直到1904年至少还欠有2万两左右。运库垫解的20万两在1902年已还清。

　　四川是内陆重要盐区，当地主要的金融业（当铺、钱庄和票号）较少对盐业有长期借贷。但因川省地处偏远而跨省贸易繁荣，汇兑和短期贴现业务使得金融机构与盐商关系紧密，而本地当铺与盐业也有盛衰与共的现象。清末川省盐商资本不厚，经营者日少，却对川省财政依旧重要。昭信股票劝募之初，川省即向通省票号、盐号数十家以及当商300余家规定：非西商各票号每家借银5000两，各字号盐号每家借银2000两，各当商每家借银1000两。盐号与票庄同为重点募款对象。然而，是年四川发生余栋臣起义，钱庄纷纷闭户，只有一两家能维持营业。川省盐商多是合伙集股，资本微薄，早已亏欠票庄，据川督报告严重的地区负债100多万两。对比该省官员36万余两的昭信股票报效，盐票两业只能算是零星缴纳。

　　长芦地区是北方最重要的盐场，长芦每年的捐赈捐饷和报效经费都需要当地盐商多方筹垫。钱业巨商严信厚，自1885年起长期任长芦盐务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该盐场“历届秋运，往往赖账钱，各铺通融，以作运本，多者借贷数万金，少者亦数千两，因能迅速赶运，无误行销”。清廷已知悉长芦盐商亦需依靠金融机构的借款。至1897年，钱商当号已成为天津地方财政借款的重要来源。长芦盐商总共认领40万两昭信股票，可推断其中有不少为金融业之垫款。

　　上文所述各地金融业直接认购或间接垫购昭信股票的款额并不全面，清晰记载者总计超过200万两。据1909年的日本官方记录，昭信股票实收总额超过500万两；而国内学者的考订结果大致以周育民先生估计的1000万两最足信；但据官方记载当时全国昭信股票银存入户部银库的实际额为253.52万两。因此，无论如何，金融业则贡献了昭信股票实际收数中比较重要的份额。当然，在弥补地方财政的同时，金融机构也获得了一定的额外利润。

　　传统金融机构的另一个间接作用是汇解地方收缴的昭信股款。当时票号业主营业务即包括不少省份的官款汇解。近者，湖南向湖北拨解昭信股票5万两要依靠三家票号同时汇解；远者，顺天祥、百川通在云南几乎包揽了该省所有财政汇拨业务。不过，票号赚取的大量汇费渐成地方财政的一种负担。福建交由源丰润汇解昭信股票至上海一项共11万两库平银，照闽海关成案共花汇费3400两。再以四川为例，该省内外运输现银不便，汇解24万两昭信股票银至上海要靠11家票号共汇。川省各家票号平时汇价每万两收120两汇费，待到市面紧张或是“洋款限迫”时，反而要求每万两加重汇费银150两。当时广西每年摊付赔款年计90余万两，票号每汇兑100两，需汇费2两，其中利润可想而知。此外，昭信股票还用于支垫军饷等重要汇项，相应汇费在各省厘金或耗羡项下支出。个别省份已觉负担过重，占用开支，光绪令户部立案，“以免赔累”。

　　陈宝箴曾描述当时地方财政：“来源益形枯竭，而供亿岁有加增，司局道各库无不悉索一空。每当无可腾挪之际，或欠发本省勇饷，或息借票商银两，聊为敷衍一时，历年亏欠日多，尚不知如何补苴。”而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日益显现弥补收支缺口的经济作用。这一趋势甚至在蒙古贵族下辖的库伦地区也有出现。相应地，地方政府的存借利息和汇解业务已是大型票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金融业不仅依靠汇费和存款，还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政府债务之中。同时，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财政领域中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未

完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