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子茉 那天我迎着和煦春风，骑着自行车，忽然就想：好累啊，明明是我辛辛苦苦蹬的，为什么要叫“自行”车呢？ “自行车”这个名称的由来，还真的有迹可循。这就要说起中国近代史的浩瀚风云之中，一位不那么起眼、却十分有趣的人物。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每天都在使用他创造的词语。他用八部行记忠实而细致地记录下他看到的西方世界，使当时的国人大开眼界，即便说他是“中国的马可·波罗”也不为过。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需要背诵的历史事迹，最多就是在材料题里露个脸。 他就是晚清外交家、作家、书法家、翻译家，张德彝。 或者，他只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话痨。 “橡胶”“肾衣” 张德彝生于1847年，来自大城市铁岭，十五岁的时候考上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十九岁时刚一毕业，便随中国第一批出国旅游团前往欧洲，游览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十多个国家。回国之后，他将自己的见闻详细记述下来，署名为《航海述奇》。他一生八次出国，日记也被辑成《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二百万字。 别看他给日记起的名字看上去是一个大写的耿直，张德彝对于给西洋的新奇事物的描述还是非常生动的。 比如他介绍一种利用电气之力传送消息的工具：“发报员依顾客信稿，在字盘上以指按之。此处随按，彼处虽千万里亦随的之，其速捷于影响。”并将它十分简洁而精确地命名为“电报”。 比如一种交通工具：“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 趣甚。”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沿用的“自行车”。 比如一种搬运工具：“梯旁一门, 内有屋一间, 可容四、五人。内有消息，按则此屋自上，抬则自下；欲上第几层楼时，自能止住。”称为“自行屋”，也就是今天的电梯。 比如一种船：“前者端坐, 暗持舵柄，后者随坐随摇，椅动，舟自行车矣。”称为自行船，也就是今天的脚踏船。 当时欧洲的新型发明利用复杂的机械和发达的电力，让庞大笨重的机器运转自如，节省了许多人力畜力，张德彝以为它们是“自行”运转，也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他还将调料瓶称为“五味架”，缝纫机称为“铁裁缝”，灭火器称为“制火宝器”……还有工业领域必不可少的螺丝，也是他命名的。 在张德彝记述的西洋事物中，最新奇的应该是所谓“肾衣”。 《航海述奇》中记载道：“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为之设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这里的“肾衣”应该就是19世纪刚刚投入生产的硫化橡胶避孕套。张德彝说此物“造以古米，乃印度所产之一种树汁也”。“古米”就是德语的“橡胶”（Gummi）的音译。 不过，由于当时欧洲社会对于女性守贞的保守观念，避孕套的发明也不那么光彩。张德彝就记载了英法两国当时对于此物的抵触，“此物法国名曰 ‘英国衣’，英国称为‘法国信’，彼此推诿，谁执其咎，趣甚。”至今在英语和法语的俚语中，避孕套都有“英国雨衣”和“法国情书”的俗称。 张德彝作为深受儒家传统伦理教化的读书人，在意识到了“肾衣”的避孕效果之后，表现出了极强的抵触：“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不得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用在这里，还真是很贴切。 “埃及王陵”和“红头民政” 张德彝的观光旅游团一路风尘，来到了同样古老而神秘的北非。张德彝在此看到了三个王陵，一大两小，均呈“三尖形”。在当地人的引导下，年轻气盛的张德彝从破损的裂缝中钻进了那座大王陵，在一片漆黑中秉烛而行。他们绕过纵横累叠的石头，“一步一跌，时虞颠扑”，“趋前失后，退后迷前”。后来豁然开朗，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墙角底下放着一个“形如马槽”的石棺，敲击有铿锵的声音。张德彝在里面盘桓了三个小时之久，累出一身的冷汗。 这座王陵就是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在张德彝来此参观的68年前，拿破仑也曾进入金字塔，被所见景象震惊得一言不发，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谜团。在张德彝的笔下，这座陵墓反而显得无比寻常。 四年后，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完颜崇厚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给人赔礼道歉，二十三岁的张德彝为其随从翻译。 同治十年正月廿七日，也就是1871年3月27日，张德彝到巴黎租房子，看到这座城市一片混乱，处处筑起街垒。巴黎市民用几案、土石，或是装着杂物的荆柳编筐堆积在巷口，拦住处处搜捕的官兵。将军施令放火时，士兵们抗令不尊，倒戈相向。巴黎遂被“叛勇”攻陷。此时的邮局和电信局都已经瘫痪，张德彝趁夜色仓皇离开巴黎，避居波尔多。直至十一日庚午，凡尔赛军攻占巴黎。 张德彝所亲眼目睹的，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如雷贯耳的巴黎公社运动。但是在清朝使臣张德彝的概念里，这是一场由于德法议和，农民衣食无着，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叛乱”，和自己家的太平天国运动如出一辙。因起义者们高举着红色旗帜，张德彝在书中将巴黎公社命名为“红头民政”。 不过，张德彝又在书中表现出了对“红头叛勇”们的同情和钦佩。“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是说巴黎公社的女战士斗争时英勇无畏，潇洒不羁；被捕时同样大义凛然，破釜沉舟。巴黎公社成员的豪迈气概，凛凛如生。 《三述奇》中记载的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运动，不仅和欧洲的历史文献相符合，更有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这位东方古老封建国家使臣的日记，无意间成为了法国史学界的重要资料。 自卑的外交官 张德彝的经历看似传奇，其实只是在履行他的公职罢了。他出身没落的汉军旗家庭，是中国第一批官方培养的外语译员，也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官。随后的40年里，他有27年旅居国外，从小小的通事（翻译）逐渐成长为驻英、意、比的二品大员。1904年，他代表清政府在英国伦敦签订《保工章程》，没有给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但是，对于张德彝来说，他的出身、学历以及官职，从未成为他值得骄傲的经历。在19世纪中期的中国，读圣贤书、八股取士才是入朝为官的正途。而学习外语则是“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清政府为了外交需要，给予外文学习者诸多奖励，如每月的“膏火钱”、“奖学金”，以及学成后授予的官职。即使这样，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10名学员。张德彝作为这十名学员之一，自然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 张德彝晚年教育子孙时说：“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大意是我不学无术，和科举考上来的人同朝为官很惭愧，所以你们还是要好好读书取仕，就不会被人看不起。 他的墓志铭又记载了一件事：有人向张德彝求教外文，他笑而不答，表示外文并不是自己的专好。张德彝对于学问的谦虚也许是出于美德，也有可能是在畸形的社会偏见下不得已的压抑。 作为当时中国见识最广的人之一，张德彝在骨子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他在旧金山遇到一位学习基督教的华人，便斥责说：“你剪了辫子，穿美国的服装，已经忘了自己的传统。你怎么有脸回到中国去呢？在你死后，你还有脸去见你的祖宗吗？”1918年，他临终前向废帝溥仪呈遗折称：“臣八旗世仆，一介庸愚……瞻望阙庭，不胜依恋之至！”落款仍旧以“宣统十年”为年号。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代里生活着，我们不能要求张德彝有怎样的高瞻远瞩。不妨就把他当作一百年多前，一个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写日记的人。 每当我们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时，也许可以想起那个天不怕地不怕，闯进法老陵寝的中国少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