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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按：这是我写三线建设的第三篇长文。之前两文，一篇从全局的宏观角度谈三线，一篇以重庆为标本分析三线，分别刊发于《中国国家地理》和《同舟共进》。近日，自贡市政协拟编一部文集，主其事者邀我写自贡与三线，遂成此文。文中关于三线背景及评价，均源自于旧作。】 这是人类工业史上和城市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逆流之举：当全球工业都按照煤铁复合型、临空型和临海型的布局原则，尽量向着交通发达、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方便的地方集结时，数以百计的大中型企业却从中国东部和北部如同过江之鲫一般纷纷迁往偏僻闭塞的西南和西北；当城市化进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却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这个罕见的逆流之举，就是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西南和西北影响至深至远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怎样出炉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声势浩大，余绪影响至今的三线建设，其导火索竟是一起小概率的偶然事件：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交火，并击沉越南鱼雷艇。随即，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并于7日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北部湾事件成为越南战争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从之前只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装备发展到全面军事介入。 越南是中国的邻邦，越共是中共的亲密战友，对北部湾事件的升级，中共高层高度关注。其时，毛泽东在抗议美国入侵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所谓重新考虑的行动，是指上一年毛泽东曾表示要下放权力，骑着马去考察黄河。 1964年前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比较客观地认为： “三年‘大跃进’，农业连续两年遭灾减产，以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经援协议等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经过1961、1962年两年的调整，虽然有所缓和，但工农业生产仍未恢复，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仍很严重。1957年到1962年六年间，全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粮食（贸易粮）由406斤减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减至2.2斤，猪肉由10.2斤减至4.4斤，棉布由19.5尺减至10.6尺。市场商品匮乏，连日常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等都缺少供应。可以说，那几年是吃的、穿的、用的全面紧张。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焦急不安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针对大跃进等因素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大幅度倒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窘困，第三个五年计划原本应从1963年开始，但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始。这个为期三年的调整计划，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国家建设的重心放到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上。因此，它常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 一周后，薄一波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1964年计划要瞻前顾后。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 但是，随着美军对越南战争的直接介入，随着这场局部战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考量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建设到底是以吃穿用的民生为核心，还是以准备打大仗的备战为主导。显然，毛泽东心中的天平倾向于后者。他在当时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看，存在着发生大战的可能，而“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诗人脾气的毛泽东颇带情绪地表态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稿费拿出来。 也就是说，由于马克多斯号引发的东京湾事件，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严重解读，变化比计划更快，原本的吃穿用计划还来不及全面实施就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多年的三线建设。 换言之，国家建设的重要度，从“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一下子转换为“国防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吃穿用第三”。 毛泽东的担忧虽然其后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忋人忧天，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国家，这个国家正面临四壁合围的窘境。 当是时，中国南部，越南战争已然升级，战火大有烧到中国大陆的苗头；东边，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军高空侦察机随时深入内陆，美军举行的几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均以红色中国为假想敌；西面，中印交恶，摩擦不断；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以前是可以依靠的老大哥，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1964年初，总参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预估了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经济建设将可能遭受到沉重打击。报告认为，当时存在着以下几个不利于战争的现状： 其一，工业过于集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其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一辈子坚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骨子里极度自尊和倔强。早在1957年11月，他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经向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放言：“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又非常明确地指出，“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于是，中央很快做出决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吃穿用改为备战，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予以保证。 那么，所谓三线，到底是如何划分的，它又包括哪些地区呢？ 按照中央军委当年的定义，三线是将中国的国土按照距离边防和海防的远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三线是指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三线地区基本包括了属于内陆的四川（含今天的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中靠近内陆的一部分。 习惯上，西南和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之内靠近内陆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所涉及到的13个省区，它们大体位于我国大陆腹地，距离海岸线最近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界则有上千公里。在大三线周边，耸立着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和吕梁山等高大难越的地理单元，使得大三线如同拥有铁壁铜墙的巨型堡垒。 可以看出，一二三线的国土分区，是基于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一线和二线都可能成为焦土瓦砾的战场，而得地利之便的三线，是共和国必须依靠并将其作为生存与胜利根本的大后方。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会倾举国之力不惜血本地大力推行三线建设。 1964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最核心的一点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1964年到1980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三线建设是全中国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是压倒其它一切的重中之重。16年里，国家在三线建设上的投入高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 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就地参加三线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内迁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业员工，就多达450万人。成昆线、襄渝线、川黔线、阳安线、青藏线的西格段等重要铁路交通线，也在这一时期上马并竣工投入使用。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星星点点地出现在了西部广袤的大地上。 一言以蔽之，三线建设就是为了打仗。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战争并没有如同毛泽东预言过的那样真正发生，但千千万万的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命运却因之而改变，一座座和三线建设相关的城市，它们的面貌和格局也因之而改变。在多年来被视为偏僻蛮荒的西部，始无前例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现代工厂。
关于三线的私人记忆 我的老家四川省富顺县，80年代以前，它是宜宾行署辖地，1983年划归自贡市。这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珍贵的农业县，在紫色丘陵的沃土上，一代代人通过辛勤的汗水精耕细作，艰难地生存繁衍。漫长的岁月里，富顺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为本地人服务的作坊式企业，如酱园厂、面粉厂、制衣厂、酒厂和几家产能低下的小煤窑、小砖瓦窑外，没有一家成规模上档次的现代企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县。 这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县因三线建设而得以改变。少年时代，我偶尔随父亲去富顺县城，破旧的公共汽车如同一只不堪重负的甲虫沿着灰色长绳般的公路踽踽而行，不到50公里的路途，竟然要花上整整两个小时。当汽车喘息着抵达石夹口至邓关镇一带时，我开始变得激动不安： 之前，公路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田野和点缀在田野上的零星农舍，而现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渐渐出现了三四层的小楼房，小楼房背后的山坡上，烟囱林立，喷吐出一股股粗大的黑烟或白烟，一些我不知道名字和用途的高大机器伫立在烟囱之下，冰凉，坚硬，笨重，陌生，显露出与温暖柔和的农业文明完全不同的工业文明的雄壮和霸气。 我所看到的这些工厂，它们几乎都是60年代兴建起来的三线企业或是为之服务的配套工厂。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为富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当时看来体量极为庞大的晨光化工研究院，人们总是亲切地把它称晨光或晨光院。 众所周知，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靠山，分散，隐蔽”。这一原则决定了两点：一是大量重要企业千里迢迢地从上海、北京和东北等沿海沿边地区搬迁到大山深处；二是大量三线建设所需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北方或东南沿海，深入到西部腹地。 从邓关镇到富顺县城的十来公里地段上，沱江河曲折奔流，山丘起伏如卵，道路蜿蜒似蛇，晨光化工研究院所辖的四个分厂以及众多的生产车间，就星星点点地布局在这里。现代化的厂房，整洁的厂区环境，高于本地平均水平的工资，比本地县城居民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其实也就是一些三四层的红砖小楼房，人均不过数平方米，但在物质维艰的30多年前，这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标准了），以及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从食堂、商店到俱乐部的后勤配套，当然还有国营大企业职工的身份，这一切无不让富顺人大为艳羡。斯时，富顺有句民谣，叫作：“富顺幺妹快快长，长大嫁到晨光厂，又吃鸡来又吃膀”。 1989年，当我还在富顺县城上高中补习班时，有幸参加了县文协组织的一次笔会。笔会的举办之地便是晨光院。晨光三厂附设有一家招待所，我们的笔会便在那里举行。一周里，我出没于名声在外却从未近距离接触过的晨光，用少年人的好奇打量着与我20年生活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上下班熙熙攘攘的人流，操着普通话的员工（那时候富顺几乎无人说普通话），定时响起的广播，食堂里排队打饭的长龙，偶尔响起的汽笛，曲曲折折的林荫道，林荫道上穿着连衣裙的女子和花衬衣的男青年……对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然后在小镇读书，最远只去过自贡的农家少年来说，这一切都无比新奇鲜活，让我对这家三线企业无比神往。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晨光院这样的单位，哪怕是做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工人。 那次笔会我在晨光结识了几位文友，其中一位把我们请到了他家里。用今天的标准看，那样的房子无疑又狭窄又简陋，非常突兀地矗立在荒山野岭上，推开窗就能闻到从菜地里弥漫过来的大粪味儿。但它毕竟是成排的楼房，毕竟带有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那时我不曾使用过的热水器，以及摆满了花盆的阳台。那时候我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住进这样的房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静静地读书写字，人生一定幸福无比。 世事难料，三年之后，大学毕业，我竟分配到了一家比晨光更庞大、更知名的三线企业，那就是东方锅炉厂。那时候的自贡城区远比今天狭小，估计不到现在的一半。因此，如今已处于市区的东锅厂，那时还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不过，一万多名职工的体量和散布在几座山几道沟里的厂区使它自成体系，俨然一座城中之城： 这里有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教育系统，有从澡堂食堂到招待所宾馆以及医院的后勤配套，甚至还有公安局、武装部这种似乎与企业无关的常设机构。高大茂密的梧桐树下，纵机交错的铁路专用线，套用如今的网络语言来说，更是霸气侧漏。那是一个企业办社会的年代，尤其是这种规模宏大的大型三线企业，几乎就是一个应有尽有的独立王国。所以，那时候像晨光院或东锅厂这种企业的员工常有一种优越感，他们爱说的一句话是：“除了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 这里的食堂每天都供应各种面食，因为职工中有很多人来自小麦文化哺育的北方；这里有大量的人说标准的普通话或者我们完全听不懂的上海话，这些工业移民，他们固执地保留着家乡的口音，当家乡已远，他们已经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成了“本地人”，母语便是他们与故乡之间最坚固的联系；这里有远比其它工厂更为优厚的待遇，我在那里服务的几年间，所有员工每一年都无一例外地涨工资。 这里也有另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厂部大楼前，经常会挂出大红色的标语，提出一些朗朗上口却又让外人不明所以的口号；工厂的大喇叭定时广播，除了音乐，有时会有领导讲话；甚至，为了均衡用电，工厂职工的休息日也只能错开；从工厂的大门走到最远的车间，步行大概需要五十分钟；高大的厂房的阴影里，还有一些没有搬迁的原住民的古老房屋；焊花飞溅的车间门外几十米远的山坡上，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一片酥黄…… 我在东锅厂服务了四年。这时候三线建设早已结束了十多个年头，因此在我众多的同事中，早年因三线建设而来到自贡的已经比较少了，更多的，是当年那些开拓者的第二代，也就是三线建设者们常爱说的“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三线建设之初，晨光院也好，东锅厂也罢，最初的开拓者们都是外来者。对他们来说，自贡是不折不扣的异地他乡。许多年过去了，虽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经习惯了自贡的生活，但作为外来者的那种异乡人意识似乎并没有完全消散。并且，由于企业办社会，由于企业体量巨大，由于企业对员工从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几乎无所不管，单位认同和单位归属感便体现得非常强烈。 换言之，就是这些三线建设者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与自贡本地人几乎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录用新员工时，职工家属肯定优先；成年子女婚配时，一般都是厂内自我消化。因此，一家两代人三代人在同一工厂乃至同一车间的情况屡见不鲜，干部的“近亲繁殖”和错综复杂的亲戚网比比皆是。这些现象，在非三线企业里是很少见的。
自贡三线建设回眸 然而，在看到三线企业风光一面的同时，我们却往往遗忘了它们在初建时的艰难---毕竟，如前所述，我到晨光开会和分到东锅上班时，已经是这两家大型企业搬迁到自贡20多年以后。20多年的时间足以化蛹为蝶地改变一切；同样，隔着20多年的时光之河，也可能让我们这样的后来者模糊了开拓者们曾经的筚路蓝缕。 我以为，四川的城市中，自贡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说它特殊，一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富顺县下辖的一座镇子，后来因盐而兴，上世纪30年代独立成市；二是在包括重庆在内的大四川时期，自贡是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第三个地级市。在当时的四川，自贡无疑算工业基础和城市发展较好的地区。 三线建设之前，自贡成规模的企业几乎都是盐业或与盐有关的盐化工企业。早在清朝末年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中，自贡井盐曾大放异彩。清朝末年，自贡（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为了叙述方便，姑用此名）地区围绕井盐开采和运输形成的上下游企业（大多数都属于作坊级）多达1100余家，自贡盐业走上了巅峰，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的雏形已然形成，整个城市七成以上的居民依靠盐业为生。 据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8年在自贡的调查和推算，当时自贡的井盐年产值高达4940万美元――需要注意的是，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换成今天的时价，当在几十倍以上。哈特感叹说：“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巍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观，在帝国其它地方难以见到……” 四川政府的统计则表明，自贡食盐所供应的人口，在19世纪中叶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自贡每年盐税近200万两，占到了全省盐税的40%以上。民国期间，科学家竺可桢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陆不啻凤毛麟角。” 抗日战争8年间，自贡产盐总计193万吨，供应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8年间，征收盐税达2亿元以上。1949年至1962年间，自贡上交盐税占全省盐税的70%至80%，上交国家财政仅次于重庆，高居全省第二位。 共和国建政后，自贡先后兴建了邓关盐厂、鸿鹤化工厂、自贡钢厂、自贡水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但很显然，那时候自贡的工业结构还非常单一，基本局限在盐业和盐化工行业。 历史资料表明，三线建设开始的1964年，作为一个地级市，自贡下辖自流井、贡井和大安3个城区以及1个郊区，一共有28个公社和一个农场，总人口56万，城市人口25万。56万的总人口在四川的地级行政单位里非常少，但高达25万的城区人口却仅次于成都和重庆。其中，企业员工约3万。 西南局三线建委是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指挥和协调机构，它决定把全川划分为四个片区，即重庆、成都、川南和渡口（渡口即后来的攀枝花市，它是四川的第四个地级市）。其中，川南片区包括自贡、宜宾和内江，由于重点在自贡，因而又称自贡片区，该片区成立了自贡重点建设委员会，由自贡市委书记任主任，宜宾专员、内江副专员和自贡市委副书记任副主任。 自贡之所以成为三线建设中川南片区的重点和中心，一方面，固然和其地理位置相关，另一方面，它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建设也是重要因素。 三线建设时期有一个口号，叫作“好人好马上三线”，为了建设三线，原本位于北方或东部沿海的企业，纷纷整体或部分搬迁到三线地区。据时任华东局经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的钱敏回忆，当时的搬迁方针乃是： “一般都是搬一半留一半，设备和工人、技术人员都是这样。有的设备不够，就现做。当然也有全部搬到三线的。具体的搬迁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举个例子来说，重庆的浦陵机械厂，是上海浦江机械厂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人去重庆，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从技术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 自贡地区的三线开拓者们，几十年后，对当年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 按照规划，晨光院拟建设成为军工生产配套的国内最先进的从事塑料和有机合成材料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于一体的企业。选址时，晨光院先后考察过重庆、宜宾和自贡好几个地方。最后在综合评估时，富顺胜出。富顺胜出的原因有几个，其一，这里虽然山不算高，但丘陵逶迄，林木幽深，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大原则；其二，当地有一批下马企业和闲置土地，可供建设新的厂房及宿舍；其三，从脚下流过的沱江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1964年7月，晨光院在从邓关镇到富顺县城的公路两侧破土动工。晨光院早期的建设者们，竟然来自全国24家科研院所和工厂，这24家单位，分别地处沈阳、长春、锦州、北京、天津、上海、太原和重庆，其中还有500名从广州复员的军人，集体转入了晨光院。可以说，这些五湖四海的人们，全都因为三线建设走到了一起。极盛时，晨光院有职工6000多人，加上家属近2万，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县城。 曾任晨光院副院长的钟家贵是较早来到晨光的开拓者之一。据他回忆，1965年，他在太原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调令，要他调入晨光院。他从太原坐火车到了与富顺接壤的隆昌。两地如今的车程不过半小时，但他竟然在隆昌等了好几天，才等到有车到富顺。到了富顺，又换乘一种带篷的马车，从县城赶到邓关。最后连马车也没了，只能从邓关步行翻越几座山丘，方才抵达了沱江之滨的厂区。 初建时的晨光条件十分艰难，远远不是20年后我走进它时看到的那种高于普通民众生活的舒适与方便。由于厂址既不在县城，也不在邓关镇，加上那时还没有后来的自由市场，员工们买菜只得走好几里路到县城或邓关，往往一次要买上三五天甚至一周的疏菜。至于住宿，带家属的员工租住农民的房子，单身员工住干打垒的集体宿舍。最艰难时，早晨洗脸只能到附近的稻田或是山下的沱江里取水，洗漱完后，再用盆子或木桶带一些以备一天之用。那些家有小孩的员工，由于初时子弟校尚未建成，只能送回老家。 但就是如此捉襟见肘的条件，当年却有大批大学生分配至此，很短的时间里，晨光院的大学生竟多达800余名，其中还有不少出自清华和北大这样的名校，这在40年前，显然是一种只有用国家指令才能完成的人间奇迹。 炭黑是一种无定形炭，常用于做橡胶的补强剂。1964年，国家经委、计委、科委联合发文批复成立抚顺炭黑工业研究设计所，但成立不到一年，这家中国炭黑行业唯一的集科研、设计、生产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即奉命搬往四川。有关人员在考察了永川、泸州和自贡后，决定把该所落脚在自贡鸿鹤化工厂附近的雨台山。之所以把炭黑所布局在自贡，乃是因为炭黑所需要有炭黑厂与之配合，而四川有3家炭黑厂，分别座落于永川、沪州和自贡。 后来出任自贡炭黑所首任所长的毛子霖先生，曾经撰文讲述了当年搬迁到自贡后的艰难： “土地划拨工作完成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雨台山迁坟，100多座坟，有的根据通知迁走了，但有许多无主的坟没有人迁，就要我们自己动手把尸体挖出来运到火葬场火化。时值夏天，任务艰巨，我们组织了10多名党员，干部把数十座无主坟的尸骨挖出来，当时臭气熏天，大家顾不得这些了，头顶烈日，脚踏热岩，挥汗如雨，顺利地把尸骨一车车运往葬场火化处理。那时家属仍留居在抚顺。因此，男同志全部集中住在检修厂房的金工车间，女的集中住在仓库大屋内。王书记是军队干部转业的，于是他把军队的作风带到了施工现场，一切行动听指挥，实行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中化。没有自来水，我们就在山下打井，大家喝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净化处理的井水。没有食堂，就在检修房小库内搞了个临时食堂，抽了几名会烹饪的同志做饭。有几万方土石方需要运输，我们都参加劳动，学大庆王铁人的精神，硬是肩挑背扛、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手一脚把炭研所建起来。至1966年底，炭研所扎根自贡的任务基本完成。” 东锅的厂址，其实最初并没有定在自贡，而是经过了好几次变更。尽管相对来说，自贡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建设，但它毕竟太过偏远，因此选址之初，往往把目光盯住了成都平原以北的绵阳到江油一线，那里有宝成铁路便利的运输。 据东锅厂首任党总支书记朱纯回忆，当年他受命入川组建东锅厂时，最开始，他以为厂址肯定会选在德阳，因为德阳已经布局了一机部所属的电机厂、汽轮机厂和二重。但令他意外的是，他到四川后才得知，上面认为，东锅厂不能建在德阳。原因有二，一是此地位于肥沃的成都平原，是高产的良田，不能占用；二是内迁太集中，没有达到分散的要求。 接下来的选址中，一度把东锅定在了江油禅林寺。但是江油方案也因该地工厂布局太密，江油地区的煤、电、水以及副食品无法保障而作罢。此后，东锅厂决定落址自贡，开始，选中了市区以南的舒坪，后来尘埃落定，选择了如今的厂址，也就是靠近市区的马鞍山。 兴建东锅厂的任务，一机部决定交给当时中国锅炉制造业的老大——哈尔滨锅炉厂，但其后，包括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和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在内的几家单位都承担了任务，而这几家企业中参与建设东锅的人员，后来全都成了东锅厂的首批职工，在这座远离家乡的城市服务了一辈子。 东锅厂建厂投资为9300万元，这在自贡的三线企业中算是最大的，其它一些三线企业的总投资分别为：晨光院3512万元，自贡机床厂292.25万元，东新电碳厂695万元，自贡机械一厂288万元。从这些数据就可看出，东锅厂是三线布局在自贡的一个巨无霸。这是因为，东锅厂的产品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企事业单位用来烧水的锅炉，而是火电厂发电的锅炉，它和国计民生直接相关。 东锅厂定址自贡后，就像当时的大多数三线企业一样， 为了保密，对外不使用厂名，而是用代号，东锅厂的代号是：四川省自贡市1010信箱。甚至在厂内，对各个分厂和车间，往往也以代号相称。101车间，206车间，406分厂，这些代号对外人来说，完全不知所云。值得一提的是，其时的自贡虽然是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川内第三大城市，但电话号码竟然还是三位数。东锅厂的电话号码是：242。 东锅厂占据了从釜溪河上游到五星街一带的六山一沟一坝，为了做到“亦工亦农，厂社结合”和建立“政治围墙”，厂区内有600多户农民没有搬迁，厂区没有围墙其实也无法建围墙。伴随机器轰鸣的，是农家的鸡鸣狗吠；与三线员工同路而行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产车间和铁路线，掩映在农家的竹林里。 1970年，东锅厂正式开工生产，它的处女作是为渡口这座因三线建设才从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发展起来的中等城市的一家战备电站生产一台50MW的电站锅炉。 据统计，三线建设期间，一共有22家单位内迁自贡，其中自贡大型空分设备厂于1967年又从自贡迁往简阳，故真正建在自贡的三线单位实为21个。21信三线单位中，企业21个，院校1个。这家惟一的院校，就是四川轻化工学院。 在自贡，很多人都知道四川轻化工学院有另一个名字：652。这个一看就明白乃是代号的称谓，深埋了一段三线建设的往事。 关于三线建设的具体操作，毛泽东有过一段指示，他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陆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 正是基于毛泽东所提出的“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高教部决定向三线地区迁建部分高校。迁建高校中，重点是四个以代号命名的四所分校建设工程。这四个代号分别是：651、652、653、654。651，就是清华大学建绵阳分校，主要由清华无线电系整体搬迁组成，这成为今天的西南科技大学的滥觞。653，就是北京大学建陕西汉中分校，这成为今天的陕西理工学院的前身。654，就是南京大学到湖南桃源建中南分校。至于自贡人所皆知的652，那就是华东化工学院建自贡分校。 清华、北大和南大都是中国最顶级最有名的大学，相比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华东化工学院，凭什么也能进入四大工程呢？原来，华东化工学院是共和国执政后建立的第一所化工高等院校，由原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承担着国防尖端科研任务。 对内迁的院校，中央给出的选址原则是：一、大分散小集中，即联合几个单位组成一个小城镇；二、具备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有利条件；三、少占耕地，不占高产田；四、交通方便，有水源电源，有利于节约投资和开展基本建设。 652工程的选址，先后考察过灌县（今都江堰）、内江、自贡和宜宾等地，在综合比对各种利弊因素之后，考察组认为自贡地区作为学校迁建目的地较为适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贡有良好的化学工业基础。 652选定自贡后，具体校址定在了黄家山，那里已经建有一条公路，离自来水厂也较近；更有利的是，当时自贡市拟在此地建一所化工学校，所占土地已征用，校舍的总体布置完成了规划，个别建筑物的地基已施工完毕。但不巧的是，就在建校方案报准不久后，此地竟发生了两次地震。化工学院拥有大量精密仪器和玻璃制品，建于地震带上显然不合时宜。为此，652终于选定了邓关镇黄坡岭。 选址黄坡岭，的确很符合中央确定的原则：一、该地土地贫瘠，不会占用良田；农户较少，拆迁方便；二、地点隐蔽，附近均是起伏的丘陵；三、邻近有邓关盐厂、自贡阀门厂、炭黑厂、晨光院和天然气试验站等化工生产与科研机构。这一带的地下资源也极为丰富，有大量盐卤及天然气，有利于贯彻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四、黄坡岭地势平坦，基础牢固，周围有发展余地。五、有公路通往自贡、宜宾；离水源、电源也不是太远。六、不在地震带上。 但不利因素也显而易见，它离自贡城区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地处荒郊野岭之上，座落在高丘低山之间。小时候从那里经过，大人们告诉我那是一所大学时，我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大学不是在城里吗？这所大学怎么会在边远的农村呢？ 652建成后，华东化工学院改名上海化工学院，652便命名为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1979年，652不再作为上海化工学院分院，改为四川化工学院，1983年再改名四川轻化工学院。2003年，四川轻化工学院与自贡的另外几所高校：自贡职业大学、自贡师专和自贡教院合并，组建为四川理工学院。 作为自贡地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652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自贡地区高教事业的发展。而今，四川理工学院已发展为下辖16个学院，开设74个本科专业，涵盖9个学科门类，拥有教师1500余人，学生超过万人的综合性高校。但追根溯源，偏僻的、被大面积农田包围的邓关镇黄坡岭，无疑是它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源。
三线建设是是非非 弹指一挥间，三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千里转战的三线建设者，当他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习惯了内迁地的生活时，却突如其来地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冲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初决定大搞三线建设的备战背景已经被证明并不存在，而大批布局在西部山区的三线企业，开始面临市场经济的严竣挑战。对它们而言，一方面以前的国家计划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它们不得不和沿海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它们偏处西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观念陈旧，注定了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下风。 就自贡这个小范围来说，三线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时代压力。虽然落户自贡的三线企业，其交通条件和经济背景要比那些当时布局到诸如贵州安顺、重庆涪陵和四川达州等更加边远更加落后地区的企业要好一些，但它们同样也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阵痛。 关于三线企业在转型时期的困难，据毛子霖回忆，80年代初，中央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先搞试点，后搞扩大，炭黑所是试点单位之一。当时，炭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困难，事业经费每年要递减十分之一，而该所既无生产性收入，技术性收入也不多。 他说，“有一段时间，入不敷出，日子真不好过。记得有一个月，银行存款都不能支付职工的工资。为了不影响职工情绪，我提前三天去晨光院借款20万元。另有一回，向另一兄弟单位借钱50万元，作为周转金，这回很费周折，由于对方怀疑我们的偿还能力，非要原化工部科技局领导担保，才予借款。由于事业费递减，经济比较困难，全院职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人心不安定。最高时，要求调离的科技人员达40-50人。” 规模比炭黑所大得多的晨光院，也在90年代遭遇了极大困难。其时，企业濒临倒闭，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各家银行纷纷拒绝向晨光贷款，院里人心涣散，800余人辞职离职。为此，化工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该院。 大浪淘沙，在三线建设业已成为历史30多年后，这些企事业单位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一些企业破产了，它们曾经的辉煌与艰难，都成为历史。如自贡铸钢厂、南华锯条厂、自贡油毡厂； 一些企业转制了，它们已经和从前那个国有的三线企业没有太大的关系，如自贡运机厂、自贡工业泵厂、自贡空压机厂； 一些企业则部分搬迁了，如晨光的一部分搬迁到了成都；东锅的研发中心、服务部和销售部搬到了成都，与东汽配套的制造车间搬到了德阳。 从1964年到今天，50年光阴白驹过隙，三线建设尘埃落定。对于共和国历史上这段旁逸斜出的插曲，到底该如何评价？对此，专家们有他们的说法。比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作者陈东林先生认为： “三线建设，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思考和奋斗的特殊产物。我们应该肯定它在军事上的成就。但如果从经济上来衡量，这是一场不划算的建设，甚至中间存在着较大的资源浪费。” 更有专家指出，“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但从西部的立场出发，三线建设却是对这些原本工业十分薄弱的地区的一次有力的输血，它客观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社会学家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无疑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就自贡而言，一方面，正如自贡市政协所编的《三线建设纪实》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具有悠久盐业历史的自贡，当时作为四川的第三大重要城市，在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中，担负起了地区三线建设的重任，同时也出色地完成了三线建设赋予本市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对自贡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的提升与跨越：三线建设期间，内迁的21家企事业单位，职工总数超过1万人，占自贡企业员工的将近一半。内迁企业的设备、规模、科技含量、企业管理和员工素质，都是自贡本土企业难以企及的。 更重要的是，三线建设对自贡工业结构是一次极大的丰富，此前的自贡工业以盐和盐化工为主，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双低下。三线建设之后，自贡以井盐基地和盐化工为主的结构单一的工业体系，跃升为拥有机械工业（包括发电锅炉、机床制造、通用设备制造）、材料工业（包括焊接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硬质合金材料、炭黑墨材料）和轻工业的综合型现代化工业城市。 从精神层面说，内迁企业员工文化素质普遍更高，视野普遍更开阔，意识普遍更开放，这对长期处于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自贡人，无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染。 总而言之，对自贡不足百年的城市史而言，为期10多年的三线建设，显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对这座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持久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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