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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抠门，是很多人对富人的印象，然而这并不全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富人仅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地区比较抠门；在那些平等的地区，他们甚至比穷人更加慷慨大方。 编译 | 华夏 责编 | 陈晓雪
● ● ● 富人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刻板形象：一毛不拔、自私自利的欧也妮·葛朗台。在我们的日常闲聊中，金钱常常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被视为一种腐蚀的力量。个人财富取得巨大成功的精英，同时也是正人君子的希望渺茫。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甚至也把富人描绘成了冷血自私的一群人：在实验中，高收入个体会倾向于从小孩那里拿走更多的糖、对癌症患者的同情程度更低、不愿帮助遇到困难的人等。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为富，不仁。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多伦多大学的斯蒂芬尼·科特（Stéphane C?té）、朱利安·豪斯（Julian House）及斯坦福大学的罗·维勒（Robb Willer）等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收入个体仅仅在经济高度不平等的的地区中才比穷人吝啬。换言之，在经济较为平等的地方，富人比穷人更加慷慨。这一结果发表在2015年12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研究人员认为，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或者说，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的程度，是影响富人更加慷慨还是更加吝啬的关键宏观因素。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科研人员对全美各州1498名居民展开调研，比较不同贫富差距程度的地区、不同收入个体的慷慨程度。 研究人员使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来衡量收入不均的程度。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绝对平等，即所有人的收入相同。基尼系数为1的时候表示绝对不平等，即所有的收入被一个人所得，其他人则为零收入。 而对调查对象的慷慨程度的测量则基于一个行为测试：独裁者游戏（the dictator game)。参加调查的人被告知，他们将被随机指定为决定人，并得到十张彩票，每张彩票将可能赢得10美元或者500美元（两种彩票在总的彩票中各占一半）。作为决定人，他们可决定将一部分彩票转交给下一个参加者，这位参加者本身没有任何彩票。决定人知道，下一位参加者可能来自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决定人不可能遇到施舍对象，获得回报，故而他们的施舍行为将有损害自己的利益，减少了自己赢钱的可能性。同时，彩票的奖金池子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游戏中人们能够获得的总奖金是一固定的，决定人的施舍行为并不会为他们带来别的好处。 不过，“独裁者游戏”真的有效吗？毕竟，受试人身处实验室环境，与在实际生活中做决定的环境大不相同；他们分配的奖券并非自己辛苦所得，因此可能更愿意捐赠；他们也很有可能产生讨好研究人员的心理（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从而倾向于更多地捐赠自己的彩票。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Matthias Benz 和美联储波士顿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 Stephan Meier通过对比苏黎世大学新生在入学缴费时是否对本校的两项奖学金进行捐献以及他们在实验室中的假想捐献情况，发现真实情况和实验情况中，人们的捐献状况一致。这个实验说明，独裁者游戏能够很好反映人们的实际捐献愿望。 研究人员对独裁者游戏中的捐赠和所有个体的收入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捐赠和收入之间并没有总体相关性。这意味着高收入个体并不一定比低收入个体更加吝啬。 图1：纵轴表示参与者捐出的彩票数。蓝色虚线代表经济较平等的州（怀俄明州）其个体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关系。灰色虚线代表平均经济平等水平的地区其个体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关系。红线代表经济最不平等的地区（哥伦比亚特区）其个体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关系。 然而，如果将经济不平等的因素也纳入考量，慷慨程度和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立即显示出来。如图1所示，在经济最不平等的地区，收入高低和慷慨程度负相关；在经济最平等的地区，收入高低和慷慨程度正相关。同时，根据回归曲线的估计，当基尼系数高于0.485时，负相关出现。当基尼系数低于0.454时，正相关显著。 为了验证这个结果的稳定性，研究人员一一控制了和收入相关的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雇佣状态，婚姻状态，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以及奖金总额的大小；同时也控制了和不平等程度有关的社会因素，如收入中位数，人口，市区人口比例，年龄分布，种族分布，性别分布等。之后的测试结果表明，收入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 要注意的是，这项调研并不能给出因果性。比如说，可能存在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即那些高收入又慷慨的人士迁居到了经济水平比较平等的州，因为这些地方更加均等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和他们的公益倾向吻合。为了证明经济不平等和慷慨程度的因果性，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Workers）招募来704名受试者。受试者被随机分成了两组（这意味着两个实验组的成员特性没有统计上的区别），然后各观看了一幅描述他们自己所在州贫富差距状况的饼图。第一组看到的是贫富差距较高的数据统计，第二组看到的是低贫富差距状况。换言之，两组参与人员看到的都不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贫富差距状况。观看完毕之后，参与人员将对他们所在地区的贫富差距状况做一个描述。实验表面，那些看到高贫富差距饼图的人普遍也将自己所在地的贫富差距描述得较高。另一组人则相反。随后，如同之前的调研，受试者参与“独裁者游戏”，考虑他们要把多少彩票送给下一位受试者。 图2：纵轴表示参与者捐出的彩票数。红线表示经济被描述为不平等的小组其个体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关系。蓝线表示经济被描述为平等的小组其个体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关系。 如图2所示，在经济不平等被描述得相对更高的实验组中，高收入个体比低收入个体更加吝啬。在经济不平等被描述得相对更低的实验组中，收入水平和慷慨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也即是说，高收入个体的慷慨程度随着他们对贫富悬殊程度的感知而变化。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平等的地方，他们会更加慷慨。这里的704名受试人员在统计上并没有差异，他们仅仅因为对自己所在地的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便产生了不同的慷慨倾向。因此，通过这个实验，我们便更加确认，正是社会贫富差距状况，导致了人们慷慨度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目前，研究人员还只有一个猜想。 很可能，在财富分配不均的地区，富人往往认为他们比普罗大众更加优越。当人们开始居高临下地与他人比较时，他们会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更加重要，更多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此外，在经济不平等的地区，穷人的生活明显更凄惨，没有经济地位的痛苦更加刺眼，故而富人会因担忧失去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拒绝分享自己的资源。同时，当富人生活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地区时，他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的经济优势正义化。尤其是在美国那些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地区，高收入个体会更倾向于认为，只有努力工作才是财富的正当来源。这些人很可能因此拒绝捐出他们的资源。 如果这一结论站得住脚，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减少了富人做慈善的动力，因此，纠正贫富不均不能按照传统的看法，依靠富人的慈善行为，需要更多有效、多样化的策略。 参考文献： 1.Piff PK, Stancato DM, C?té S, Mendoza-Denton R, Keltner D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11):4086–4091. 2.Stellar JE, Manzo VM, Kraus MW, Keltner D (2012) Class and compassion: Socioeconomicfactors predict responses to suffering. Emotion 12(3):449–459. 3.Piff PK, Kraus MW, C?té S, Cheng BH,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 Pers Soc Psychol 99(5):771–784. 4.Bekkers R (2007) Measur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surveys: The all-or-nothing dictatorgame. Surv Res Methods 1(3):139–144. 5.Benz M, Meier S (2008) Do people behave in experiments as in the field?—Evidencefrom donations. Exp Econ 11(3):268–281. 6.Franzen A, Pointner S (2013)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giving in the dictator game. ExpEcon 16(2):155–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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