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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重祭祀，祭天祭地丝毫也马虎不得，尤其是天子祭礼，直接关乎社稷的安顺与绵长。 天子祭服，乃至祭祀的车队、马匹、旌旗，都要从颜色上与“天”保持一致。这里的“天”，即自然界。当然，这在中国人的“天”概念中，只是一解。 试想，在春夏秋冬四季，天子率队赴东南西北郊行祭祀礼，整个队列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顺应天意，形成鲜明的各自不同的四种色调，那是何等的气派！小时候不懂，以为这是一种迷信，一种形式。待研究服饰文化三十余年以后，才感到这不是古人的荒谬，更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深奥，一种无与伦比的崇高。 《礼记·月令》中记载，春日祭祀，天子要“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这是最基本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不这样反如其他三季会有什么害处，都写得清清楚楚。 而且，春祭还要分成三次，如孟春、仲春、季春。单说这队列，天子要乘坐带有青铜鸾铃或有鸾凤车轼的车子。古文中“路”通“辂”，即车。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飞禽，《诗经》中已有“和鸾雍雍”的诗句，通“銮”，后专用为皇帝銮驾车饰，《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有记载。驾车的马要冷灰色的皮毛，美其名为仓龙，“仓”通“苍”。车上插着蓝绿色的旗帜，天子以及参加祭祀礼仪的大臣们也都要穿上蓝绿色的衣服，并佩青玉。 中国古人常将蓝绿色称为“青”，早期古诗中即有“青青河畔草”，再熟悉不过的如“青山绿水”。当然，也有时指黑色，这在《书·禹贡》中已出现。大家习惯的用法如指头发为“青丝”。但是，古代黑色的同名词更多的是用“元”“玄”或“皂”。“精不精，一身青”，大家一听就知道穿一身黑，那是近代的事。 春祭中的蓝绿色，自然是为了符合“杨柳青青”的总体春日色调。想来这其中有古人对天的敬畏，也有对天的谄媚，总之是想接近大自然，以求不违过。中国古人在西周初年时，将“天”视为人格化至上神，将“人”局限为人间统治者。春秋时思想家子产将“天”指为天象（星象），将“人”概括为人的社会生活，正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至春秋末年越国政治家范蠡提出“天因人，圣人因天”。 这说明已达到一种哲学思想的境界。直至汉代大儒董仲舒郑重提出“天人合一”，认为“天”既有自然外貌，又有四时现象，同时还能监察人类行为，降下灾祸或祥瑞。这种观点影响深远，如今的人们还爱说：人在做，天在看。而且，随着人类无限开发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使人们不再一味地相信人定胜天了。 在这种重新思考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再来解读古祭服上的四时服，五色衣，真是比原来的领悟要明显加深了。四时服好理解，就是按春夏秋冬四季颜色穿用的服饰。五色衣是中国古人在春、夏、季夏、秋、冬五时，讲究春用青，夏用朱，季夏用黄，秋用白，冬用黑。这在《后汉书·舆服志》和《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就有专用词记载了，唐代李贤更是在史书中留下这种明确五色的注疏。 实际上，《礼记·月令》中虽没有用“五色衣”这几个字，但已经记得很具体了。除以上提到的春日青色祭服外，夏日祭祀是，天子“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这里记述到季夏，但未提黄，而是在夏季后面的内容中，专说了一下“中央土”，然后记天子“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可能后来将此改为季夏用色了。因为《礼记·月令》中只有四季，却加了一个“中央”这样的方位概念，后代学者索性将其归为季夏了。 《礼记·月令》中写秋日祭祀时，天子要“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冬月里祭祀，天子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试想，祭祀车队一色青，一色红，一色黄，一色白，一色黑，那可是够威风的。单说这种对祭天祀地的严肃性，就让人敬佩不已。年轻时想，夏天本来就热，再穿红，多燥啊！再说秋天百花凋零，大自然的颜色少了，一队白衣白马白车，不是更无色彩感觉了吗？冬天一队黑，那简直令人压抑了……我曾天真地想，挂历就应该反季节。不然，夏天外面特热，回到家里一看墙上的挂历，又是光照强烈，繁花似锦。而冬天在外面走来就很冷了，一到家，又见墙上冰天雪地，何苦呢？后来才懂得，挂历是挂历，挂画是挂画，一个“历”字就说明了四时节气。可能古人就是这么想的。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古祭服上，帝王冕服上身黑下身绛红，也是为了顺应天地的所有时间与空间。再说，为什么上衣下裳作为礼服的最高形式，高于连身的深衣和长袍呢？也是为了象征天与地。中国人认为天地乾坤是有顺序的，不得违抗。虽说对“天”和“人”的探讨，各时代各学派都有不同见解，天与人确实也是一对历经数千年的哲学范畴。但是，这个话题并不遥远，小孩子受到惊吓时也会喊出“天啊”。所以说，中国古祭服上所表现出的与大自然保持一致的思想，还是有文化基础的，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左图为东汉君车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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