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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思。但思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 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初读时宜读选本，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都可（《明儒学案》每家份量稍重，《宋元学案》更重，不宜初学），能读懂哪家，能理会其道理者，不妨多读几遍，然后再读全集。通一家后，再如前法选读他家。总之，选自己有兴趣的、能读懂的来读，而不要勉强硬读。只有这样读，此才能真有所得，才能作到“心知其意”深刻理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能深刻懂得古人何所道，是谈不到分析批判的。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著于名相，因个人所用名词术语常有名同而实异者，故必细心体会各家所用名词术语的涵义，才能进行分析比较。如果内涵不清，仅就名相上进行分析，皮毛而已，是不着实际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 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饮流歠而无问齿决。不管做哪门学问，都应该体会象山这层意思。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样学生作何用？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较中国少，反而长期是个分裂的局面，就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作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竟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每一学问必有其基础典籍：清代汉学，不离《说文》；今古文学，则不离《五经异议》、《白虎通义》；宋学则一《近思录》；文学则《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此学者之所能知。治史则当以《文献通考》为基础，则世之学者鲜能首肯者也。 END 编排：@二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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