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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成长成功 摘 要：珍贵古籍申报书的填写，与古籍编目息息相关，没有较高的古籍编目水平，难以填写出合格的申报书，而不合格的申报书会直接影响到珍贵古籍的申报。文章就“河南省珍贵古籍申报书”的填写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并加以纠正，希望能对“河南省珍贵古籍申报书”的填写有所帮助。关键词：避讳 避讳字 古籍 古籍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256-03 一、避讳与讳法 避讳起自封建时代，为我国古代所独有的一个传统。 帝王的名字，称之曰讳。辛亥革命之前，凡文字中遇到当代帝王或尊者之名，均要回避而不用，这叫作避讳。这种封建时代特有的讳制，据文献记载，自周朝起始，迄于清末。除元朝不避讳外，各朝均行避讳，其中宋朝避讳最盛。明承元后，起初并不行避讳之法，明代末年，为加强统治，讳法又开始见诸文字。清代之避讳，则自康熙皇帝开始，至雍正乾隆时期最为严格，咸丰后的避例渐宽。 避讳君王名字，是封建王朝所制定的一种制度，举国之人皆要遵守。另有避嫌名一说，避嫌名者，当时的社会风尚，并无强制遵循之法则。所谓嫌名，与名字音声相近。也就是说，古时不仅要避讳与君王的姓名相同的字，风尚所及，还要兼避音同或音近的字，这就叫讳“嫌名”。嫌名约有三种情况：（1）部分字形相同的字；（2）字义相近的字；（3）字音相同的字。 避讳还有翌代同讳，数朝同讳的现象。翌代同讳，不仅避讳当朝皇帝的名字，已经过世的本朝皇帝的名字也要避讳。数朝同讳，指不同朝代的避讳，讳法相同。如：宋朝避皇帝之祖讳，玄、弘皆缺末笔，玄改为元。清朝时，为避康熙帝与乾隆帝讳，沿用宋时之讳法。 古时避讳所用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改字，把与帝王之名相同的字，改为其他字。如，唐朝时，因避讳唐代宗李豫的名字，将一种植物“薯蓣”，改名为“薯药”，到宋朝时，又因避讳宋英宗赵曙的名字，将“薯药”改易成“山药”。第二是空字，因避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宋版书中遇到当朝皇帝的名字，有时会用“今上御名”四小字来标示。第三是缺笔，就是当文字中出现本朝帝王的名字时，不书满其字笔划，以示避讳，谓之“为字不成”，缺笔是最常见的避讳方法。 由于历史上各朝各代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古籍中常有因避讳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前人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辄使古籍淆乱不清，这是一个要让史学研究者、古文献研究者与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人员足够重视的问题。 二、明清时期避讳字的常见讳法 在古籍中因避讳而形成的文字，称为讳字。 我国现存古籍中，明清时期刻印的古籍占据多数，而又以清代刻印的古籍数量为最。以笔者之陋见，仅能略述明清古籍中避讳字的常见讳法。 明清时避讳字以缺笔讳、改字讳最为常见。 明朝始见避讳字，自明泰昌时起，历天启、崇祯朝，泰昌皇帝名朱常洛，故古籍中的文字“常”字有改为“尝”的，“洛”字有改为“雒”。凡古籍中“由”字缺末笔，及“校”改为“较”，则是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名字。常见古书卷端之著者的著作方式“校”易为“较”。这个改易的“较”字，也见于清代的一些书籍中，推测原因，可能是明清两朝更迭时，由刻写古籍者的习惯性所为，而后沿袭而成。 清代之初，尚无避讳，故顺治帝福临的名字不讳。 康熙帝玄烨，两字均避讳。康熙初期，避讳并不严格，古籍中玄字有讳有不讳，与玄字有关联的字基本不讳。后来避讳渐严，眩、舷、弦、伭、鉉、炫等与玄有关联的字均加以避讳。另有用元、神二字替代玄字，常见者，玄孙改元孙，玄参改元参。而烨字则缺末笔以示避讳。 雍正帝胤禛，两字均避讳。胤多见于缺末笔，或改字为允，禛缺末笔，或改字为祯、正，如：王士禛，雍正时改为王士正，乾隆时改为王士祯。另有兼避真、贞二字一说，此讳法不常见，笔者仅见《历朝千字文汇考》一书中（第21叶）真字缺末笔。 乾隆帝弘曆，两字皆避讳。弘字缺末笔，与弘有关的字也讳，如泓。或改字为宏，常见明朝的弘治改作宏治。曆字有缺笔讳，如厤，或改曆为歷，常见把萬曆改作萬歷。有专家称暦亦是曆字的缺笔讳，但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暦并不是讳字，暦字在明刻本及清初刻本中较为常见，如：《书经近指》（康熙十五年赵缵刻本），书中胤字不讳，正文大字曆不讳，注文小字有暦字；《由拳集》（明刻本），叙文时间落款为“万暦八年”；《岭云编》（康熙二十二刻本），书中弘不讳，文中有暦字；《徐文长文集》（明刻本），书中弘不讳，亦见暦字。可见暦不是避讳字，只是曆的异体字。有学者认为弘字改为宏后不得缺末笔，但在《四书反身录》（康熙刻清重修本），弘改宏后，宏缺末笔。 嘉庆帝顒琰，两字皆避讳。顒缺末两笔，琰缺末笔或把该字最下面的火改为文。《四书反身录》（清后期刻本）书中有“颙”字，缺末两笔，并用墨围框住。 道光帝旻寧，两字皆避讳。旻字缺中间一点，寧字缺末笔，或改为甯或寕，如，黄邦宁，改为黄邦甯。而寕作为讳字，笔者认为它是一个并不能给鉴定版本带来很大帮助的讳字。乾隆元年屏山堂刻本《四书读注提耳》，序中有寕字（手写体）；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顾氏万卷楼刻本《春秋大事年表》（写刻本），文中寧、寕多次交替出现；明崇祯刻本《皇明世法录》中亦有寕字出现；清乾隆十六年刻本《金诗选、元诗选》，第六卷中有“寕”。以上几例，书中均看不出有挖改的痕迹。笔者常见到在清道光以前的刻本中，尤其是写刻本或序文为写刻时出现寕字。 咸丰帝奕詝，两字皆避讳。均缺末笔示讳，兼讳佇、苧等。 同治帝载淳，历来认为单避讳一字。淳缺末笔为“涥”，或改为“湻”。笔者曾在一抄本中见到载字缺末笔，疑是抄书人下意识的举动，造成此字缺末笔。光绪帝载湉，单讳湉字，湉缺末笔。宣统帝溥仪，单讳仪字，仪缺末笔。 三、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 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人员，是非常有必要对古代之避讳加以研究的，只有熟悉了各历史时期的讳法、讳字等，在对馆藏古籍进行编目时，才能通过查找古籍中的避讳字，对古籍的版本加以判别，做到准确著录。如没有避讳学常识，那么对古籍版本的认定会出现一些困难。懂得了避讳学，可利用它辨别古籍的真伪，并可以审定其刻印或抄写年代。 我国现存的古籍，有部分书籍，书中有刻书牌记，那么对于版本的认定相对简单，是否查找书中的避讳字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但相当多的古籍是没有或缺失刻书牌记的，尤其是残本古籍，要鉴定其版本，查书中避讳字是必不可少的。 查找古籍中的避讳字，首先要认真、仔细，一定要逐页逐行进行查找，处处要用心，稍一疏忽，也许就与书中的避讳字失之交臂，而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古籍的版本依据。其次要有耐心，查找避讳字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把一部书从头至尾查阅完毕才行，当一部几十册的古籍需要用讳字解决版本问题时，要没有足够的耐心是难以胜任的。 古籍中所见避讳字，缺笔讳比较好识别，多见于缺文字的最后一个笔划。改字讳的辨认和知晓就相当不易了，古代避讳改字的规律，通常是以互训字相替代，因而改字讳不太容易掌握。实际工作中，在鉴定古籍版本时，情况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南宋时的官刻书，不但要回避当朝在位皇帝的名讳，还要回避北宋历朝已故皇帝的名讳，同时又要回避其远祖等名讳，包括各嫌名，往往总计的讳字多达百余，十分繁杂。 利用讳字来鉴定版本，其方法是在寻找讳字时，见一个记一个，然后将所发现的讳字，依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样就会明确某一书中包含的讳字下限到某朝代那一帝为止，能够得到古籍刻印大体之时限。 现以宋版书为例。笔者曾查阅《中华再造善本》中所收录的《河岳英灵集》一书，此书原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版本著录为宋刻本。查书中讳字，所见的宋讳共十字，讳字皆缺末笔，有筐、敬、恒、贞、桢、署、树、昚、廓、墩，涉及宋帝有太祖、真宗、仁宗、英宗、钦宗、孝宗、宁宗。但此本避讳极不严谨，书中应避讳之字，出现有讳有不讳，或前后不一，如玄、弦、絃、洹、曙、署、树、昚、郭等字均不避讳。宋代官刻书行讳甚严，此本避讳如此随意，说明其非是官方刻书。以上所列缺笔讳字，时间最晚至南宋宁宗，宁宗名扩，书中廓字缺笔是避宁宗嫌名。故莫友芝在其所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中说：“篇中宋讳或避或不避，惟廓字，宁宗嫌名，数见皆缺笔，盖宁宗时刻也。”把此书的版本定为宋宁宗刻本。查书中“巡”字不避讳，南宋理宗名昀，“巡”是其嫌名。根据“巡”不避讳，此本刊刻时间应早于宋理宗，因此把此本断为宋宁宗时所刻似乎说得过去。笔者认为，因此本避讳甚不严格，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是稳妥之举。依据书中讳字情况，如要把此本版本详细描述的话，国家图书馆所藏《河岳英灵集》当是南宋晚期私家或坊间所刻无疑。 相对于宋朝而言，明清两朝代的避讳字较少，故容易把握。当古籍中出现避讳字，可以根据它考订一书刻本的时代。如：书中文字“洛阳”，改易为“雒阳”，“雒”避明泰昌皇帝名讳，因泰昌的年号仅存一年，那么此书的版本，大致可断为刻印在明泰昌之后，崇祯之前。再如，中药名“玄参”、“玄胡”，因避清康熙皇帝名讳，改为“元参”、“元胡”。所以当古籍中出现“元参”、“元胡”，则此书必刻印或抄写于康熙及康熙之后。 河南省图书馆所藏《四书反身录》，内有“李二曲先生事略”一文，文中有“先生名某，（后用小字注）恭避御名上一字”。从书中仅知“某”字避讳的是当朝皇帝御名的第一个字，并不知是哪一个皇帝，这就要通过其它途径查知“某”字替代的是什么字，一旦明确，即可断定此书版本时代。通过查阅其它版本的《四书反身录》“李二曲先生事略”，其是“先生名颙”，从而明确李二曲名叫李颙。嘉庆皇帝名颙琰，《四书反身录》中“某”避讳的是“颙”字，故可断定此书刻于嘉庆时。 清代的古籍中，避讳字较为常见，只要找到书中的避讳字，就能大致判定其刻印时代。所以，利用避讳字断定古籍版本，只要运用得当，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四、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需要注意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利用讳字来鉴定版本，只要查检到位并能够准确认定，一般是比较可靠的。故准确认定避讳字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因为错判避讳字，导致错判版本。如：“歷”、“甯”二字在古籍中出现，一定要结合文中的语言判断是否避讳，“經歷”、“歷來”、“歷史”等不是避讳，而“歷法”、“萬歷”才是避讳。“江甯”、“甯可”等是避讳，而“甯”则不是避讳。 利用古籍中的避讳字，来正确判定版本，看似简单，但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起从缺笔可以一望而知要则复杂的多。 下面笔者就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需要注意的问题，略述一二。 第一是要注意官刻本与私刻本之间，在避讳的严肃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官刻书，讳法是比较严格的，但私人刻书，讳法就不那么严。所以，帝王的名讳，并不是每书皆有避讳的。有时亦不能单从某字是否避讳来考订古籍的版本时代，比如，某书中玄字避讳，弘字不避讳，就断定它是康熙雍正时所刻，是不严谨的。书坊刻书在避讳上极不严格的，一部书中的讳字有讳有不讳，或干脆不讳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如：《增补四书精绣图像人物备考》，书坊刻者众多，河南省图书馆就藏有康熙刻本、乾隆刻本、嘉庆刻本及道光刻本等多个版本，书中“玄”、“胤”、“弘”、“琰”均不讳。如果凭诸字不避讳，就断定是清初或明刻本，岂不大错。再如《本事诗》一书，此书是清乾隆二十二年汪氏半松书屋所刊刻，书中“弘”字也不加避讳。仅凭“弘”字不讳，判定它是早于乾隆之刻本，也是错误的。 第二是要与古籍版本鉴定的其它方法相结合。利用避讳字，是鉴定版本极为重要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从上面所举例子可知，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的版本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要想准确地判定版本，还要结合鉴定古籍的其它方法，如根据古籍的版刻风格、书中的序跋、刻书牌记、刻工、古籍书目等等，加以综合考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是注意重刻本、覆刻本讳字照刻。某书在后世被重新刻印时，往往会照原书写样，这就产生了讳字不讳的情况。覆刻本则更是如此，由于覆刻本是对原刻进行临摹翻刻，所以原刻书中的避讳字，均照刻不误。还有就是明刻本中有影宋或翻宋版的书中有讳“玄”、“弘”，注意不要与清讳搞混了。 第四是注意古籍中后印本与重修本中挖改讳字现象。某书（下转第261页）（上接第257页）在初次刻印的若干年后对书籍进行重新刷印时，因要避讳当朝皇帝的名讳，要对书版中的讳字进行处理。如：河南省图书馆藏有《甓湖草堂文集》一书，书中剜改“曆”、“弘”二字为“歷”、“宏”。《四库未收辑刊》中收有《甓湖草堂文集》，是康熙刻本，将两书比较，是同一版本，但其中的“曆”、“弘”没有被剜改。这就说明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甓湖草堂文集》，是后印时对书版中应避讳的字进行了处理。再如：《蚕尾集》康熙刻本，卷端著者王士禛的“禛”字在后印时被剜成缺笔讳，再次后印时则进行了挖改，改“禛”为“祯”。以上两实例，如凭书中的讳字判定版本就会出现错误。再如：《申斗垣校正外科启玄》，首卷卷端书名之“玄”字缺笔，但其它卷端均不避讳。如果只按照避讳字判定版本，此书应属清刻本。但细看此书首卷首叶，其边栏、字体与全书不一样，应是补版。将此书与河南省图书馆所藏另一明万历刻本对比后，可确认二书为同一版本。这说明，第一部书在清代刷印时，对残缺的书版进行了补版。补刻的书版中的对清代的讳字加以避讳。那么此书的版本可判定为明万历刻清康熙重修本。 第五是注意影印本。因影印本是通过照像技术刷印的书籍，故与原刻底本的原貌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原书中出现的讳字亦留存下来。 总之，依据讳字鉴定古籍的版本，有相当大的准确度。但是不能仅凭一书中有无避讳字或仅凭一两个避讳字就妄下结论。古籍版本鉴定最忌讳孤证。即使是讳字很准确，也要再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非要几方面证据俱合，才能最后肯定。 参考文献： [1] 陈垣著.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2] 李致忠著.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 [3] 施廷镛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单位：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郑州 450052） （责编：若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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