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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三字源自《礼记·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意为：人的情绪未表露出来时，内心虚静淡然，不偏不倚，称为中，表露出来符合自然常理、社会法度，而中正和谐，称为和。“致”乃天下之诚厚也，以人为本； “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万物本源；“和”是天下人共行的原则，最高境界。所以“致中和”者，是“诚于中，信于外”，可与天地相参矣。故天地各在其位生生不息，万物各得其所成长发育。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乃至其他杂家都有一种浓厚的尚“中”思想。打开“诸子百家”、“四书五经”，没有哪一本经典著作不谈“中”的。这种对“中”的赞誉，在《论语》中得到孔夫子的肯定与赞扬。而后，子思、孟轲都称誉“中和”、“中道”，尤其是在《礼记·中庸》里，“中”被大大地加以渲染成了“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成了统治阶级教化与修行的法宝。以训化人的所谓基本道德和精神修养，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等“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中庸》为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著作，原为《礼记》之一篇。随着义理之学的兴起，中庸学在宋代获得空前发展，北宋宋学发展时期的各学派都曾对《中庸》进行过研究或注释，特别是经由程朱理学派的推崇尊奉，《中庸》单独成篇，并即将其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这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后的“皇权专制社会”以及随后的元明清各朝各代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是一种自在未发的不偏不依状态，是成物的本源，“和”是一种因时而发的合宜状态，而最终达到“中和”的最高境界。中国古圣先贤们都将“中和”作为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哲学，希冀人类社会最终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因而推而广之，乃至各个领域，方方面面，以“致远、中正、和谐”，成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文化”。只是后来出了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高兴天下大乱！”的主儿，才开始有了对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 当下，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其实不然，只稍看看《中庸》这段文字，就知道中医的“中”实际上是所谓“致中和”的最高境界，一种修持和坚守。将其等同于一般而言，实为有贬而无褒！但是，如果说中医的“中”与中国的“中”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中医不是中国之医，又是何国之医？！其实中国的“中”，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之地，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也，“中”仍有方位尊卑之意，实为如出一辙。 在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之中就有：“允执厥中”之说，允：允许，同意；执：拿着，把持；厥：这个；中：中庸、中间、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也。四个字几乎概括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真谛。《尚书》中还有一句：“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可能这才是“中医”名称最早的出处。说的都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医病的道理，其实，平也好、治也好、齐也好、修也好、正也好、医也罢，都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只是社会层次的上、中、下有所不同。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里，“治国者为上，治人者为中，治病者为下”，所以“医”乃”形而下”，有下九流之说。即“医病者为医，医人者为臣，医国者为君。”兜了一大圈，才弄明白这话的意思！是“大可治国，小可治身”“国身治同”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如《国语·晋书》、《呂氏春秋》等书中所云：“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至于《周易大传》中的各篇里面，所谈“中”的地方就更多了，仅对“中”的称谓就有：“中正”、“中行”、“中道”、“正中”、“刚中”、“行中”、“中无尤”、“未出中”、“中不自乱”、“中心为志”等等，共计二十九种提法。这些关于“中”的提法据不完全统计，分布在三十六个卦、四十三个爻之中。若进一步研究这些称“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是人们所憧憬的一番幸福美好、吉祥如意的“愿景”。 《汉书·艺文志》之《经方》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於外。是所独失也。故谚语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中医”乃“中医”之名的真谛所在，是以“无为为之有为，不治亦在治之”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乃“不治自愈”的期盼与等待之中。 尽管历史上对此话尚有不同的解读，但时下的“国医大师”、中医理论家们大多据此而认为“中医”的终极目的不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治病救人”，而是研究如何使一个人身心执“中”，重视日常调理与预防，随自然天道而健康达生度世。 其实，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治”，所谓《黄帝内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也！试问当今“治未病”的中医专家们，有谁不是在“已病”的“四诊八纲”之上进行“辨证论治”的？哪一位不是开了一大堆中药让人去吃去喝的？连那“药是三分毒”也忘得一干二净！哪一位不是一再加大用药量，为名为利所累，铤而走险，忘了所谓“治未病”和“中医”的基本宗旨！什么“治未病”？！没病找病说是“未病”而可治，而将”有病“说成是“已病”，不治方才是“中医”。纯粹是在耍嘴皮子的偷龙转凤玩概念，一心所惦记着的还是你那口袋里的铜钿银子，骗你没商量！ 既不懂得“身体的意义”，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修复力、自愈力、防御力和免疫力；也不晓得生命的本质、生命世界中所隐藏的秘密，不知由于“自私的基因”，“身为人必经病患”，“身为人必经一死”的道理；更不知道自己那套“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处方用药”只不过是支撑门面装模作样故弄玄虚的一种伎俩和道具。反而据此而贪人类“身体之功”为“中医”之功，贪“天下之功”为己有，充分显现了自身的盲目和无知。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含混不清，指向不明的“人文关怀”，试图使人的情绪修养合宜精神虚静淡然而已！ 近代，“中医”这个名词再次出现则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们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所以有人据此而认为“中医”之名是外国人所起。估摸为之起名的洋人肯定是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通”，或是之前曾经请教过“十三行”中的中国儒商们。此时“中医”的名称只是为与“西医”做一种对比。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把“中国医学”又叫为“汉医”、“国医”、“传统医”，东亚地区的日本称之为“汉方医”，朝鲜、越南等国家叫做“东医”，这些都是为了区别于“西方医学”而先后出现的。 中国人不仅将 “致中和”这种境界，这种理念，这种哲学概念，这种传统文化观点用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人、治家、治国”之中，而且还用之于人命攸关的疾病治疗之上。所谓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万事都得恰如其分，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可境界、理念、哲学、施政方略乃至纷至踏来纷纷扬扬的观点和说教，只不过是古人的一种“做人、做事、为官、治国”的准则，古往今来却成了“中医理论”的遁辞滥觞。 纵观整个中国社会有记载的历史，所谓“致中和”一说，即便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方略也未能据此而阻止得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挽救帝国的坠落。“天下”者乃皇帝一家人之天下，因此，每当朝代更迭政权接替之时，基本都是以“暴力”加“清算”为手段，都伴随着一片遍地狼藉的腥风血雨，乃至于同室操戈，父子相残，兄弟互戮，王子后妃，内宫外府混杀成一团！而一旦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之后，其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集金银之贪婪，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也不会谦让的。在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社会”中握有权柄者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致中和”的最高境界，可以说直至今日，也未必所有的人都懂得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命若蝼蚁成了权力爭斗的牺牲品，而大笔一挥置人生死者，却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别说什么“中”，也别说什么“和”了，就是连起码的良知谴责也没有。等成了历史以后，也只不过是一、两行字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了了之。 君不见十年动乱期间，“万岁！”与“造反！”声轰响雷鸣，众多的权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极尽羞辱之能事，谁曾有吭过一声，谁又敢不乖乖就范？当事者九族株连而难于幸免于外不说，无辜者波及所至却丧命于乱棍之下。连那些开国元勋、文官大臣们一再检讨求饶，也都没能豁免。那国家主席拿着《宪法》本本也没能自保自救，甚至连解甲归田想当个普通农民的想法也没能获准。多少人最终含冤走上不归路命丧黄泉，甚至还有让人给收拾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却仍说上主英明的也大有人在，不正是这种千古流毒潜移默化的结果吗？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中”过、也没什么“和”过、更无所谓什么“致中和”也。只不过是借“致中和”之名行忽悠之能事而已，未免过于造假虚幻了。何况治病救人呢？！如是，到底是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科学走？ 时下，仍将这种“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大可治国，小可治身”，“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所谓“医相无二”、“良相良医”、“国身治同”带普遍性的政治思维“致中和”的理念用之于人命攸关的医事上，去治病救人，未免过于简单、草率和儿戏。 历史的过往，只能说明遥远的过去，时至今日，已难以延续其以往的荣光，只不过是映照着西山落日的一缕淡淡的余暉。 〔[原创 2009-12-20 16:51:43] 今日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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