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源流（下）

RK588 2016-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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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5 于棣市方志办 年鉴之家

方志之鼎盛

清代在明代方志普遍化的基础上空前发展，可谓中国封建王朝方志之鼎盛时期。清廷重视修志超乎于前朝。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就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奏报，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需用。康熙采纳，诏令各地设局修志。并将清顺治期间河南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发全国，统一格式，对地方志纂修提出既严厉且明确的要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催各省，限三个月完成通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河南巡抚亦曾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志书。同时颁发牌照，提出凡例二十条，对时代断限、材料取舍、文字详略、史实考订、叙事先后以及地图绘制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清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诏令各省重修通志，并于二三年内成书，上于史馆。不久又令各州、县志，每60年一修。

清廷皇帝个人对修志的重视和造诣也加于前朝，尤其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根据编纂《大清一统志》总裁官大学士蔡廷锡等所奏，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尤对各省志书采录人物事迹事宜，在上谕作了详明的论述：“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要采录，至公至当。”(《清世宗实录》卷75)故明确“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之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同上)乾隆皇帝对于修志事宜更是关注，凡进呈的稿本，都要亲自过目审核，发现有不妥之处，皆提出修改要求。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上谕，即对进呈的《大清一统志》内江府的人物不载张照一事提出具体中的修改意见。乾隆认为，张照之人，虽曾因过失获罪，然其“文采风流”，“资事明，书法精工”，“海内所共推重”，若“不登志乘”，将造成“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的损失。在乾隆看来，对于人物应“瑕瑜不掩，公论自在”，而不录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恰当的。故其在上谕中饬令“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各省志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一统志)。”(《大清会典事例》卷1051)雍正与乾隆能对修志提出如此具体的意见，足证其对于修志的重视和对修志理论造诣之深，为前朝历代皇帝所不及的。

正是因为清廷对修志如此重视，清代地方长官，常常招聘厚学能文之士，领衔修志，并以此标榜儒雅，争相斗文，造成浓厚的官修志书风气。至于修志学者，视野开拓，认识提高，渐对方志不再轻视。尤其乾、嘉之际，诸般学术蓬兴，曰修志为著述大业，探讨研究之风日进，实践理论，循环影响，官修私撰，交互推动。这其中不乏朴学大师主撰方志者，故使清代方志空前发达。目前留世的清代方志达5768种，占中国历史方志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其数量浩瀚，范围博广，成果累硕，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三次兴修《大清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始修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初次成书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全书342卷。二次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共420卷。终修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560卷。终修因始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事迹断限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故定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通名《大清一统志》。此书大类，首列京师(北京)，次置盛京(沈阳)，再列各省，而后列蒙古藩部及朝贡各国。各省先列图、表，后为总叙，再次以为府、直隶厅、州分卷，卷下领州、县。蒙古各藩部分卷体例如省。各府、直隶厅、州下设子目二十七：即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域地、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等。其内容详于《大明一统志》，而略于《大元一统志》，为其一半弱。从兴修的时间推算，清廷纂修全国性统志大约50年一次，可以说有严格的制度和完备的体系。而且，每一次兴修一统志，都是对地方志的编纂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分区性的省志即通志编修全面铺开。畿辅(河北省)、盛京(辽宁省)与18个省全部撰志。其中当以章学诚主撰的《湖北通志》最优。章氏受湖广总督毕沅邀聘编修《湖北通志》，稿本已就，毕去职，继任者听别人驳议而大兴改易，原稿随后损残。此书为章氏方志学说实践之精化，原稿损残，深堪惋惜。其它，如清嘉庆六年(1801年)刊行的谢启昆修、胡虔撰《广西通志》279卷附1卷，清道光二年(1822年)刊行的阮元修、陈昌齐和刘彬华撰《广东通志》334卷附1卷，清光绪四年(1878年)刊行的何绍基、杨沂孙撰《安徽通志》350卷，清光绪七年(1881年)刊行的撰《江西通志》180卷，清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的李鸿章和张树声修、黄彭年撰《畿辅通志》300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行的王轩撰《山西通志》184卷附1卷，清宣统二年(1910年)刊行的王树丹撰《新疆图志》116卷附1卷等等，亦为学术界推评的佳作精品。

其三，府、厅、州、县的志书编修普及。这类志书为清代志书之大者，浩瀚博繁。其中部分志书是聘请当时朴学大家撰著，故为现代方志学者称颂公推者，不下二三十种。府志者，如孔尚任撰《(康熙)平阳府志》36卷，邵晋涵撰《(乾隆)杭州府志》110卷，齐召南、汪杭撰《(乾隆)渔州府志》30卷，洪亮吉撰《(乾隆)怀庆府志》32卷，姚文田、江藩撰《(嘉庆)扬州府志》72卷，郑珍、莫友芝撰《(道光)遵义府志》48卷，冯桂芬撰《(同治)苏州府志》150卷，缪荃珂撰《(光绪)顺天府志》130卷。州志者，如孙星衍撰《(乾隆)郑州志》25卷，章学诚撰《(乾隆)和州志》残本三篇，王昶撰《(嘉庆)(直隶)太仓州志》65卷，王念孙撰《(嘉庆)高邮州志》12卷。县志者，如马脯撰《(顺治)邹平县志》8卷，陆陇其撰《(康熙)吴寿县志》10卷，章学诚撰《(乾隆)永清县志》25篇，李兆洛撰《(嘉庆)凤台县志》12卷，钱大昕、钱大昭撰《(嘉庆)长兴县志》20卷，汪士铎撰《(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28卷，段玉裁、李芝撰《(光绪)富顺县志》5卷，王运撰《(光绪)湘潭县志》12卷，等等。这些著名的方志，若以今日标准衡量，缺陷仍多；即以当时标准揆度，亦非全美。但是与明代志书相比较，与同代众多志书相比较，皆能摈除庸人的摘录抄袭。考校审慎，文词雅驯，且各有特色：或详建置、或详沿革、或详河渠、或详物产、或详财赋、或详教育、或详文献，对地方行政裨益有助，为后人修志撰志之借鉴楷模。

其四，修志范围空前扩大。有清一朝，官修志书制度严格，县以上志书只能官修，私人不得指染。故众多文人学者，地方名流，为撰志立传，只能别辟蹊径。所以清朝县以下的乡镇、里巷、关塞、山川、封聚、津渡、桥梁、名胜、寺观、古迹、特产甚至大姓名族，其中重要或流传较广者亦往往有人撰志立传。另外，黄山、泰山、盘山、西湖等名胜也都有文人骚客纂文成志。此类单一志书，实为志书中专一门类的扩展，对于保留这些方面的历史资料颇有帮助。

其五，清代辑佚大量古志。唐、宋以前的志书，至清百不存一，实为志界之憾。清朝学者特别是朴学大师，从类书、史籍、文籍中引证考据，辑录佚志，编纂为书。如王漠《汉唐地理书钞》，收辑古地志约50种；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收唐以降志书约60种；陈远溶《麓山精舍丛书》，收宋以上湖南地区志书75种。此外，还有就单一志书进行辑佚的，如毕沅辑《晋书地道记》和《大唐三秦地志》，孙诒让辑《永嘉郡记》，张澍辑《三秦记》《徐州记》等等。此类著作虽属辑录零星材料，但对于索考方志渊源，保留历史资料，功不可没。

清代不仅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且也是方志学形成的重要时期。清代修志的兴盛和长期持续，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而文人学者参与修志，为总结修志经验，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人才条件。清代方志学的形成源于清初，繁盛于乾、嘉时期，是乾、嘉学派中清代著名文人学者将继承历代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宝贵遗产和积累的现实修志实际经验相结合，通过探索升华总结出来的。

清初学者对于清代方志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整理研究地方志的基础上，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开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路。其于《营平二州史事序》里，总结历史研志经验，对修志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即：修志之人一定要有学识；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实地调查研究、反复勘对；有充足的时间；文字要通俗易懂。康熙时期的卫周，据史者应具“才、学、识”的三长理论，引申为修志者也应具“正、虚、公”的“三长”论点。其于《曲沅县志·序》中言：“修志者亦有三长，曰：正、虚、公。”依其所言，“正”即是修志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虚”即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纳众议；“公”即修志者要公正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这“三长”实际是对修志者提出的“志德”标准，是“史德”观念对方志理论的影响。雍正时期的方苞，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也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方志理论者。其于《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修志必须体例统一，反复校勘，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等主张，切中撰志要约。正是清初著名学者这些对方志理论的卓越之解，为乾、嘉时期清代方志学的确立打下基础。

乾隆盛世是清代方志的繁盛时期，其中志家辈出，且形成不同流派。归纳起来，若从志书体例、笔法区分，有简派和繁派，新派和旧派之分；若从学术观点区分，有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之分。即以钱大昕、戴震、孙星衍、洪亮吉等为主要代表的地理学派(亦称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主要代表的历史学派，是清代方志学的两大主流学派。他们的争论对于清代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地理学派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为重。”(戴震《戴东原集·应州续志序》)“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新修庐州府志》)“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与章进士学诚书》)地理学派纂修方志，有“图经”之风，主张注重地理、考证，不甚重视史事记载。如王源即言：“地志原以志地，人物在地志一端耳。”(《居业堂文集》卷八《再与康孟谋论修郃志书》)从此学派所修的志书看，重点置于地理部分，而人物、职官等则较为简明。地理学派的观点源远流长，并不是清代学者独创，而是历史上传统观点。从《七录》《隋书·经籍志》，一直到清代《四库全书》的分类，都将地方志列入地理书范畴。而清代地理学派无非是这方面理论的集大成者。地理学派的观点对于历史上包括民国期间地方志编修颇具影响，甚至当今史学界仍有学者将地方志视为地理学著作。

历史学派以章学诚为代表。其主要方志理论著作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其中《文史通义》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全书分内篇五卷，泛论文史；外篇3卷，专论方志理论。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创立性地运用于编修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写出《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州县诸立志科议》等方志理论著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理论，确立了方志学，为中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章氏建立的方志理论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志为史体”、“方志乃一方之重史”，论定了地方志的性质，改变了历来把方志归于地理书类的旧观念，辩明了方志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系统地阐明义例和方法等方志编纂学的主要内容，提出编纂方志应乘“二便”、有“三长”、立“三书”、定“四体”、克“五难”、除“八忌”、达“四要”，修志“当观史法”的主张。他认为，修志应乘“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修志十议》)修志之人须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同上)方志之书应如《史记》、《汉书》，严名分，列尊卑，谨守《春秋》家法，讲究义理。志书应当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其中当以“志”为主体。“志”的内容上应当有“四体”：“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撰写要克“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修志十议》)方志以编撰过程要排除“八忌”：“忌条例混杂，忌略详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化，忌贪载传奇。”(同上)最终归之于“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同上)另外，章氏还强调编修志书要重调查访问，注意序次编排，详近略远，立论谨严，据事直书，认真辨体等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编纂学。三是，建议州县设立志科，以保存历史档案。并作到“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为“异日开局中纂修”(《文史通义·答甄秀才修志第一书》)之需。章氏方志学理论，全面系统，有相当科学性，为后世修志之圭臬和准绳。正如近代文豪梁启超所言：“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章学诚)”，“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饮冰室文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方志学》)

由于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修志主张不同，故在志书记述的内容上取舍各有侧重。一般说来，地理学派侧重于“地理”方面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图经”派的特色，对研究历史地理颇具贡献。然其又不同汉唐时期的“图经”，在重“图经”的同时，也相对增加了史事、文献的记载，如戴震所修的《汾州府志》就不仅限于地理沿革。历史学派则注重于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和人物、职官等政治人文记载，使方志记述内容趋于完整、完善，并提倡录用官府档案，其史料价值更大。如章学诚所撰的《永清县志》，就录存不少当时的官府档案。总之，这两派学者参与编修的方志，皆为清代方志之佳作，在学术上均有较大的价值和影响。

有清一代，十朝编修，刊印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其中以清康熙、乾隆和光绪三朝编修的志书最多。从各省编修的通志来看，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康熙时成书16种，乾隆时成书13种，光绪时成书15种。从府州县志书来看，以河北省为例，有清一代编修约420种，其中康熙年间即达158种，乾隆年间编修85种，光绪年间编修86种。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志书编修远比明代发达，所编的志书，都在300种以上，超过了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中国方志自宋以来独有江浙地区发达的局面。同时，边疆省区，亦有修志之举，也是清代编修方志发达的一个标志。从志书体例上看，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当多保持明代的并列体式，以时编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为例，类目繁多而并列：而乾隆时期及其后所修的志书，在体例和类目上，就比较严谨简明。这也说明了清代志书编修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特点。

方志之延续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政局一直没有稳定，中央政权多次转移，故纂修方志之事随时间的演变，起伏续断，一直未入正轨。民国政府成立初期，曾向全国下达纂修志书命令，但成效不大。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政府内务部颁行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作全国修志之准绳。其在体例门类方面较旧志进步，删除了如祀典等旧事项，增添了如实业等新内容。修志体例概要的颁行，对督促推动各地纂修志书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全国普遍开展了具体的修志工作。目前所见民国的志书，大都出于1929年至1938年这一阶段。1937年后抗日战争的8年期间，全国修志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为粉饰太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重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县志15年一修。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多数地方视法规于空文，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4年间，志书编修更是数寒卷寡。

民国期间未修全国性统志，纂修通志的省也不多。据王燕生先生统计，包括通志在内的民国地方志书，凡1462种，其中90%以上为县志。民国期间纂修的志书，总体而言佳作名著不多，通志中只有1938年印行的，由沈瑜庆主修的《福建新通志》600卷；1948年刊印的，由任可澄、杨恩元主纂的《贵州通志》171卷；1949年刊行的，由周钟岳主纂的《云南通志》等，因内容翔实和体例严整周密，被世人称许。民国县志中也有部分志书编纂体例有所创新，记述内容独具特色，包含时代的新要素。尤其是近代著名学者参与撰修的志书，更凸显这方面的特点。例如，黄炎培撰《川沙县志》24卷、附1卷，1937年印行。该志卷首列图，次分23门，各为1卷。记述内容详今略古，极重现实，所设实业、工程、交通、教育、卫生、慈善、宗教、司法、警备等门目，与旧志迥然不同。每卷都先作概述，扼说本卷内容大要，读者可不读全文，竟知卷内要领。且各卷内容，尽量列表，表述清晰，检索方便。在编纂过程中，取材重视实际，许多材料来源于社会调查，政府档案，不以旧志徒抄文献，需录重要文献，采取全录之法，故称之谓体例臻密、文章简陈之佳作。再如，余绍宋撰《龙游县志》40卷、附1卷，1925年刊行。全书大分正志、附志两部分，正志分纪、考、表、传、略、别录共23卷，附志分丛载、掌故、文纪共17卷。志首有叙例，志末有前志源流及本志编修过程。其正志6门下复有子目，内容繁富，引书达数百种。尤其“艺文考”仿清代考据学家朱彝尊《经义考》之法，详录各书序例、解题，重要者作提要，疑异者加考证，故大获时誉，近代文豪梁启超为之作序。再如，当代方志学家黎锦熙、吴致勋撰《洛川县志》26卷，1944年刊发。全书除目录、大事年表外，列24分志：疆域沿革、气候地质、山水、人口、特产、地政、农业、工商、交通、吏治、自治保甲、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教育、宗教祠祀、古迹古物、氏族、风俗、方言谣谚、人物，后列丛录。该志独详方言，撰方言音谱，包括韵表，附声调谱，常用字汇注音举例，为其最大特色。另外，还有一些县志在记述内容上重视现实和历史资料，如鲍实撰《芜湖县志》60卷，1919年刊印，突出记载当地外国教会侵吞民间土地的事实。徐希濂撰《瑗珲县志》14卷，1920年印行，详细记录沙俄侵略掠夺的暴行和当地人民奋起抗击的英勇事迹。缪荃孙撰《江阴县续志》28卷，1921年发行，细述了当地蚕行、纱厂、布厂等实业的发展。陈善同撰《信阳县志》31卷，1934年刊行，书中记述白朗起义，有声有色。刘崇本、崔汝襄撰《霸县新志》8卷，1934年刊行；周存培、张星楼撰《涿县志》18卷，1936年刊行；王尚义撰《固安县志》4卷，1942年刊行，这三本志书对清代直隶(河北省)境内义和团运动的斗争情况，进行详细记述，而且三书又从不同角度互陈有无详略，能互补其各自不足，为通常史书所不逮。贾恩绂撰《南宫县志》18卷，1935年刊行。志内对南宫县农民的抗税抗捐斗争，有意用激情的笔法陈述。李泰棻撰《原阳县志》18卷，1935年梓行。李泰棻为现代方志学家，此志为其方志理论实践的代表作品。全志规整条贯，特别对于民国以来，当地地价、工资、银行、钞票的比价折换，研算记录精细。钟朝熙撰《南溪县志》6卷，1937年梓行，志中列当地物价变动表格8种，而且对40种食品、14种石料、8种燃料、13种建筑材料，按清同治九年(1870年)、清光绪六年(1880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各个阶段的价格作出统计，据之可推算出邻县甚至四川全省的物价演变状况。上述二志可谓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特别是物价史不可多得之宝贵资料。

研究整理中国历史方志目录，创立方志目录学，使其成为方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国期间对方志学的重大贡献。民国时期研究整理方目录始于1913年，缪荃孙将清廷内阁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进行清理，编纂《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录志书1618部。后1931年故宫编有《故宫方志目》，翌年又编《故宫方志目续编》。1933年，谭其骧辑《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26卷，次年谭氏又辑《续补馆藏方志目录》，二书共著录志书约5200部。1936年，浙江省《天一阁方志目》问世，天一阁所藏方志虽数量不及北京图书馆，但善本、稀本过之，足与北图馆藏媲美。另外，王绶珊编纂《九峰旧庐方志目》，任凤苞编有《天春园方志目》。以上所述方志目录，都以现存馆藏为限，对其之外的方志未有涉及。当代目录学家朱士嘉先生为探究中国方志之全貌，遍考中国古今方志存亡，先列出《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和《中国地方志备征目》，采遍国内外藏书90余处，查阅丛书49部，于1934年辑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中国历代志书凡5832种、93237卷。并用表格分列志名、卷数、撰人、撰年、版本和收藏之处。此著对中国方志书目收录基本完备，便利查寻，对目录学特别是方志目录学贡献巨大(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仍续收补充，1958年曾重印增订本，著录志书凡7413种、109143卷。1976年增补为特定稿，著录志书8303种、115785卷。另外，查知中国台湾省藏有稀善方志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中国方志约4000种，其中稀善本约80种，均编目列入“附录”。)。承清代辑佚古志之遗风，民国时期对古志辑佚也做出了相当成绩。其中不乏大家学者。如鲁迅先生即辑录了多种《会稽记》、赵万里先生辑录了《析津志》、张国淦先生辑录了《武昌记》等。

综观民国期间的方志编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志书编修难能起色，故这一时期，一是志书编修数量寡少，二是编修出来的志书尚很大程度上在体例门类等与清代志书相仿。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30年代，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革，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志书的编修理念上方法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主要是在方志的科学性、实用性上有了很大进步。方志体例门类有所创新，记述内容上体现了推翻清王朝的时代精神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党人、实业家、名艺人有入志，保存了一些地区农民和工人等劳动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料；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矿产蕴藏、兴办实业、农业生产技术和各类数据统计图表入志。民国期间的部分名志、佳作多数于这一时期编修刊行。

民国时期除在方志目录学上作出巨大贡献外，在方志理论研究，也有所斩获。这方面当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经过对中国历史方志的发展研究，于1923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设《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方志学》专题，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首次提出“方志学”概念。梁启超对方志学中包括的方志的渊源，嬗变和发展：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方志的体例、篇目和章法；方志的主流和支流：方志作品的优劣和得失；方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修志的方法和技巧：修志者应具备的德、学、识、才等等有关方志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和初步探索，并认为方志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立足于世。因此，梁启超“方志学”概念的提出，对“方志学”形成独立学科和科学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内忧外患，国乱民穷的民国时期，之所以能够编纂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是与梁启超在方志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梁启超之后，还涌现一批对方志体例、形式和理论有所创新的方志学家和方志学理论专著，如：李泰棻及其《方志学》(1935年1月出版)提出：“方志者，乃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的论断，首次提出了方志应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一方之史，较之以不变应万变的旧志记载方法是一大进步。故此，李泰棻在承认章学诚对方志学研究的卓越贡献的同时，对章氏志例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修志主张和封建方志思想于《方志学》中设“艺文不志生人著作之不当”、“生人不得立传之商榷”、“门目不得过多之不当”、“志分多体之不必”等8个专目进行了辩驳批判。李泰棻指出，当代之方志“应增记录以前之史实”，“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应增贪官劣绅之事实”。特别是李泰棻要求方志应增设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经济情况，并在全志处于主导地位的主张，在当时实为可贵。再如，黎锦熙于《方志今议》(1938年出版)中提出：“居今日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与部门所能范围”，故要“明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南)，“破四障”(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其提出“续、补、创”的修志方法，尤其是“创”字，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展。此外，当时吴宗慈、瞿宣颖、王葆心、王重民、方国瑜、傅振伦等学者也在方志理论创新和地方志事业上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