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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忠实 似乎真的难以抗拒进入这个年龄区段，便容易对生活世相发生感慨的特点，即使我对这种生理现象时有提防，避免发生常见的那种不由自控的唠叨惹人生厌，仍然还有提防不住的时候。前几日，李星打电话告知他要出文集，当即表示祝贺，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又忍不住发生感慨。发自本能的祝贺，是我深知文集这种文体对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多么重要，可以说是一生追求的归结；然而，这种文体的文本很难畅销，出版社一般都会亏本赔钱的，向来出书难，出一本纯粹文学评论的文集就更难了，才说我的兴奋之情是出于本能。感慨则纯粹发自李星这个和我差不过两岁的同代评论家。 结识李星，完全是文学的缘分；和李星低头不见抬头见，算来竟有三十四五年了，也是文学的纽带牵携着。大约是在“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被砸烂的作家协会和被驱散的作家编辑，得了上级新的政策，重新聚拢，挂起了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新牌子，把原先在中国文坛颇具声望的文学刊物《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老作家大多数心存余悸一时进入不了创作，刊物便倚重“工农兵”业余创作爱好者。新时期一拥而上中国文坛的那一批陕西青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先在《陕西文艺》杂志上练习写作基本功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陕西文艺》发表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才有机缘走进位于东木头市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院子，也才有机缘认识李星。李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文艺创作研究室，是最年轻的编辑，我却仍然有点心怯。这是毫不夸张的真实心态，因了我没有实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对李星这位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代人，岂止艳羡，早已隐隐着一种怯的心态了。那时候我还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 (乡) 工作，《陕西文艺》编辑部常召集业余作者开会，便有了和李星接触的机会，感觉他很随和，不是姿态性的随和，而是出自个性里的天然，我的那种怯着的心态渐渐淡释。尤其是得知他来自兴平农村，闲聊中说到乡情和家境，和我多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感受，很自然地涨起亲近感，“名牌大学”的副作用也消失了。几十年过去，几乎是谁都不曾在意更无心留神的匆匆一瞬，他和我相继都“退了”。我至今记得两年前相见的一个细节，他到我的办公室，开口便说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给我打声招呼。我安慰了他几句，不做惊讶状。然而，送他出门以后，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他即将告别的办公室门里，再回转身坐下去的时候，腿有了软的感觉。我什么文章也看不进去，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就连续鸣响着一个声音，李星退了，李星退了，李星……我自然想到我的年龄，也该退了，却又不完全是退，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伤痛的不堪，岁月竟是如此的急迫和短促。我想起在东木头市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院子里初识李星时，那一张虽然偏黑却泛着红光的青春脸膛，又浓又密的自生卷发，眼里总是显出一缕与年龄似乎不相称的天真。我后来调到作家协会，和他在一个院子办公，在同一幢楼上起居，真是抬头见低头也见，一天不见似乎就少了点什么。眼见着这人的胡须一年比一年浓密，脸孔从青春洋溢到中年明朗再到花甲的平和，头发由黑变灰再变白，似乎觉得自自然然原本也就该这样，没有惊讶没有感慨，甚至连多一分在意也没有。突然就在完全无备的那个上午，他走进我的房子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才在如同被猛然当胸一击里不知所措，才意识到属于供职年限的最后一个年头走到头了。已往多年，他也是这样随意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口便是某某杂志发表了某某某一篇小说，写得不错，你抽空看看；或者是某某评论家在某报上发表了一个新颖观点，并直率无忌表白他赞赏或不敢苟同。他说着文学的时候，是那样的坦诚，说了几十年，都是坦诚不改，我听着也觉得坦诚。今天他却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独自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根本梳理不清几十年来和他说过多少话题的话，文学的和社会世相的，纯粹互相取笑调侃逗乐的或正经认真的不同看法的争辩，过后不记也就统统湮没了，唯有那些事关我视为生命的写作的细节，如刻刀般铸刻在记忆深处，时月愈久愈加显亮。 那是一九九一年春节过后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出门参加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有关出版计划的座谈会。我天不亮起来骑自行车赶到远郊的一路公交站，搭乘汽车到东城墙外的终点站，再换乘市内公交车赶到出版社的时候，会议已经进行到讨论的议程了。路遥正在发言。路遥的旁边有个空椅子，我便慌不择位赶紧坐下来，爬楼梯和赶路弄得我压抑着喘气。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明白他要跟我说话，仍然喘着气侧过身子把右耳倾向他脸。他说，你大概还不知道，路遥获茅盾文学奖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今天早上广播的新闻。未及我作出反应，他辞我而去坐直了身子。我也坐直了身子，等待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我早上起来忙着赶路，没有打开半导体收听新闻，漏了这样重要的喜讯。我刚觉得喘息平定，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再次把右耳凑给他。李星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按农历说这年 (一九九一年) 的腊月二十五下午，我写完了《白鹿原》的正式稿，却没有告诉逼我跳楼的李星。春节过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把《白》书正式稿又顺了一遍。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手稿之后，我把一份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替我把握一下作品的成色。他和高、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三位审阅者。我回到乡下，预想高和洪的审阅意见至少得两个月以上，尽管判活判死令人揪心，却是急不得的事。但李星的个人阅读的意见却要简单得多也快捷得多。截止到这个时候，李星对一部或一篇小说的判断，在我的意识里已经形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信赖。我在乡下过着一种看似闲适的轻松日子，心却悬在李星身上。李星会怎么看？能过得李星的法眼吗？且不说李星全盘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说上几条好处再附加两点不足，我都不敢想象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捺着性子等了大约七八天，我从乡下回到作协家属院，恰好在住宅楼下看到提着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李星倒先说了：“到我屋里说。”我看见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没有平时的热乎笑脸，反倒黑煞着本来就黑的脸，说罢转身便走。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他一言不发，依然黑煞着脸。我的心不再下坠而是慌惶难控了，只有失望透顶到不好言说的阅读，才会摆出这张冷脸来。我跟他上到五楼走进他的家门，已经有了接受批评的几分准备。他把装菜的袋儿放到厨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我，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一下愣住了，从他转身开口之前的那种紧张到惶恐的情绪里一时转换不过来，发愣又发蒙地站在原地，听着他又重复了那句话，同时击了一下掌。我很快就感到心头发热到浑身发热，却仍然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只顾听他慷慨激昂随心所欲畅快淋漓地说话。他在小屋子床和墙壁之间的窄道上不停地走动，激动时还跺着脚，说他对《白》 手稿阅读的印象。我也站着，听他尽兴地讲着。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白鹿原》的看法和评价的第一声，是颇具影响的中年评论家李星的声音。他当时踱着步跺着脚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现在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记着他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话。我后来曾调侃作为评论家的李星，对《白》书发出的第一声评论，使用的竟然是非评论乃至非文学的语言。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话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越到后来，我越是体味到不尽的丰富内韵，他对《白》的肯定是毫无疑义的，而且超出了他原先的期待里的估计，才有黑煞着脸突然爆发的捶拳跺脚的行为，才有非评论语汇的表述方式；我体味到一种同代人之间弥足珍贵的友谊，他从阅读《白》感觉到我的创作的进步和突破，不是通常的那种欣喜欣慰，而是一种本能的激情式爆发，那一种真诚和纯情使我终生回嚼；我体味到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文学的钟情和神圣，显然又不完全是和我的个人友情所包含得了的，在小处说，他期盼陕西新时期起步的这一茬作家能完成新的突破，弄出好作品来。他对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真诚地祝贺，侧过身在路遥背后逼我跳楼，因了我的不进步而发急。他对路遥、贾平凹、邹志安、天芳、晓雷、京夫、王蓬、李凤杰等作家的创作一直关注，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他为每一部独出心裁的新作坦诚评点，已经成为这一茬作家共同信赖的朋友。他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是作品，为某个作家有突破性的新作品而激情慷慨，却不是因为朋友而胡吹冒评，既可见他对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殷殷之情，也可见他的坦诚与率真，只面对作品说话。 我还是珍惜情感。这个同代人李星和我在一个协会相处几十年，对我的包括《白》书在内的小说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恕我年龄进入忘事阶段，竟然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你今年要是再把长篇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和“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两句——非评论语言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铸刻在心。事过多年，我现在平心静气想来，我这大半生和李星说过多少话，都忘记了，有这两句就足以在我心头树立一个永不褪色的朋友——李星。再说一句多余的调侃的话，李星哪怕现在骂我什么话，我都不在乎了——在我创作和生命的最重要时段，李星率真诚挚到忘记使用评论语言的这两句话，终生都受用不尽回嚼不尽了。 自从李星电话告知要出文集并约我写文章那一刻起，短暂的兴奋之后便陷入犹豫不定的矛盾心理，是侧重于李星文学评论的贡献和估价，还是偏重于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评论家李星，包括个人的友谊和情感，竟一时难以决断难以下笔。后来促使我做出倾向性偏转，既有理性的判断，也受情感的驱使，理性地估价和评说李星对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发展的强力促进，早已形成超出文学圈的普遍性社会影响，早有公论；李星对我创作的真诚关注和以文学为纽带的友谊，却只有我有直接的感知，我不逮住这个机会表述出来，就可能留下遗憾，于是便发生了这篇文章的倾向性偏转。我回想从认识到相处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共同经历过多少事说过多少话，写一本不薄的书也足够了，于是便筛选，似乎没费多少工夫，李星对我说下的那两句非评论非文学语汇就浮现出来。我便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学说话的人太多了，而对我说出这样精确精彩回嚼不尽的个性语言的，是李星。我把这两句话公之于众，文学圈内和圈外的人，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李星独秉的胸怀，他的可敬和可爱已不完全局限我一个人了。 前面已牵涉到李星的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很难作出一个量化的估价，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早已形成，这就是，无论是某位卓有建树业已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无论是某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出手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作者本人特别关心李星的评价自不必说，整个文学界——作家和评论家，都特别关注李星的评价。换一句生活化的说法，李星对这个作品咋看咋说。尤其是对某一部作品的评价发生较大争议的时候，大家更重视李星的看法和说法，由此可见李星的声音具有怎样的分量；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的民间，形成这种习惯性对李星声音的关注，更可以检测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我很自然地想到，自新时期文艺复兴我开始较频繁地走进陕西作家协会的院子，常会听到朋友包括李星颇带神秘口吻给我传递信息，胡采对某个作家的某篇 (部) 小说说了什么话……胡采应是陕西文学自解放以来的泰斗，其文学评论的影响远不止陕西。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听到文学界朋友之间传递李星对某部作品的说法了，时过近二十年，李星的声音愈来愈被关注，足可见其成色和分量。我倒用李星说给我的那句话，李星也把事弄成了。 我现在说李星这句话时，只有感慨独没有惊讶。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李星也是刚刚走进陕西文学界，他是以评论的姿态走来的，不过在那时候的陕西评论界，还容不得他这样的“毛娃娃”插嘴多言。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李星的声音和刚刚冒头的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生共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星作为“笔耕文学评论组”的最年轻的评论家，对一些重要作品的评论和看法，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就我耳闻，作协院内的几位专业作家，每有自己看重的某个作品出手，先在私下里要听听李星的评说；谁在艺术上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也要听听李星的看法。印象深的是邹志安写作《爱情系列》中篇小说的时候，每发表一篇都送李星，看李星怎么说，然后以其得失调整后来的作品的写作。还有我，《白》书写成，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听李星的声音。新时期开始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李星的关注和关爱，对每一个人的作品都发出过坦率真诚地评说的声音，及至新世纪跃上文坛的更年轻的作家，李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予以评点，业已成为老少作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 李星之所以能发出老少作家都深感魅力的声音，首先在于对一部作品的判断，长处和短处都看得准确，不光在旁观者感觉如此，即使在作者本人也多为折服。只有准确的评说才能服人，也才能建立评论者的威信，久而久之，十年二十年过来，就成为独具魅力的非同凡响的一声了。他的智慧和学养，对各种流派作品的敏锐感受，注定着他独到的审美视角；他以文学为神圣的纯粹性，排除了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使他那种独特的审美视角能得到充分展示，这是过去不难当今颇难做好的事。李星声音的威信和魅力，依此而生。 我在本文中记述了李星说给我的两句话，我也记着我说给李星的一句话。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读了他写的一篇较为全面的研究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文章，竟然很感动，对他说，你该当对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创作说话。我是从他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力度，才忍不住说出我的感想。我想，具有这样的思想力度和独特艺术视角的人，应该对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发出声音，无论对作家本人乃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自然也有施展李星才华和影响的意思。大约过了一些时日，我对这种想法稍作修正，颇为正经地对李星说，你应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能感到雷达等评论家，就是面对一个时期的创作现象发表看法的。我完全相信李星具备这样的能力——综合的能力和解析的能力，敏锐的感知和独特的视角，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局限在地方一隅太可惜了，应当把他的影响力发挥到整个中国文学。李星很赞同我的意见，连续写过几位名家的创作评论，影响日渐扩大，及至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委，当是一种标志。直到今年夏天，雷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严肃剖析当今文学创作的文章，我读后深为震撼，私下里却想着，李星也该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文章打出去，深知他有这个实力。 一个兴平乡村的农家子弟，走到陕西和中国文学的前沿，发出任谁都很关注的声音，恕我用他说给我的那句话来归结—— 李星把事弄成了。 2008.1.14 二府庄 （选自陈忠实《接通地脉》） 陈忠实为《当代》2016年第2期题字 推荐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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