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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晋时期，人人都是炒作高手。但炒作的方式大同小异，好比说，先以“清谈”（满嘴跑火车，就是不做事）亮相，接着雇人从四面八方热炒自己是名士，最后突然隐居起来，成为隐士。这就是“名士+隐士”模式，在东晋帝国，这种模式天下无敌，使用它的人从不会失手。 殷浩就是这种人，他年轻时到处清谈，渐渐把自己弄成了“名士”，然后跑进祖宗的墓园隐居起来，成为隐士。政府得到他的信息后，三番五次派人去请，结果，他三番五次的拒绝。 他越不出来，名气就越响。最后，整个东晋帝国都流传着“殷浩不起，当如苍生何”（殷浩啊，你不出来，天下老百姓可怎么办啊）的口号。 殷浩见时机成熟，宣布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出山。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兵浩浩荡荡北伐，结局是，一败涂地，被人打的满地找牙。 东晋政府轰动了，当时的实权派、很少满嘴跑火车的大将军桓温咆哮如雷，上了一道奏疏，抨击殷浩是个废物。东晋政府立即撤了殷浩的全部职务，将他贬到一个小县城，没有政府命令，不得离开县城半步。
【2】
殷浩住在荒凉的小县城里，每日烦躁的如同更年期。但他掩饰的特别好，和人见面谈话，始终保持着名士的微笑。可如果独处时，他就常常下意识的用手指在空中划着“咄咄怪事”字样。 也许他认为，北伐失败就是咄咄怪事。他未出山时，曾多次在脑海中设想战争，每次都大获全胜。但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想象和现实居然差了那么远！ 就这样，愁闷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桓温的来信。 桓温在绝对的大权独揽后，立即想到应该树立个爱护名士的标牌。当时的名士，所剩无几，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龟缩在小县城里的殷浩。 但绝对不能让他带兵，桓温说，就让他做个高大上却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尚书令吧。 殷浩拆开这封信，迅速扫了一遍，核心字眼就进了他的心。他狂喜的险些没有晕倒，手指因激动而颤抖，热血直向脑门冲。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很痛。这是现实，又去看手里的信，信在。 他跑出房间，站在阳光里，一个字都不落地看了一遍，此时，他确信桓温是要他出山做官。 他的心，五味杂陈。当初就是桓温这禽兽把他弄到这个小县城的，如今却是这个禽兽要拯救他，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3】
殷浩不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桓温请他出去做官。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给桓温回封信。 这封信其实很容易回，无非是感谢桓温的赏识，然后谦虚一下，最后再说如果桓温不嫌弃他，他愿效犬马之劳。 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比较麻烦。感谢桓温的话不能说得太肉麻，否则就有失名士风范；谦虚的话要浅尝辄止，千万不能过了头，让桓温误会自己真不想出去做官；至于说犬马之劳，那就更要万分斟酌，他毕竟是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不能失了骨气。 殷浩这样一考虑，不由地患得患失起来，提笔写信，每写一句，就觉得不妥。于是，将写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断修改，不断重写。如是反复了几十次。 这种神经质的行为，不可能成全好事，只能坏事。殷浩被自己搞的恍恍惚惚，物我两忘。就在这种眩晕的状态中，他把一封白纸封到信封，送了出去。 一万分的谨慎和斟酌，换来的竟然是一封白纸的信，这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更为殷浩感到悲伤。 桓温接到那张白纸后，七窍生烟：老子我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做官，你却弄个“天书”作为报答，耍猴是这样耍的吗？！ 自此，桓温再也没有和殷浩联系过，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见桓温回信，不禁扼腕长叹道：信中还是有不妥的言词，我真是愚蠢啊。 他哪里知道，信中就没有不妥的言词，而是根本就没有言词。
【4】
有弟子问王阳明：“闲居无事时，我心中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理论，在心中模拟遇到事情之后的解决方案，真是天衣无缝。但一碰到事情，即使这件事早就在心中模拟过，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无法控制事情的走向，这是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他：“那是因为你只在静中修炼自己，贪图的是一种安逸的环境，最关键的是你没让自己在事上修炼。这样一来，你遇事就站不住脚跟。人必须要再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立得住。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清谈尤为盛行。所谓清谈，就是上层社会以讲玄学（佛道思想）为主，形式主要是开读书会，搞论坛，弄演讲大赛等。 总之，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清风徐来的窗前，满嘴跑火车，说的越玄乎，离现实越远，就越有听众，越受人尊敬。 在这种氛围下，东晋的官员们竟然都把处理世俗事物看作是最低贱的事。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是无天理。 王阳明的话可以当作人类的座右铭，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和世界发生感应，而感应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去做事，不是叽里呱啦的说。天下任何真理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你只有在事上磨练，遇事后才能方寸不乱，殷浩显然就从未在事上磨练过，所以他一遇事，就手忙脚乱，带兵如此，写信也如此，最终把两件好事全部搞砸。 心学门徒李贽评价一些人时说，（他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理学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一旦遇事，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 殷浩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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