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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史上，大规模的土地开垦通常意味着原住民所面临的经济约束被改变。一个关系型社会将会对这样的外生冲击做出何种反应？社会集体行动和个体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目前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中都尚无定论。 19世纪中期之前，哈萨克草原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游牧经济形态。沙俄开始对哈萨克草原进行殖民活动并大规模向哈萨克草原移民后，大量土地转变为耕地，移民数量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这给哈萨克游牧部落带来很大的土地压力，单个家庭和部族都需要重新调整生产行为以适应环境变化。Catherine Geiringer和 Gani Aldashev于 2016年发表在JEH上的论文“Clan and Ploughs: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of Kazakhs under Russian Colonia Settlement” 探讨了传统的哈萨克部族制度和社会结构下，哈萨克牧民家庭面临土地压力的反应。哈萨克地区传统的部族制度呈现为家庭、家族、部族的层级式结构。部族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可以在游牧生产中协调牧民家庭的季节性迁移路线，对牧场中的土地、牲畜进行调配来应对突发的灾害等。同时，部族制度还负担了对年幼者的教育、解决与其它部族纠纷的功能。而牧民家庭的经济决策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季节性游牧时间的协调；组织草料生产；以及如何获取定居农业生产需要的工具（例如铁犁和耙）。牧民家庭的经济决策通常会受到部族制度的影响，隶属于相同部族的牧民家庭往往会做出相似的经济决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可供检验的假说：部族的信息传递功能会降低单个家庭适应新技术的成本；共享的经济资源（例如夏季的牧场）会带来家庭层面的经济行为的相似性。为了检验传统部族制度对牧民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作者根据1896年沙俄组织的谢尔宾纳专门经济考察团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哈萨克斯坦地区三个省份5989个牧民家庭的数据库。数据库具体信息包括：家庭的部族属性、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牲畜数量，季节性游牧的时间以及相关的经济行为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检验部族效应是否存在。计量结果表明，部族效应使不同部族的牧民家庭即使在面临相似的经济约束时也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由于家庭的经济决策会与部族中其它家庭的行为相互影响，特别是同一村庄里属于不同部族的牧民家庭。为了能识别出部族效应对牧民经济决策的影响，作者通过加入村庄的固定效应和距离的固定效应来分离出部族效应的影响。在控制了地理差异（例如牧民家庭季节性游牧的地点）、牧民家庭的经济资源（牲畜）之后，计量结果显示隶属同样部族的家庭在经济决策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性。这种影响通过三个机制显现出来：首先是部族的协商功能，在游牧的生产方式下，部族层面能就季节性牧区迁移进行协商；其次是信息传递的职能，牧民家庭能通过部族了解到农业生产技术、新农具使用等信息；最后是部族的共享资源（冬夏的牧区等）和文化特性（例如价值、行为规范等），也有利于部族成员出现相似的行为决策。论文最后发现，正是由于部族效应的存在，哈萨克地区不同部族的牧民家庭在面临相似的经济条件时做出了不同的经济决策，不同的部族使得牧民家庭从游牧生产转变到农耕生产的经济决策也不相同。继续游牧还是变成农民？作者的研究对于理解长期经济发展中缓慢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化很有借鉴意义。同时，这一研究也丰富了殖民地经济制度对于当地后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系列文献。所以，探讨外生经济状态改变（例如资源匮乏、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或者技术变化）对个体决策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考虑此前存在的传统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这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后期个体经济决策出现的持续性差异。文章来源：Catherine Guirkinger, Gani Aldashev, 2016,Clans and Ploughs: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of Kazakhs under Russian Colonial Settl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6(1):7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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