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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 父亲在信中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他在信中还现身说法，谈到当公仆须亲力亲为，欢迎批评，并强调无论对待亲人还是群众，都要怀有满腔热情： 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年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将至，前辈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文革再来”的召魂重现江湖，某个地方又发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且号称“旗帜鲜明”。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国民性”传统，至今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仍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风雨读书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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