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有银郢爰、先秦银饼，商承祚《长沙出土古物闻见记》载，长沙古塞出土银郢爰。旧藏有蔡季襄一枚，现天津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上海一藏家处均有收藏。该类所谓楚银版实则铅版，
版铭寿春，铭文是用同一印戳打砸，有几块甚至外形完全相同，是民国时期伪品（图260)。银饼（图261)见于《周金文存》卷六，直径41厘米，五字铭文中有四字是从《续齐鲁古印录》的易都大印上摹刻，是山东古董商伪造，铭文内容、格式与战国、西汉饼金的风格不符。卫聚贤《中国货币演变述略》载，民国年间四川遂宁发现银块，自铭“雍齿侯置”,系汉高帝时物，对照汉代金币文例，应是古董商在银砖上加刻，汉代未铸行银砖。
所谓汉代银锭、银币尚有多起。汉武帝白金三品无存世真品，历代钱谱作者有仅凭文字资料而想象出一些图谱。50年代，北京有人自称集藏有白金龙币私铸品（图262)。近年，台湾藏家蓝吉聪从澳门收集到白金龙币、马币各一枚。龙币的龙纹昂首挺胸，下缀祥云。马币上马纹提足翘尾，曲颈张口，旁饰三曲勾文（图263)。史载马币方形，该马币圆形，马纹摹自古瓦当，三曲勾文更以汉瓦当纹饰为蓝本，显系臆造品。
朱提银存世实物未见。端方《陶斋吉金录》载有三块银残砖,上有类楷书阳文“□万银号”(图264)，端方题为“汉朱提残字”，后入藏陈仁涛。汉代无银号，故它们并非汉代朱提银。
存世有一批相传山东青州、临淄出土的汉代银铤，《古金银货谱》、《小校经阁金文》、《汉金文录》等有记载，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曰本帝室博物馆、东京大学及私家等处。这批汉铤有长条形，铭文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中元二年”、“考工所□元二年”、“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图％5)、“临淄市”等。破绽首先是金银铤出现在南北朝的史籍中，东汉尚无银铤。其次，汉代至北宋的金银货币，铭文都采用錾刻，而“汉铤”全用砸印。汉代金币上多纪重、编号等，不见纪年。“汉铤”自铭“考所造”、“左尚方造”，《后汉书》载考工令一人，尚方令一人，考工令主作兵器，尚方令掌御刀剑诸好器物，故既无考工所，也无左尚方。“临淄市则摹仿汉代陶文。第三，“汉铤”自铭出自东汉宫室，大小重量相差很大，上海博物馆所藏者显系铜质。
存世还有束腰“汉铤”，一枚被称1941年陕西扶风出土，自铭建武八年(32)，东汉光武帝赐凉州牧窦融。日本藏一枚民国年间青州出土（图266)，有铭文数行。前者是唐代银铤,后者是宋金时期银铤，铭文由古董商臆造。
日本奥平昌洪《东亚钱志》载录一枚金代银铤,正面铭文隶书“龙江饷银天会年造”，背面八个女真字,一端有“阿桠记”。显系臆造品（图267)。首先,金代明昌四年(1193)才允许陕西路军饷中钱、银搭放一部分,天会年间(1123—1135)后以银发军饷。金代旧例银铤重五十两，伪品约重十二两。其次，金代银铤铭文用小字行楷书錾刻数行，凡年号多有纪年,或简略为“泰六”等，伪品用隶书大写，只纪年号无纪年。第三，“饷银”一词在银锭上出现晚至清代，尤在晚清。故此品是清末民国臆造品。另有一种长条形的天历饷银，重约元衡制十两,一面有16个蒙古新字，另一面有汉文“大元天历贰年九月兵部发放钱粮官局军饱”。据《元史》记载,兵部并不掌管发放军饷，也无名为钱粮官局的机构，故知为臆造品。存世尚有大元镇库银，圆形，正面有大字蒙文、花押、汉文“大元镇库银”，背饰三朵莲花(图％8)。据《泉币》杂志披露，1943年春，古泉商马
定祥携此伪品至张炯伯寓所出售,后经藏家多人辨识其伪，实则民国年间臆造品。
淸末民初，古钱界相继发现西王赏功金银钱。后有日本钱商伪
造了廣品，但钱径小于真品，薄肉，文字细弱，又系机器制造，与真品有明显差别（图269)。
清代银锭伪品有两类。一类为减色、全假伪品，目的在于混杂流通,名目有梅洗、假闸鼎铜、撺板铜、坐底铜、灌铅、投珠等等。另一类是文物造假。民国初年,藏家将与银币相仿的银饼、银锞子等归入银币类收藏，钱商趁机伪造了仿制品，主要有湖南银饼和黔宝银饼（图270)，主要破绽在于赝品采用机器制造,真品则是浇铸或半机械化打制，赝品的铭文风格拘谨，有模仿的痕迹。另在30年代，北京古董商曾在八宝银锭的背面加盖年号，计有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图271)，因其不知清代政府对银锭铭文的规定，加盖戳明显是造伪。30年代，上海曾出现一套约重五两的历代银铤，铭文有大唐元宝、大宋元宝、大明元宝、大清元宝。元宝一词系出现在元代故知为臆造品。
70年代中期，泰国向香港输出许多中国清代银锭,其间混杂赝品。特征为楷书铭文，多为省名、官钱局名。台湾坊间也臆造假银锭，有种银砖，有铭文“道光重宝”、“大清江西丁未官钱局伍两正”，欲假冒江西方宝。最易辨的是将铭文铸于伪锭底部。近年,陕西有伪造的山西宝，铅质，铭文呈三直条形，系浇铸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