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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此时天主堂坟地竟发现不少婴儿的尸体，其中多为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恰巧此时天津抓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审问后将二人处决，却贴出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告示非但未平息怒火，反而将群众的怒火点燃。 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有史家评“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爆发而出，众市民聚集在教堂外，与教民相争。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接下来，就是关于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的原因，曾国藩紧紧扣住武兰珍原供虚实入手。早在保定动身时，他便致信崇厚说:“欲推求激变之由，自须由此根究武兰珍是否实系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系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 经过一番认真勘查，曾国藩确认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亦即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而天津地方官员，则为谣言的兴起推波助澜。 曾国藩“深查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頇对付也。” 两难之中，曾国藩选择秉笔直书“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认为张光藻和刘杰应为助长谣言、激起教案而“交部议处”。然而面对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的要求，曾国藩坚持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最终，曾国藩议定处理结果：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7月25日，曾国藩关于调查天津教案的折子《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递到朝廷，这个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令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甚为不满，“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仅一年，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 曾国藩早已料到此行不易，启程前就已写好遗书。他认为自己“平时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敢因外国而尽变要挟常度”，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在非议中走完人生的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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