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时期简介： 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 魏晋中“魏”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 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 人要漂亮地活着 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 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名士派 美男子嵇康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在酒席上装疯长啸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名士与英雄之别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 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广陵散绝响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广陵散 项斯华 - 乐府名家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的阴谋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 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后来，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嵇康这才开口。 嵇康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酗酒的阮籍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 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率性的阮籍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他的哭，也如此。 爱哭的阮籍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阮籍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不为五斗米折腰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回归田园 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陶渊明为什么不愿做官？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 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本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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