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春秋时期家臣“张公室”

laoxuesheng 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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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家臣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张公室”即是春秋史上—个重要现象。下面从家臣“张公室”的背景、实质及春秋时人的看法三方面试做论述。

一、“张公室”的背景

春秋时期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思想文化，相对西周而言均在悄悄发生变化。王室衰微，争霸战争持续不断，君权下移，卿大夫崛起，都是其表现。到春秋中后期，此种趋势尤为显著，郑国的七穆、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是其例证。此为春秋时期家臣“张公室”的大背景。

鲁国的情势。家臣问题在宋、卫、鲁、晋、郑等国都曾出现过，只是严重程度不一。从文献记载来看，鲁国的家臣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张公室”即其中之一。当时鲁国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家把持政权，三家同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其中季氏实力又强于二家。三桓秉国政也经历了—个过程，《左传》文公十八年：“(襄)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鲁君从此丧失国政。紧接着东门氏与三桓争夺朝政，被三桓除去，自此政权集中于三家。后来经历了“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之后，三桓尤其是季氏的权力达到了顶点，乘着掌权之机，不断进行损公肥私的活动。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不堪季氏欺凌和专政，起兵攻季氏，结果季氏得盂氏、叔孙氏相助，反把昭公逐出国都。在卿大夫篡权过程中，其家臣也参与其中。卿大夫的种种行为无疑是为了自身实力的扩张和壮大，与此同时也为自己政权的旁落埋下了隐患。此种做法为后来家臣夺取卿大夫政权乃至“执国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或许是卿大夫始料未及的。

1.卿大夫家族内部存在种种矛盾。随着卿大夫势力的不断发展，隐藏在其家族内部的不和谐因素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是卿大夫与其庶子之间的矛盾。《左传》定公八年：“季寤、公钮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其次是家主与家臣之间的矛盾。“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不论是南蒯还是阳虎，深得前任家主宠信，继任家主不礼于己，心中难免有失落之感，进而心生怨恨，产生非常举动。再次是家臣之间也不平静。《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死后，“阳虎将以玛瑶倒，仲梁怀弗与”，因此“阳虎欲逐之”。后来费宰子泄迎接季桓子时“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日：‘子行之乎?”’因阳虎和子泄都与仲梁怀有矛盾，使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仲梁怀。以上各种矛盾，为家臣叛主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

2.家臣实力的不断增长。家臣的利益与卿大夫的利益休戚相关，可以说是一兴俱兴，一损俱损。卿大夫实力增长的同时无疑也带动了家臣实力的增长。主导权在家主一方，受益者却是主臣双方。

二、“张公室”的实质

在上述背景下，“张公室”行动开始。以“张公室”为口号也有其原因。西周末春秋初，“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两个准则：卿大夫必须忠于诸侯；家臣必须忠于卿大夫。作为社会准则，它在一定时期内的确实行过，但时移势易，两个原则不久就被打破；因为卿大夫的行为成为其家臣的榜样。卿大夫实力不断增长同时，其家臣的实力也在悄悄发展。当家臣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已不甘心再做卿大夫之臣，进而想升为公臣。季氏家臣南蒯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以费为公臣”。当然他们也深知其行动不仅违反第二个原则，还违背了“家臣不知国”的原则。因此他们打起了“张公室”的旗号，掩饰叛主行为。只是南蒯的行动没有成功，阳虎却控制了季桓子，逐除异己，进而掌控了鲁国政权。得，到实权的阳虎“强使盂懿子往报夫人之币”，以取悦于晋国。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季氏而且使孟氏也不得不按照阳虎的意愿行事。控制三桓不是阳虎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下一个目标是“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只是他这一目标未来得及实现就失败了，但他想得到的东西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权力和地位。

三、春秋时人的不同看法

在“张公室”的掩盖下，家臣以取得权力和地位的行动给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春秋时人对这一行为的看法不尽相同。下面将国君和卿大夫、家臣、孔子及国人等的看法试做分析。

1、国君和卿大夫的看法。季氏家臣南蒯因“张公室”不成而逃往齐国。齐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齐国大夫韩皙的观点代表了卿大夫和国君。在他们眼中家臣始终应当忠心为家主做事，不得有其他任何想法。作为卿大夫来讲，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也绝对不容忍家臣叛主；背叛就意味着卿大夫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于是，他们也不得不去平定叛乱，并采取措施制止此类事情的重演。就鲁国而言，鲁君和三桓的看法不一。“张公室”并非南蒯首创，至迟在鲁宜公十八年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只不过这种想法未能付诸实践。当时情形是三桓把持政权，鲁宣公徒有虚名，作为一国之君岂有甘愿受人掣肘，不想重新掌权之理?鲁君可能是想借助家臣之力夺回实权。

2、家臣的看法。传统的家臣认为自己应守本分，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正如叔孙氏的家臣司马鼠戾所言：“我，家臣也，不敢知国。”

3、孔子的态度。孔子主张实行周朝的礼仪制度，因而对于春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相当不满。阳虎曾劝孔子仕，但当时阳虎掌握政权；孔子因此在这期间并未仕于鲁国，也是对其不满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当“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欲往。”“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还有一次，“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肿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从这两次来看，孔子均想去，却终未成行。原因在于孔子内心相当矛盾。他既想借助家臣势力为其实现“复礼”的理想；但家臣叛主又不符合当时家臣必须服从卿大夫的社会准则，故止。

4、国人的看法。对于南蒯“张公室”的行为，其乡人曾这样讲：“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杨伯峻在解释“有人矣哉”时说：“人谓人才，……句言若如此，须大有为之人，而南蒯非其人也。”这样看来，南蒯作为家臣而“张公室”并非不可以，只是非南蒯能力所及。言外之意，只要大有为之人就可以君图而“张公室”。可见时人对“张公室”并不仅仅囿于传统观念，已有突破传统观念的迹象。鲁定公八年，季桓子欲林楚使之脱离阳虎之祸，林楚对曰：“阳虎为政，鲁国服焉”。鲁国月艮焉已能说明问题，即阳虎这种举动为国人所认同。这表明当时国人心中即使不主动解决三桓问题，也不反对阳虎的这种做法；或许对“张公室”采取的是—种默认态度。

可见，上至国君下至国人，不同之人对家臣叛主持有不同态度，这与他们各自所持立场和所抱目的不同有关。这种不同观念存在于春秋时期的现象，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思想不断变化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公室衰微、卿大夫强大的春秋时期，家臣借机发展自身实力，利用各种矛盾，以“张公室”为旗帜，以攫取权力和地位为目的，开始了他们名不符实的“张公室”行动。春秋时人对此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真实地再现了春秋社会的政治思想面貌。

注释：

《左传》宣公十八年。

恶及视为襄公长妃齐女所生。

襄仲之族号东门氏。

《左传》襄公十一年。

《左传》昭公五年。

《左传》桓公二年。

《左传》定公六年。

《左传》昭公十四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