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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05-17
王建平 吕伟涛
艺术品鉴
金石鼻祖
虽说汉代以后，上古青铜器便时有出土，但时人多半将之视为上天降下的祥瑞，赋予神异色彩，以致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然而，这样的情况到了北宋大有改观。北宋时期，算得上是中国金石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理学探索上，到了后期才开始从事对古器物的收集与研究，但却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理论基础。 元祐七年（1092），《考古图》刊行于世，之后重梓颇多，流传甚广。该书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收藏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贵重、造型精美之器。基本上是按器物类型编排，同时也顾及时代先后。书中每器皆定其名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大小、容积、重量，并附铭文考释，对出土地点及收藏家之可考者亦加说明。并且征考文献，以按语形式，讨论作器时代、器物名义、形制、用途、相关史实和礼制，以及铭文释读的难点和疑点等。有时还间引他家释读及论说，附入他书所载与本书有异的款识摹印件。 《考古图》著录古器物之多、之详，是同类著录书无法相比的，其学术价值不容怀疑。此书在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上也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宋人所作古器物图录的成熟、系统和完善，当以此为代表作，后世同类之书概莫能出其规范”。特别是将古器物摹绘记之的这一作法，相当具前瞻性，可以算是今日文物图录的先驱。 《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人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当作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代表作不同，他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古器物的收集与研究当作独立的学问看待。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可以说，他所从事的对古器物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理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丁父鬲 吕大临《考古图》书影 对此，吕大临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阐释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考古图释文》的目的，也反映了他“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 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器物的收集和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说，发端于北宋、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北宋复古思潮和理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理学思想和宋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不过这些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传世，因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但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学术成就，他都应该首先是理学大家，然后才是金石鼻祖。
身后遗珍
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的五里头村北依临潼山，南面灞河，与白鹿原隔河相望，东有终南山为屏，西可远眺骊山，且距吕氏家族世代居住的桥村仅2.5公里之遥，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蓝田吕氏的家族墓园就在此处。 北宋灭亡后，政治中心转移，北方地区大批贵族随之南下，蓝田吕氏中的许多人亦南迁而去。但也有吕氏后人继续在桥村繁衍生息，并肩负着看管家族墓园的责任，至今已绵延近千年。这种家族墓园与后代传人居住点距离近、关系明确，亲情延续不断的特殊状况，国内尚为首例。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石碑，记载了“蓝田四吕”各自的官职。 2006年1月，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园被盗掘。随后，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案，查缴文物119件。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三级文物47件。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 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的士人。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7年），而吕大临却早在元祐七年（1092年）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由于蓝田吕氏为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被盗墓葬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有理由相信作为金石鼻祖的吕大临的墓中将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此次盗墓罪行的主谋之一竟然是居住在桥村的吕氏不孝子孙。 为避免引来新的盗墓者，确保文物安全，经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物局批准，自2006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是迄今发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由兆沟、墓葬群、神道、家庙四部分组成。兆沟是整座墓园的边沿与护卫设施，自东、西、北三面环绕墓园；墓葬群居园内北部正中，共29座，成人墓葬20座，婴幼儿墓葬9座，均为竖穴墓道、平顶或拱顶土洞墓室；神道位居墓园中轴线上，北端直达主墓葬，南端与家庙主殿北门相接，将墓葬群与家庙连为一体。 出土器物共600多件，包括陶、瓷、石、铜、铁、锡、银、金、漆、骨、珠贝类，皆为实用器，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精致富足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其中，瓷器为大宗，以陕西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包括五曲刻花碗和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兽钮深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等。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较少，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素面香熏等。福建建窑的黑釉茶具和河北定窑的碗、碟、瓷盒等也有出土。另外，骊山石器是每座墓葬中必有的物品，极具地域特色。此石产于骊山北麓，色青灰、质疏松，可为茶具和储物器，不但便宜制作，且具有透气保质功能。
墓葬中共出土砖、石墓志铭24方、盒，十分珍贵。砖墓志皆为铺地方砖制成，面上刻划楷书，内容简单，主要用于家族中未成年人。石墓志多为一盒，盝顶式志盖上篆刻墓主官职或封号，志石为近方形，阴刻楷书志文。墓志尺寸差异较大，与墓主身份、家族荣衰有关。众多墓志铭文的发现确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讳身份，以此为依据，可排列出吕氏家族成员墓穴的分布次序，这对研究北宋家族墓葬礼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家庙遗址位于墓园中轴线南500米，为北宋时期吕氏家族所建，名曰“吕氏庵阁云寺”。金代毁于战乱，明朝蓝田县政府为纪念吕氏四贤，拨专款在其废墟上建立吕氏祠堂。清代文人牛兆廉曾在吕氏祠堂中办学授教，故该处自清代以来又是学堂所在，解放后五里头村民办小学亦建于此地。时至今日，家庙只剩那些散落在角落草丛中的石条、柱础、碑座和残砖碎瓦，还有那历尽沧桑依然挺立的两株古柏，默述着这个古老家族的辉煌。 令人遗憾的是，吕大临墓葬位置虽可基本确定，但因早年被盗，墓志亦遗失，能够提取的信息并不多。但这并不影响该墓园的重大考古价值，也因此，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艺术品鉴》2016年4期*大观*栏目 （版权所有 如若转载 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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