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追忆文章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日本的军官与士兵长期受“武士道思想”影响……这就难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武士道”是一种嗜杀、残忍、毫无人性的罪孽理论,日军的种种暴虐行径,其思想根源皆由“武士道”而起。但在日本人看来,“武士道”不仅不是丑恶的,反而是崇高的、神圣的,实乃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石。这种巨大的认识反差,促使我们必须深刻剖析“武士道”的理论架构及生成由来,看看这种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捧为圭臬的理论,是否禁得起事实推敲。 武士道强拉硬扯孔孟之道 将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人,是日本最早留学生之一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 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了10次,并被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语言,成为介绍武士道文化的经典之作。新渡户稻造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亲自购买这本书,并将其发给属下与朋友阅读,其用意就是想了解日本这一个小小的岛国,是什么支撑它在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如此角色?是什么使其好战好兵? 在新渡户稻造看来,日本人的德育教育不是由学校来完成的。日本民族性格的种种道德戒律的来源正是武士道,没有武士道,日本的整体精神和道德观念就无从形成。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一系列道德训条,它是经历若干代口传之后被某位武士记录下来的格言。武士道在日本道德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于英国宪法在整个政治史上的地位。 说起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新渡户稻造认为来自中国的孔孟思想。孔子倡导的是仁、平静,以及有智慧地待人接物。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子这些思想和言论,都很适合于当时日本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日本的从政者,武士们从中国的经书当中获得了他们想得到的品质。 孔子之后,孟子的学说也对武士道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与孔子相比,孟子的学说更为平民化,富于同情心。不过,孟子的思想虽然易被很多天性仁爱的人接受,却被统治者视作是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叛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孟子的书在日本属禁书之类。但这并没有阻止日本武士去接受它,武士们以孔孟学说为修身的依据,将这些经典转为个人操守。 众所周知,孔孟学说讲究的是“仁爱”。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武士道思想来自孔孟之道,那么,信奉武士道的侵华日军官兵又怎么会堕落成一群杀戮成性的狰狞魔鬼呢? “义字当先”为何虐杀战俘百姓? 为表明武士道义字当先,仁爱为怀,新渡户稻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1184年著名的须磨浦之战中,武士熊谷直实追上了一个敌人,将其扭倒。按照当时的规矩,被按倒的人在力量上必须与之相当,或者是有名的武士,否则就无须杀戮。因此,熊谷直实便问这人的名字,但他不说。熊谷直实拉开了他的头盔,惊异地发现那是一张年轻俊美的少年的脸。熊谷直实扶起他来,如父亲般对他说:“走吧,你这美丽的年轻人,到你母亲那里去吧,熊谷的刀绝不会沾上你的血。 ”但少年拒绝离开,他请求熊谷割下他的头。熊谷心如刀割,眼前仿佛闪过他自己的孩子冲锋陷阵的身影。这时,熊谷一方追兵的脚步近了,熊谷直实大叫道:“你现在已经来不及逃走了!与其死在无名武士的手中,还不如让老夫结果你吧! ”说罢念了佛,刀下头落,鲜血染红了利刃。战争结束,熊谷心中却没有胜利的喜悦,也不再渴求功名,而是愧疚盈心,痛弃武士身份,转而云游四方,成为一名僧人。 借这个故事,新渡户稻造想证明武士道的仁慈。武士的仁,是施给弱者,或在争斗中落败的人。所谓“穷鸟入怀,猎夫不杀。 ”由此推演出,近代的日军官兵绝不恃强凌弱,不杀伤兵、不杀俘虏,所以红十字会运动才那么容易在日本推广。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签订前的几十年,作家泷泽马琴就写过日军对伤兵施以救助的事,在日本脍炙人口,但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吗? 在爆发于1895年3月的中日甲午陆战的田庄台之战中,日军俘获千余名已放下武器的清军士兵,残忍地将其锁骨刺穿,用铁丝连于一处,并对这些已经伤痕累累、放下武器的清兵枪戳刀挑,还残忍地将煤油泼在清军伤兵的身上,燃火活活烧死,场景惨不忍睹。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两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中国的南京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日本的历次侵华之役中,此类虐俘杀降的血腥例子比比皆是。试问,在这些凶残日军身上,何有熊谷直实的丝毫影子?新渡户稻造口口声声赞誉的所谓武士道的仁慈,究竟何在? “和平武士”缘何竞相“百人斩”? 新渡户稻造又举例说,武士将刀看得异常重要,因此绝不允许滥用它,并对任何滥用之举深恶痛绝。著名的日本武士胜海舟曾经经历日本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那个时代杀人如麻,但胜海舟却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他曾拥有强大的权力,成为独裁者之一,于是很多暗杀的行动都以他为对象,但他仍旧坚持不杀人。据《海舟座谈》记载,胜海舟曾对一位友人说:“我极其厌恶杀人,因此一生从未杀过人,本该杀掉的人,也都放跑了。”借此例,新渡户稻造欲证明,日本武士拥有恻隐之心,拥有和平的理想,极其厌恶杀人。但这种溢美之辞,却被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比赛”,一刀一刀割得七零八落、鲜血淋漓。 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野田毅、向井敏明两个少尉军官,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展开了用刀杀人比赛。当时《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连续刊登该报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4人分别从江苏常州、丹阳、句容、南京发回的现场报道,详细报道了向井、野田两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杀人数字清楚,而且还配发了图片。对这种丧尽天良的残暴屠戮,日本国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野田毅、向井敏明两个人间恶魔居然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难道,这就是新渡户稻造倾情讴歌的武士道精神吗? “重义轻利”为何巧取豪夺? 新渡户稻造认为,日本武士重义轻利,崇尚节俭,极力鄙视金钱,排斥贪欲。他表示,武士道长期以来,完全没有产生各种来自金钱的弊端。武士道的教育内容不接受功利主义,没有经济概念。武士信奉这样的谚语:不要贪吝金银,钱多害智。 以此观点去看同样信奉武士道的侵华日军,对比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侵华日军在中国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大发不义之财!从1932年到1934年,东北从日本进口的商品额从18292.1万元增加到38329.6万元,占东北进口贸易总额的64.6%。但东北对日本的出口却从19268.4万元下降到17226.2万元,对日出口额仅占东北出口贸易的38.4%。日本不允许中国农民随意种植,强迫农民种植水稻、大豆、棉花等日本需要的农作物。日本还凭借一些大公司垄断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以便强行压低收购价。并强迫中国农民按伪政府定价、定量把粮食卖给日伪的收购机构,这被称作“粮谷出荷”。但官定的出荷数量极多,以日伪时期的吉林为例,其地区大豆的官定出荷数为预计“总产量的82.3%”。而官定出荷的价格又极低,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北一个地区由于日本的掠夺,就造成农业损失“达17850648229元之巨”。就这样,富饶的东北迅速沦为日本的原料地、投资地及殖民地。日本使中国广大沦陷区的产业结构被强行拉入日本殖民体系之中,整个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加重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的失衡。 由此,那些饱受被侵略、被奴役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不禁要问,新渡户稻造描绘的“重义轻利”的武士道精神,是不是一派谎言? “诚信为人”为何乘人之危? 新渡户稻造还这样赞美武士道精神,称其绝不乘人之危,即便是你死我活的对手也要以诚相待,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上杉谦信便是榜样。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打了14年仗,武田信玄的属国是距海很远的山区,需要依赖东海道的北条氏为其供给食盐。北条氏虽不同其公开交战,却明令禁止对武田信玄输出食盐,以削弱信玄的力量。谦信听说了信玄的窘境,给他寄信说:“北条氏以盐的事威胁信玄公,行径卑鄙,我与公虽多年交战,用的是弓和剑,并不在盐这类事情上难为信玄公。今后谦信境中的盐,随公取用,多寡不限量。”新渡户稻造赞叹道:“日本国的这一例证,其高尚不低于罗马人。尼采说,假如你能做到为敌人的荣耀而自豪,那么,敌人的荣耀,也就是你的荣耀!武士道的精髓,也在于此。 ” 二战中,打着武士道旗号的日军处处乘人之危,用尽阴谋诡计。一战德国战败,日本立即出兵将德国的青岛殖民地强行据为己有;苏联唯恐两线作战屯重兵于欧洲,日本便挑起边境纷争欲浑水摸鱼;美国本想以谈判方式与日本谋求和解,却不料日军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对中国,日本更是阴招迭出,无所不用其极。“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每次事变都是偷偷摸摸,阴险狡诈,落井下石。若按新渡户稻造所言,武士道最为排斥的是卑劣与狡诈。可这卑劣与狡诈却被侵华日军视为处世宝典。 综上所述,如果真实的武士道确如新渡户稻造所言,那么,打着武士道旗号的侵华日军就是愧对先人、亵渎传承;如果侵华日军的所作所为实乃武士道的本质,那么,新渡户稻造美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便是一个虚伪的幌子,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欺世盗名、美化自己的一副假面具而已。 □张松 下期预告:战败即剖腹,翻阅二战时期的日军史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么,日军战败后为何选择 “剖腹”这种极其残忍的自杀方式?这背后究竟隐伏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呢?请看下期 “松花江上”——日人剖腹,封建时代的变态产物。日本武士。 资料片 日本武士。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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