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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节目中的阿多诺和盖伦 编者按 本文选自《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一书的第十八章。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工人造反运动，极大地扰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这场运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诸多弱点。萨弗兰斯基在本文中对德国68一代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种激情本质上是一种德国固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它固然有激进、革命的一面，但往往也陷入一种毫无建设性的虚无主义，以至于它的所有热情都不免流于虚幻和空想，有时候这种情感还很有可能被邪恶的势力所利用，造成可怕的历史后果——纳粹主义曾经在德国的盛行正是一个宝贵的历史教训。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保马推送本文。 也许可以说，德国1968年的学生运动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结果。在德国，1950、1960年代是笃信技术的时代，技术的新成就已经进入每个家庭。然而，它也被视为陈腐和反动的年代，技术世界的未来让人恐惧，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在试管中被设计。围绕着技术的争论，触动了时代的忧虑。浪漫主义精神在此时出场。 ——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 对当下文化的不悦，在它1967年闯入广阔的公共领域之前，就已在知识分子高端人物那里得到讨论。1950年代和 1960年代早期，一种灾难话语业已形成，但它开始还与建设热情、富裕中的惬意、微末小事中的乐观主义近距离地和平相处。文化批评唱着悲观的小调，伴随着繁荣的联邦共和国那快活的忙碌。卡珊德拉们在视野糟糕的高山上，越过低谷，互相唱和，道出她们那预示不祥的观点。低谷中引领时尚的是勤勉和“继续这样”。
从这山到那山有一次对话，1965年在西南德意志电台举行，那是在大学生运动之前不久。两个最高级别之时代精神的大人物，互相碰面，一个以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的角色，另一个以博爱主义者的角色。法庭庭长是阿诺德·盖伦，他的对手是阿多诺。
盖伦问：
您真的以为，应把这种负担强加在所有人身上，这带有原则问题、带有反思的投入、带有我们经历过的、其后效强烈的生命谬误——因为我们曾试图独立自主——的负担？我很想知道这点。
阿多诺回答：
对此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是！我有一种关于客观的幸福和客观的绝望的想法，我想说，不管人们怎样减轻人的负担，不把全部的责任和自决权强加给他们，人类，还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安康和幸福，就是个假象，一个某一天将会破裂的假象。一旦它破裂，事情会有可怕的后果。
盖伦反驳，这虽然是一种漂亮的思想，但人类不是这样的。他们要的是减轻负担，寻找替他们卸载责任的人。他们通常受到成熟的苛求。盖伦以这样的意见结束他的思考：
阿多诺先生……尽管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深层次的前提中意见一致，我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您有如此倾向，让人对一些东西不满意，而这是脱离全部灾难性状况后，他们手中的尚存之物。这是危险的。
整体是不真实的，两人均持这一立场。盖伦说，最好是，帮助人类，让他们能够无批评地和无异议地干他们自己的事，替他们省去一种反思的投入，而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的投入，他们才认识到整体的灾难性状况。不，阿多诺说，我们必须以解放的名义鼓励他们进行这样的反思，以便他们发觉，他们周围的一切是多么地糟糕。一个人出于高度反思的原因——因为他看不到对于现存者的合适选择——想在反思面前保护人类，另一位想要求世人进行反思，尽管他觉得对于反抗之无望的洞见来说，这只能提供少许安慰。而这些少许几乎就是某种浪漫的东西。那是童年回忆、梦幻、诗歌、音乐或者处于他们崩溃之瞬间的形而上学中对幸福的预感。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多么快速地对此意见一致，即社会的整体状况其实是灾难性的。不过这个灾难缺少报警者。人们完全可以同这个灾难和睦共处。对阿多诺来说，这是人类双重地被异化的一个后果：他们失去了对自己之异化的意识。对盖伦来说，文明本来就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在其可生活性状态中的灾难。尽管持有基本批判精神，他们都在自己所批评的胡作非为中，相当舒适地安置了自己。他们听天由命，一个问心无愧，一个问心有愧。
基本批判还通过“夜间广播”传送。两年后它来到街道和广场，被静坐示威和抗议集会所接纳。
理查德·勒文塔尔，1920年代是共产主义的学生领袖，在流亡期间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成为联邦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中的一个。1970年，鉴于大学生运动，他谈到一种浪漫主义的倒退。他将68一代和“怀疑的一代”作比较，说后者在无创造性的脱离派和不加批判的随大流派的彼岸，发展了一种对于工业社会的现实关系。而68一代则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浪漫主义抵抗工业社会的深层次的传统，重新爆发。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学的反对派运动，开始仅仅抗议变得糟糕的学习条件（“大众的大学”）和权威的体制（“大学教授的大学”），如何快速地突变为极端的对社会的基本性批判。还在1966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所作的一项细致研究，得出结论，说大学生通常愿意适应环境，不批评，对政治不感兴趣，大学里缺少一种革新的潜能。社会学显然没怎么预见到 1967年的爆发，就像没预见到 20年后民主德国和整个东欧集团的解体一样。起身反抗的那一代人，在经济奇迹中长大，也就是说没经历过困苦和贫穷，他们迄至那时经历的只是和平时期，习惯了民主的环境。但是，这种对于基本性批判的准备从何而来？勒文塔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抵抗工业社会的……传统的复归，这是真的？
1968年的抗议者（Gerd Delaveaux 摄，1968） 勒文塔尔对大学生运动的批评并非事后的批评，相反表达于混战中，还直接反作用于针对这项指责进行自辩的这个运动。人们不要浪漫，因为浪漫听起来太像做梦和幻想，太像纯粹的主观性。可人们相信，已经与一种客观的倾向结盟。从伯克利到罗马，从巴黎到柏林，事实上事件的发生确有共时性。到处有大学生们上街，表达他们那声音嘹亮的和充满幻想的抗议。运动在一些细节上指向不同，但反权威的倾向和对美国的越南战争的拒绝，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在自由和公开的西方社会里，人们到处为了更多的自由和公开性而控诉，宪法的权利被批判性地用于反对宪法的现实。不过事情没有停留在自由及和平的抗议上，资本主义的工作和消费社会的生活形式也受到质疑。在联邦德国，参与其事的还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往日罪责。纳粹时期所缺位的父辈们应有的不服从，在他们那里得到追补，尽管眼下已不存在任何专制机构。奥多·玛尔称此为68一代廉价的后来的不服从。
体制内的抗议，令人吃惊地骤变为对整个体制的拒绝。东欧集团的体制选择，一般地看来并不具有魅力，那么此外在哪里可以找到另一种体制的选择？撇开异域的中国和古巴那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不谈，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只存在这种对于体制的内在的超验性。那是社会中没得到满足的或者仅仅反常地得到满足的需求，它们被高估为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应该适合于打破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赫伯特·马尔库塞合乎逻辑地称这种受压抑的需求为新的适合本能的基础。真正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是这种受压抑的需求，在个体身上描绘出一种内在的无产阶级。这个个体的下层建筑，马尔库塞写道，自身是社会之下层建筑的一种维度。通过这样的用语，费希特自我哲学的大胆梦幻在理论上甚至被超越。费希特建造了一个出自自我意识的世界，而现在渴求已经足够。眼下重要的不再是自我控制，相反，渴求应该占据要位。渴求是本能，而本能与自由仅此才有关联，即人们为自由而战，让自己受渴求控制。一种庸俗的卢梭主义在此参与游戏，因为人们以这个口号行事：人性善，社会让他恶。倘若我们清除社会的异化现象，这个真实和自然的善就会显现。不容否认，这里，一种出自费希特和卢梭的混杂一处的浪漫主义遗产在起效，而且，不管它如何平庸，它在68运动的意识形态里找到了入口。
抗议也具有存在主义的根基。存在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不只在1968年前的德国广泛传播。起先它是非政治的，然后它不断地政治化，是一次进入自由的训练，与对现存事物的基本拒绝相连，而这种现存事物被视为某种荒谬的和排斥意义的东西。人们身着黑色高领毛衣，心怀忧伤的不同政见，与此划清界限。这个世界一方面引发剩余，另一方面却陷入贫穷和困苦，这难道不荒谬？但是，眼下荒谬不仅仅能被形而上学地解释，而且能被政治和经济地解释，抗议自身也就失去了它那忧伤的、徒劳无益的色彩，成为政治。在存在主义那里，人们可以觉得自己属于一批持不同政见的精英，这种不同政见，转瞬之间就可以重新被解释为抗议的一种先锋派。伟大的多数派被看作是受操纵的，被卷入双重的异化——不紧急的紧急（海德格尔）——但先锋派却忍受着他们的幻肢痛：他们感到自己缺什么，没有再过多久，人们就可以在街上听见并在墙上读到：捣毁那些捣毁你们的东西！运动中的存在主义因素，是其唯意志论。一个真正想要什么，并把自由占为己有的主体，能使各类关系起舞。一些躁动不安者预感到，自己将失去动力并陷入崩溃，倘若他们参与那些时间持续过长的规划。世人等待客观条件之成熟的克制和耐心，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穿越机构的长征（杜奇克）不是意指一种枯燥乏味的改革政策，相反是教育和媒体领域中岗位的紧急占领。人们不想白费力气，而是想攻占公民的堡垒。在 1967年秋和 1968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在西柏林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的核心层内，人们曾认真地考虑实行一次苏维埃民主的颠覆计划。政治的浪漫主义渴望行动，人们相信，分娩梦幻的时刻来到了，而此梦据说由现实的关系酝酿。
该被当作助产士和将一切与全部连接起来的咒语——一边是由于过剩的舒适的痛苦，另一边是世界范围的苦难——名为：“辩证法”。
“辩证法”是大学生面对专制的父母、克服过去的不足、女房东的监护、公共短途交通、传统的异性交往、学习条件、课程计划以及对教授们的恼怒而提升自我价值的方法。这些糟糕之事必须被戏剧化和升级为恐怖——从消费恐怖一直到意见恐怖——从中不久就产生出大学生对于后期资本主义所感到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又与遭凝固汽油弹焚烧的越南人和在玻利维亚饿死的农民碰撞，而冒出火花。“辩证法”将造反的大学生同全世界的被剥夺继承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联系起来，属于共同的苦难遭受者，有共同的敌人。那是帝国主义，制度逻辑及其“性格面具”。人们从批判理论那里学到，私人资本主义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胡作非为，也就是东方和西方，组成一种惟一的迷惑的关系（阿多诺）。但是，人们不再满足于糟糕的全面论战（瓦尔特·本雅明），这个壁龛中左派多愁善感的表达方式。人们要行动——在伟大的舞台上。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此期间，新闻媒介的技术发展，创造了兴奋的全球化的新可能。此时西方世界成为具有觉醒感觉的传染共同体。另外还有对于历史瞬间的渴求，每一代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想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变革。68一代的人相信，现在轮到他们上场。 从大教室出发，成群结队地涌向周围的学院时，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整个大学校园里为他们响起了滚石乐队的“街头战士”。
运动的活力改变了参与者。人们可以觉得自己是具有新的敏感性、幻想、愿望和生活习惯的新主体，与带有其单维之人的虚假的制度世界形成尖锐对比。目标是与这样的世界相脱离，赫伯特·马尔库塞对此给出的标语是：伟大的拒绝。
勒文塔尔的观察，在此浪漫主义抵抗工业社会的深层次的传统将被重新激活，这个关联无疑切合实际。犹如昔日的1900年左右，亚文化群在生活方式改革派和太阳崇拜者那里蓬勃发展，即便是那些赤脚的预言家及其信徒们也重新集结，他们现在自称为“四处游荡的大麻造反者”。人们再次启程进行东方之旅。现在到处是舞蹈狂热，不像以前那样，仅在图林根。传统的矛盾再次出现：团体反对社会，灵魂反对金钱统治，自发性反对惯例，自然反对人工，自我实现反对发迹思想。在五月的巴黎有人说：幻想执政！还有音乐。人们无法再正确理解那个年月，若是听不见其声音。当柏林的大学生在1968年夏出于抗议紧急状态法决定占领大学设施，然后从大教室出发，成群结队地涌向周围的学院时，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整个大学校园里为他们响起了滚石乐队的“街头战士”。第一公社已在中世纪学专业的学生那里占据位置，并把喇叭安在窗口，播放了音乐、歌曲和进行曲，为那个年代的活动定下基调，并让人领略自己从整个制度改变那里所期待的“意识扩展”。
从马克思那里产生这个见解，即社会运动需要幻想，以便能贯彻其受限制的内容。大学生运动幻想地将整个世界扯到其批判的法庭上，误将自己理解为革命的主体，不时地将旧工人运动的外衣裹到自己身上。更不用说，几个迷途者甚至拿起了武器。要是只关注那些直接的结果，可以说，运动成就甚少。不过，曾经有过一次政治的情绪高涨，社会民主党的当政时代就开始于这个口号：争取更多的民主。在那些变化确实深刻的地方，如涉及家庭结构、伙伴关系的风格、性习惯、行为举止、消费风格和享乐主义等，事情显示出，68运动更是一种发展的征兆而非其原因。不过伴随的且刺激的幻觉非常显著，而它们是浪漫的，在其本质核心中，所表现出的是对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想像。对此，赫伯特·马尔库塞也给出了决定性的提示语。他教导说，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原则，导致一种过剩社会，恰恰使这种原则变得多余。迄今为止受到严格限制的享乐原则，此刻正在其核心发生变化。好斗的本能，在最后的阶段是死亡本能，面对色情的本能失去意义。人的内在天性发生了变化，一个伟大的和解时代破晓而出。开始活动起来的，马尔库塞说，天性的色情的活力—想得到解放的一种活力：就是天性也等待革命。这样的话诺瓦利斯也能说。
在68运动中，确实有囊括一切的解放的浪漫主义。更令人惊讶的是，撇开与通俗文化的结盟不谈，这个运动与所谓的精英文化保持的是一种几乎敌对的关系。这种文化被视为“上层建筑”，但人们愿意与“基础”保持联系。在哪里找到基础？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在企业和城区里，在自己灵魂那非纯净的基底中。从这个“基础”出发，其他一切都被视为是高高在上的，是糟糕意义中的浪漫主义的。这是与在伯尔纳与海涅的论战中可以观察到的同样的悖谬：人们将浪漫主义投入到解放的客观过程中，社会浪漫主义就从中产生，同时又蔑视地谈论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夜莺。客观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愿意是主观的， 1968年人们宣告文学的死亡，就是出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功利主义。在越南，有人这么说，儿童被人用凝固汽油弹烧死，所以艺术是谎言。鉴于对社会和政治之善的责任，比如讲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于此对美来说就没有时间和位置。有人摘引列宁，他曾宣告，每当人们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就想温柔地抚摩别人的和所有人的脑袋。但世界并非这样，一些人的脑袋必须被砍下。艺术，尤其是浪漫主义的艺术，也就这样被看作是虚假的，由于过早的和解。人们必须提防艺术的柔情，艺术最多在其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充分理由。文学就是：街头剧，传单，报告文学。许多作家在这个时期承担起自我边缘化的责任，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良心要求他们这样。此外也有一些人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事情再次涉及艺术那古老的神正论问题：倘若世界恶毒一片，缪斯们被允许歌唱吗？68一代宣告，她们不被允许歌唱，除非她们赞同反对剥削和压迫。就像从前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一种对艺术的敌视再次出现，最终结果是艺术的毁灭，出于同这个地球上那些受诅咒者的所谓的团结理由。这一切在 1968年被重复，当然以更为喜剧的形态。对浪漫主义逃避现实的左派批评也非坚定不移，因为在流行音乐那里，人们庆贺自己那狄俄尼索斯的恣意放浪。
68一代阅读卡尔·马克思，不停地谈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过事实上他们更接近“无用人”，当然，不具备无用人的优雅。谢尔斯基，他曾赞赏过“怀疑的一代”的工作热情，发表在 1975年题为《其他人工作——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教士统治》的论著中。谢尔斯基窥见新左派的运行隐秘，即他们不懂得社会真正的运行，而只是其受益者。那是古老的争论：现实主义者指出生产那铁的规律，指出机构和日常习惯的意义，称极端主义者为自恋和白日做梦者那不负责任的游戏一族，也就是称其为浪漫主义者。
这个争论必定不停地被中断，一旦浪漫主义的冲动不仅完全值得希望地击垮日常的现实主义，而且不可阻挡地转入政治，而这既无益于浪漫主义也无益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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