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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土”到“震旦”再到“支那”，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始终在变化之中。但这其中，尤其是在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的许多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都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营养。 夏目漱石爱汉诗、芥川龙之介爱民间故事，内藤湖南爱中国历史，而作家川端康成最爱中国的艺术品。 川端本人喜欢收集各种珍贵的艺术品。在日本某出版社为他出版《川端康成全集》时，他本人在每一段卷首都附加了一段自己收藏艺术品的介绍，其中的22件作品中有五件都是中国的艺术品。 如这件汝窑青瓷： 川端康成收藏的汝窑青瓷（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汝窑出产的瓷器应该是瓷器世界里最为珍惜的品种了，尤其是其中的天青瓷数量极少。这件川端康成收藏的汝窑天青瓷，是全日本仅有的一件汝窑瓷器。川端喜欢这件瓷器，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唯一性，而是因为它反应了他性格里的“纯洁之美”。 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川端康成在人们心里是“新感觉”派的二号人物。他自己也将新感觉派的旗手横光利一看作他的师长而敬佩。他不喜欢出头露面，拒绝激烈的冲突，对于争斗，他总是保持缄默。 作为文人，他的文风和他本人一样，也充满了寡淡和平和的风格，汝窑瓷器中那种貌似“雨过天晴”后的天青蓝，多少呼应了川端自己心中的理想境地。他经常拒绝对世事加以评论，以这种表面的镇静姿态来掩盖内心中对选择的惧怕和踟蹰。 牧溪法常禅师《潇湘八景图》 因此，他喜欢将自己委身并陶醉在艺术的海洋中。他对雕塑绘画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他曾说在中国的山水画中绘画中的留白和省笔，非常契合日本“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景象”的美学传统，但比起日式的枯淡，他更喜欢中国山水画中的流露出的那种悲伤和寂寥。 在演讲和活动中，川端康城提到过许多中国的艺术家，比如牧溪、梁楷、夏圭、王维、李渔、杜甫、白居易。他对牧溪的评价非常高，“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 川端康成的佛教收藏品——佛头 佛教美学也是影响川端康成审美观的巨大美学来源。他认为这种经希腊的雕刻艺术传入印度后形成的佛像雕刻，在进入中国后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平时，他经常将其展示给前来造访的许多西方客人，因为这件物品中蕴含着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象征。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佛头所凝聚的深沉而大气的美，得益于多种文化因素的完美融合”。 他还收藏有唐三彩（上图），“它传达了唐代艺术的的素丽和风雅”“其中有一种新鲜而强劲的力量”......在川端看来，越古老的艺术品里，越是有一种新鲜的活力。“越老的东西越美”，他曾经在自己的书斋里一把玩就是几个小时。 70年前，在台湾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川端康成说他最期待的就是在台北故宫里看一看古代中国的美术。他说:“中国古代美术确实是庄严而崇高的。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它已经深深地浸透到我的身体里，给我颤栗般的感动。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美术，在西方仅有达芬奇一人。而在中国古代的铜器、绘画当中确有无数。我是美术爱好者，在日本最想得到的是宋元时代的山水画。” 为什么在这么多朝代中间，川端最喜欢宋元时期的美术作品呢？ 在两宋时期，绘画的教化功能，已经不被强调了，而审美、情感的表达以及愉悦功能被前所未有的看重。在经历了唐朝的文化鼎盛时期后，中国的艺术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扩展的势头，艺术风格已经从原来的宏大气度，转换成了宋元时期的细腻婉约和静雅格调。 两宋时期，常年与北部少数民族发生征战，这也让士大夫们中的许多人士无心也无力去面对纷繁世事，于是，他们都纷纷寄情于山水之间，以逃避政治纷争和时局困扰。 这种转换，正好与日本文化中的审美情趣非常的契合，也和川端康成自己的性格特质非常的吻合。“二战”期间，川端就曾写文批评那些战地记者为军部写的小说和报道，但被逼迫无奈之下，自己也不能幸免。 战后，很多被日本上层人士收藏的中国艺术品都流入了市场，川端说他当时并没有出钱收购，因而错过了这些机会，对此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惋惜。 艺术品给他带来美的享受时，不免会伴生出一种消极与颓废来。他曾表示自己并不同情芥川和太宰治那种消极的自杀，但他最终也选择了自杀，颇有一些为美和艺术献身的含义在其中。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未留下只字遗书。他曾说：“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文中涉及部分资料及观点参考了学者周阅的学术论文：《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 编辑整理：郑国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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