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并兼学术研究。年轻时候就取得骄人成绩的书家不在少数，但几年以后多数遂默默无闻。历史上的一流大家皆学术淹通、横贯古今，且能截断众流，一技之徒岂能比尔？如果缺少对中国文化之深层思考和研究，那必然似“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一般。这绝非耸人听闻，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学术研究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比如文字学，篆书、篆刻这种古体字的创作离不开它自不待言，草书创作也必然要遇到文字学问题，如字型变化尺度的把握、笔画借代、省简等等问题，如果没有文字学知识，只能照葫画瓢甚至鬼画桃符而已。一代学术大师黄侃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所云“破坏草书之体，始于张旭。苏轼作草书，尤以意为之”，只要打开张旭、怀素以及宋以下的草书作品一一比勘，就能完全证明黄侃此观点不虚。想一想，如果没有文字学知识，怎敢遑论对草书创作有所推动？另外，即使较为通俗的行楷书体也要遇到文字学问题，深谙书道者必知其中缘由，没有文字学基础，恐怕行楷创作仅仅“殆同书抄”而已。信鸽常常和我一起讨论文字学、诗词、古典哲学，每每有所发现，这良好的学术基础将使信鸽后劲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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