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农业文明形成时，除了给我们潜在的人性、个性、心性及宽容平和、共识共赢等重要特征之外，由于它还能更广泛、更仁义地对待一切事物与环境，故而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具有多向性、恒常性的开放性特征，并不是用孔武有力的侵占，而是用平和互利的浸润式发展方式。 我们中华民族一开始就具备了开放性的特征，考古学上越来越多的发现使各国学者相信这样的事实：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无独有偶，迄今为止，所有石器文明中，只有中国、南美与新西兰地区出现了玉器，而其渊源极有可能是中华文明区域。在南美巴西发现的“大齐田人之墓”与在美洲各地发现的竹简等早期中华文物，也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人类文明曙光普遍降临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孔夫子都有“乘差浮于海”的矢志打算。
中华原始哲学著作《周易》，其本质就是变化的规律，“易”就是变动与不动，“周”就是周行与周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也是以运动与开放为特征的人本哲学。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五行相生相克理念，其本质就是五种基本元素的运行与变化法则。 原始认识的自然中，“风”和“水”正是最主要的“运行”之物。后世基于五行变化基础上的各种命理玄学和风水术，其本质上都是利用流动与变化、开放与恒稳的文化心态来关照人生百事的。中华文化中几乎所有最基本的视听符号元件（文和辞中的“字”与“词”）都具有不变与万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们具有开放体系中元件最本质的独立特征，即可在任何构架中保持自身恒定的模式与最牢固的自体结构，如：没有任何性、数、格的变化等。另一方面，它们具有开放体系中构架最广泛的结构方式与最强大的结体功能。比如： 车：战车、货车、水车、粪车、军车、自行车、碰碰车、车床、水车、汽车、马车、风车、电车、洒水车、出租车、月球车、火星车、光子车、未来车、车辆、车轮、车轮战、车厘子…… 打：打人、打狗、打勾、打酱油、打小孩、打水、打救、打字员、打主意、打瞌睡、打盹、打毛衣、打领带、打点、打算、挨打、打更、打发、打猎、一打、打打杀杀…… 在这里的“车”与“打”，正是在一种符号体系中发挥了充分的双重功能，使以它们为构成元件的文化信息体系呈开放状态，我们可以指斥它们的“不准确”、“不可量度”、“词性不明”、“结构逻辑关系不清楚”等，这些指责都是无知与片面的，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一听就懂、就用。更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永不变的汉字将永远使用，永远实用，永不消灭。而这些，正是开放体系的特征。那么，我们自然无可怀疑在这种构架上展开来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了。
汉字本身它具备了恒稳的符号，同时也具备了可延续与拓展的观念体系，它具备的这样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它本身具备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它为什么能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它形成了符号体系。汉字是文字中永远不变的符号。英文不行，俄语不行，所有的外语都不行。外语它有性、数、格的变化。“我吃饭”，中国的“饭”字怎么都不变，“饭被我吃”，“饭”和“我”都不变，要是俄语“饭”就要变格了，俄语有“给予格”、“补格”等等。它们都有传递与还原的变化，多不是当代符号学的符号。再比如，二零一五年是我们中国的羊年，我们中国的“羊”字就不变，羊可以组成山羊、绵羊、羊羔等词，英语就没有独立的“羊”字，他们山羊、绵羊有对应的英文单词，所以，外国人如何翻译中国的羊年，他们就没法统一。 我们中国字不用变的。我们中国还有些外国所没有的词汇。比如中国有量词，外国没有。而且中国的量词很奇妙。比如这个“把”字，在“一把筷子”中，它就是个量词。一把菜多少钱，量词。“他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钞票”，这里的“一大把”是多少？不知道。所以，中国的量词是很奇妙的。西方没有。我们经常用量词去骂人。有一次到北海，他们说北海有什么看的，我说当然有得看了，我说我就是来看这个“片”！就是“片”，一片贝壳、一片沙滩、一片白帆、一片大海、一片白云、一片晚霞、一片蓝天，哪个不是“片”？都是“片”！ 我们中国人将只有代步作用的“马”列为“六畜”之首，将马的精神形象当成了“人”的象征，留下了“千里马”的借喻与每天都说的“马上就好”、“马上发财”等词语。在中国远古神话中，“逐日”与“奔月”是举世无双的，中国古代神灵几乎都有“腾云驾雾”、“电轮雷车”的行动本领与“千里眼”、“顺风耳”的认识方式。中国的菩萨也成为“观音”，连中国那“人心营造之象”的代表“龙”，也是一种具有全能运动方式与全天候运动能力的生灵。 当人类的文明赞扬着人类劳动的双手时，我们还特殊地注视着人类默默无闻的双足，“邯郸学步”、“郑人买履”、“乘桴浮于海”、“画蛇添足”、“守株待兔”，这许多哲理正是借“足”而发；我们将别人尊称为“足下”，连中国人行走之路也借用了哲学中最高的“道”来称谓。中华文化的开放性是基于自身的“中心”，向四周、向道与器、向人与神、向过去与未来、向时间与空间多维度立体式地发展的。 中国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呢？它是浸润式的推进与平和式的发展，不强迫的。当然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个大染缸，对，不是大染缸怎么算是文化？一块石头它是文化吗？石头它也要浸润变化，文化就是要“染”的，中华文明最先关注色，每个人都成了社会“角色”，不染你怎么知道你属于哪一块色？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才叫文化。这个大染缸最能够把其他文化浸润掉，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概有八千年。所有进入中华大地的民族全部被这个大染缸给浸润了。染了，他们的文明也强大了，中华文化更加壮大了。如北魏拓跋氏等，北魏的皇帝开辟了大量的石窟，统治了中国大地一百四十多年，但是最后，全部按照中华文化的礼仪来完成了文化转化。最后北魏消亡了，西夏也是一样。也就是“武功”后必“文治”才会发展永恒。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以文强势来化我。它强在什么地方？下一讲谈中国文化的永恒的时候再详细讲。 但是它开始就有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广泛的地域，非常广阔的土地，非常众多的人口来统一与把持。这样的特征，平和、宽容、中庸、持衡、浸润、亲民、共赢，它不强迫，而是亲和地尝试与融洽。它是在等待中平和地生产，非常准确地把握、非常持久地运用的这样一个民族。 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字词都有误会与变化，但万变也不离其宗。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在汉代都断错了句。实际上这是古代卜辞的句子，应该是这样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上黑的鸟飞下来了，而生商，这个“生”字不是升降下来，是“使之生动，使之有生命，使之动起来”，就是商民族出来活动了。就是看到天上的玄鸟飞下来的时候，我们商民族就可以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古代的历法。 你要这样读古代的典籍，你才发现原来古代记录的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你看彩陶上的横纹，原来我们环绕一周，眼睛都是横着走的。我们的图画原来也是横着走的，两条鱼横着绕一圈叫“周而行”。但是后来我们加工了，为什么竖着写呢？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了。两条行走的鱼最后竖起来了。你看仰韶文化的缸子，鱼是竖起来的。
为什么我们的文字最后都竖着写了？我们要从汉字中间把握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有两个字：“人”和“心”。两个都是可横可竖的汉字。还有个字，农耕民族的“心”上的“田”——“思”字。心要当田一样耕，社会的心“忄”，这边加个寸，忖。好了，我们来定义“文化”。“思”、“行”两个字，这就是中国文化。 个人的心不停地耕一块田，而社会的心不停地靠手的劳动来比划和丈量，就是思和忖。与这个忖字相似的“村”，用“寸”，即用手长来比较丈量种树。“思”、“忖”两个字已经说明了文化是什么，是一切知和行的总和。中国文化是这么来的。你还可以把这两个字解一下。文化的定义就可以这么下了：文化是人类知与行的总和。“文化”现在有两百多个定义，但是只有中国才配这个定义。它是一切思维、一切认知的结论与行为的总和。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特征。人没有这个不能算人，至少不能算个成人。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把国画提高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层次？因为在现代有很多东西已经把我们古代的文明给抹杀了，我们要把它钩沉出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下面许多册书再讲。但是要记住，中国人的认识与其他民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西方的认识是以实证主义为认知方式的。而我们中国是以思考结论为认知方式的。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思维的重要作用了。他们在十七、十八世纪借助阿拉伯数字表示了人的思维结论。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西方的心理学——弗洛依德、佛洛姆他们以后才认识到人思所获的符号。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稳定语言及文字的符号。 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最了不起的记录认知的符号。我们知道了“思”、“忖”两个字，就知道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横着的“心”与竖着的“忄”的关系，同样的例子在“人”字也体现出来。“人”与“亻”，开会的“会”与仪表的“仪”，就是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的不同。人有高低，事有长短，都同等对待，就是“仁”，就是社会性的。这个字就是这么解的。一个符号都已经把文化观念说清楚了。没有量度，都是道理。行，走路。不是双立人吗？这是社会的人，谁都可以走。所以，我们把“思”、“忖”两个字拿出来，表示了个人对社会的文化啓示。用“心”上的一块“田”，横着一颗心去耕种那块田，用他的行为、用他的认知来完成他对社会的表达。 这本书就谈这么多问题。《第一农业文明》谈的就是中华文明的缘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绘画放到文化的根基上，后来的写生等理论都是用的西方观念，都不能解答。我们要把这些文化上的东西来龙去脉搞清楚，最后还是拿西方所谓的科学性来解释。
我有些言论是与常人不同的。我一直认为对我们中国毒害最深的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因一果，这是西方实证主义主要的逻辑，这影响并教坏了几代人的思维。这是不对的。天为什么会下雨？它说是因为天空有水蒸气。那我问，天空有水蒸气为什么现在不下雨啊，难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内没有水蒸气了吗？但是，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回答的，中国人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天上无云不下雨”！“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丛；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撒花花不红”，这是首情歌，这既是爱情，也回答了人际关系。对不对？ 陕西人说的“四欢”、“四硬”、“四软”，它谈的全部是人生啊！“四欢”你们尝试回答，肯定没有陕西人回答的好，你看陕西三岁的孩子们回答什么是“四欢”：“风中的旗，浪中的鱼，十八的姑娘起草的驴（“起草”是当地谓发情雄驴“踢草垛弄翻”的方言）”。你看他们都已学会对“欢”字的解读，没有汉字的这种意味你能知道“欢”吗？你光知道“欢迎欢迎……”那有什么用？中国文化它就是这样传递的。你看，它其实也是性教育，十八的姑娘为什么欢啊，要成熟了啊！ “四红”，什么东西最红？你可以说红色、红旗飘飘什么的。陕西人怎么说，他说：“庙里的门，杀猪的盆，骑马的布子火烧云”。你看他对红的解释全是生命的解释，“庙里的门”是宗教的，“杀猪的盆”是生活的，“骑马的布子（月经布）”是生理的，“火烧云”是天气的。天上人间他全说了。三岁小孩都会唱这样的歌。你看很多也许是很粗鄙的话或很脏的话，你仔细思考，哪一个中学生、大学生解释红都没有他完善，给你洗心革面的感觉。 “四硬”，四种特别坚硬的东西。你看他怎么说：“铁匠的砧子石匠的铲，小伙的锤子金刚钻”。这些东西有些你看起来是黄色，但是你仔细分析，它一点都不坏。 “四软”：“枕头套子棉花包，火罐柿子姑娘腰”。你看看，这说得多美！它不说杨柳腰，说姑娘腰。所以，你放开了才知道。你说中国人不讲性，那不对，这全是性教育啊。反而现在遮遮掩掩，什么都拿西方的来套，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你看中国人裹小脚，西方人穿高跟鞋不是裹小脚吗？不过就是拿机械设备替代了器官的变化嘛！割眼皮、隆鼻子、注射硅胶，等等，哪个不下流？中国人的这些东西就下流了？堂堂正正地说怎么是下流了？一点都不下流。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教育教得好，对汉字的教育教得好。他们在孩子两三岁就开始教孩子这样的儿歌：“四硬”、“四欢”、“四红”、“四白”、“四远”、“四忙”、“四闲”，等等。还有很多这样的儿歌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翻新出来，很多有文化的人编写类似的儿歌来挖苦社会，我们不是经常发现吗？“四闲”：“工人的机器农民的田，老板的老婆调研员”。它解释这些词解释得非常好，你没有办法解释得出啊。你看“四欢”的这个“欢”，“风中的旗”，旗是个物体，被风一吹，这个“欢”你就体会到了。禅宗还有“风动、帆动、心动”的典故。它竟然把风中的旗放到“四欢”里面，你想中国文化的这个心，还有哪里不能去？ 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是有所区别的。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认真研究过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是迁延几千年而且还会蓬勃发展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文化上的道理给讲清楚。 推荐阅读 从“一江春水向东流”想起的事儿陈绶祥先生说丨国画是什么？陈绶祥丨何处黄土不埋人延伸阅读 《第一农业文明》 作者：陈绶祥 著 ISBN：978-7-5495-7664-7 定价：26.00元
而作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其起源和特征，也可以在农业文明中找到蛛丝马迹。如，陶器上的几何纹样，中国画中人物头重脚轻的奇怪比例，“六艺”“六法”等，均可在中国独特的农业文明中找到依据。将中国美术放在农业文明的宏观背景下分析，是为该书的一大亮点。 |
|
|
来自： RK588 > 《史学探研、汉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