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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曾说过：“问题在于用事实证明有理，没事实，有理也不值一文。”一语道出了证据的重要性。证据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认定过去发生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录音证据的合法取证 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形式之一，是被法律认可的证据形式，合法的录音资料即属于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在法庭之上。 录音取证往往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而进行的，由于其取证过程一般比较隐蔽，被录音者此时警惕性较低，所以，录音取证较为容易实现。但在取证过程中也是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取得真实有效的录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要使得录音资料能够作为有效证据出现在法庭审判当中，其取得的方式方法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录音资料本身需要没有瑕疵且完整。在录音取得过程中必须是在合理的场所进行的，切不可采取窃听的方式，窥探他人的隐私，侵犯他人隐私权，由此取得的录音资料会因为手段违法而被排除。对方的言论必须是当时真实意思的表达，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与威胁。录音资料的内容需要具备真实性、连贯性，不可进行剪辑，需要原始状态呈现，谈话内容音质需要清晰，且对于待证实案件部分有准确、完整的描述。 要取得合法的录音证据，在实施过程中，事先不仅需要了解其相关的法律规定，还需要制定一个实施方案，盲目进行只会打草惊蛇，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录音证据。 录音取证宜尽早进行，此时被取证人还没有经过过多的质询，防备心理不强，对于交谈内容也更容易是实事求是的表述，没有过多掺入个人的主观思想。交谈地点应尽量选择在相对较安静的地方进行，方便交谈，也利于获取高质量的录音效果。对于谈话内容应事先做好计划，有技巧有针对性地进行交谈，但要注意不要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当然也不要使用威胁、恐吓等词语。现场交谈的效果要好于电话沟通，但电话沟通过程中可以进行录音公证。在公证员面前拨打电话并录音，公证处会出具证据保全公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经过公证，可以大大提高录音证据的证明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录音录像属于视听资料，如果录音录像虽未经过被摄录人员许可，但该录音录像的方法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内容未侵犯他人隐私、人身、人格等权利，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该份证据就具有相应证明力。 电话录音证据 电话录音可以进行公证，成为公证录音证据，其证明力大于其他一般录音证据。 电话录音的对象必须是承担义务的一方，因为只有本人作出的承诺才对其行为具有约束力，对于对录音不承认是其本人的情况可以申请司法鉴定，需要注意的是，拨打的电话号码最好是其实名注册的号码。电话录音内容必须完整反映案件内容，同样，电话录音证据应当未被剪接、剪辑或者伪造，前后连接紧密，内容未经过改动，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通过录音设备录音后，在拷贝到电脑后，原始录音资料不要删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被录音者必须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录音的，任何通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威胁等手段取得的证据都是无效的。 由于录音证据的特殊性，录音证据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完全否定、排除到逐渐被认可的过程的，其证明力度也一直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现在电话录音证据可以进行公证，无疑是对电话录音证据的证明力度的提高。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确实有些许案件，录音证据起了关键性作用，让持有该证据的当事人胜诉。 就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裁判文书《李生堂与白正祥等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案》，最高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期间，李生堂提交了一份其与白正祥之间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清晰、连贯，没有明显的变造或技术处理痕迹。白正祥虽然主张该录音证据内容有疑点、不能作为判断两人实际通话内容的根据，但一审质证时其认可该录音是其本人的声音，原审期间其对存在通话的事实及录音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不予采信该份录音证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决不是有一份录音证据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首先录音证据必须完全合法同时不可只有录音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据佐证，只有符合要求，录音证据才会被采纳并体现相应的证明力。反之，录音证据将会被排除出去，不可作为证据使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裁判文书中就有因为录音证据不合法而被排除出局不予采信的案件。针对《杨福增与陈书成合伙协议纠纷案》，最高法院认为，陈书成提交了其与刘纪文及杨卫东的电话录音，证明杨卫东与杨福增是股东关系，杨卫东付给陈书成的88万元是杨福增授权支付的，杨福增对该款有控制权。而杨福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询问，陈书成陈述该电话录音系未经刘纪文和杨卫东同意录制，故该证据来源不合法，本院不予认定。 录音证据的司法实践 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纠纷都可以使用录音的方式进行取证，在实际生活中，债务纠纷是最常遇见的纠纷类型，也正是由于其普遍发生，且一般债权双方之间本身存在联系，彼此并不陌生，容易让人思想麻痹，忽略很多细节，往往当矛盾纠纷形成，很难提供完备的证据，此时，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取录音证据是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这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都有体现。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裁判文书《张丽华与赵卫国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对于赵卫国与张丽华于2013年1月5日谈话录音的部分内容二审判决认为，赵卫国在与张丽华谈话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该证据为合法证据。赵卫国提供的几份证据相互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达到证明的高度盖然性。二审判决对录音证据内容进行质证、认定后认为，从录音效果上看，可听清基本内容，并无明显的疑点，虽然是私录形成，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张丽华认为二审判决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在上述案件中，虽然赵卫国提供的录音证据是私录取得，但其录音过程合法，录音内容合法、充分，故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承认其相应的证明力。 还原事实真相需要证据，多种形式证据相组合联系才可以拼出更加贴切的场景。录音证据也是不可缺失的证据种类，只要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完整的录音资料，法律会承认其相应的证明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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