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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唇腭裂序列治疗理念自上世纪90年代引入以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不同的唇腭裂序列治疗团队，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治疗经验的同时，努力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本土化、个体化的发展思路，发展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技术，并在分子遗传，发病机制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同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偱证医学的发展，不断创新探索新型整复技艺，促使唇腭裂整体整复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笔者现将中国近三十年的唇腭裂治疗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先天性唇腭裂是我国口腔颌面外科最常见的病种之一，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对此占有着研究与治疗方面的诸多优势。这既有前辈学者的拓荒的基础，也有现代学者的努力发展的贡献。正是依靠这些长期不懈的战斗在临床和科研一线的口腔颌面外科同行们，实现了唇腭裂序列治疗的发展与壮大，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口腔颌面外科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此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特将过去30年间，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主要工作总结回顾如下： 一、唇腭裂遗传学的研究 NSCL/P由于常受多个基因调控，同时又受环境因素影响，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高度遗传变异性、基因微效性的特点使得NSCLP在易感、相关、致病基因的研究方法上要比SCLP复杂的多。 我国的唇腭裂遗传学研究从2002年起，逐渐与国际接轨并在唇腭裂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这15年间，国内学者通过在不同人群中进行关联研究，发现IRF6基因是Van der Wound综合征致病基因，TP63基因突变是先天性缺指(趾)-外胚叶发育不全-唇/腭裂综合征（EEC）和四肢乳腺综合征（LMS）的致病基因。同时，IRF6、MTHFR、MAFB、ABCA4、AXIN2、TPM1、EGF、TGFβ2、TGFβ3、BMP4、TGFA、MSX1、BCL3、SUMO-1、Wnt3A、CRISPLD2、JARID2、NOG 17q22、10q25.3、FOXE1、FGF3、8q24、SLC2A9、WDR1、FOXF2、RUNX2、ROR2、MYH9、ZNF533、EYA1、BMP7等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非综合征型唇腭裂有明显相关性。 2002年焦晓辉等在验证易感基因与中国汉族唇腭裂人群相关性中做了大量研究，证实了TGFA 基因多态性与非综合征性唇腭裂的相关性。2005年边专等通过对1个湖北Van der Woude综合征家系进行临床和遗传特点分析，证实了IRF6基因突变与Van der Wound综合征的相关性，指出基因突变所致的表型在同一家系中会呈现出差异。2007年，2008年黄永清等在西部汉族人群验证了IRF6 基因多态性位点V274I与汉族人群非综合征型唇腭裂显著相关。2009年石冰等进一步研究IRF6基因与中国西部汉族人群唇腭裂的相关性，发现IRF6基因rs4844880位点与非综合征型唇腭裂显著相关。2010-2011年王林、焦晓晖等分别对IRF6基因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汉族人群中进一步确定了IRF6基因与非综合征型唇腭裂的关联性。通过在我国不同区域人群中进行反复研究验证，确定了IRF6基因是中国汉族人群综合征型和非综合征型唇腭裂致病基因。 2012年王红等分析了非综合征型唇腭裂患者父母的ROR2基因多态性，提示该基因可能是易感基因。近年来，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在复杂疾病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2013-2014年黄永清等组织的国内首个多中心合作进行了中国人群第一个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该研究首次鉴定出一个与中国汉族人群唇腭裂显著关联的新位点rs8049367, 并验证确认了国际上之前报道过的位于1q32(IRF6)、10q25、17p13 和 20q12染色体区域的4个位点。2014年傅夏洲等通过对中国中部人群非综合征型唇腭裂家系的研究，发现TBX22基因上游调控序列的突变可能导致单纯腭裂的发生。 这些发现对于探索中国人群先天性唇腭裂的遗传基础和发病机理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唇腭裂发育机制的研究 由于唇腭裂公认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致畸机制及保护措施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焦点主要集中在极易密切接触的糖皮质激素、维甲酸与二噁英的致病机制上，并建立了体内和体外模型进行探讨。 1992年罗良等率先建立的地塞米松诱导腭裂模型并进行了形态观察，并研究发现环一磷酸腺苷和前列腺素E2在腭部表达有明显不同。1994年傅豫川等也利用地塞米松诱导模型对上颌发育的影响进行评估。1998-2000年 陈亦阳，李博友等发现地塞米松可以影响腭突TGF-β1 、TGF-β2基因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表达，并抑制腭突间充质细胞发育导致腭突发育过程中间充质凋亡增加 。1999年吕红兵等首次利用尝试建立维甲酸和地塞米松联合诱导腭裂模型。2003年傅豫川等研究证实地塞米松可以干扰腭突上皮的正常转归，2005年黄磊等通过建立了腭突器官培养模型进一步进行了证实。2002年张诗雷等则建立地塞米松诱导大鼠腭裂模型并尝试利用维生素B6对畸形进行拮抗，石冰紧接发现维生素B12对地塞米松致畸效果具有拮抗作用，并在2008年通过改进金属栅栏式腭突器官培养模型对这一结果进行确认。2005年王龑等发现膜联蛋白I(Annexin I)和胞浆磷脂酶A2(cPLA2)可能是地塞米松诱导腭裂畸形的重要介质。2006年黎燕初次尝试利用叶酸拮抗地塞米松的致畸作用，同年肖文林等通过细胞模型进一步研究确认干扰四氢叶酸还原酶具有抑制间充质增殖和促进凋亡的作用，2009年 何苇等进一步对另一保护因素维生素B12拮抗地塞米松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而且发现Fgf10, Fgfr2b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石冰等发现IRF6在腭融合中有重要作用，周京琳等进一步利用核磁共振技术对地塞米松模型代谢物组变化进行分析,并发现显著差异为唇腭裂致病机理的深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2013年肖文林通过 RNAi干扰技术和体外模型发现抑制irf6表达会干扰正常腭突细胞凋亡，并进一步研究发现TGF-β3可以该过程进行拮抗。 1999年 吕红兵，金岩等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维甲酸诱导腭裂小鼠模型，提出维甲酸诱导的小鼠腭裂是由于腭板发育短小而无法接触融合所致，并随后通过不同品系小鼠模型进行证实。2003 年李鑫等利用改良消减杂交技术，克隆并发现新基因Fau主要参与腭突间充质的发育，与腭裂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期黄洪章等也通过建立该模型发现TGFβ1、TGFβ3 、EGF信号分子在腭突上皮表达分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导致维甲酸形成的腭裂。2005-2008年余增丽，王如等利用分离培养腭突间充质探讨维甲酸对腭突发育的机制，发现维甲酸可以抑制腭突间充质细胞增殖和分化 。2009年尹海燕等发现WNT信号通路中的Dishevelled2 和Vangl2 蛋白通过调控间充质细胞增殖参与维甲酸诱导的腭裂形成。2011年Zhaofeng Zhang等发现维生素B12可以有效的拮抗维甲酸诱导的腭裂。2012年Yongfei Zhu等研究发现heat shock proteins (Hsps)家族成员与腭裂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可能参与调节调控与压力反应及细胞凋亡。2010年汪淼利用维甲酸干扰腭突培养模型发现维甲酸主要通过TGFβ3／smad2信号同路介入腭中嵴上皮细胞的转归，2012年李灵等发现微小型RNA miR-17-92参与调节与腭发育密切相关的TGF信号通路[79]。2013年X Hu等进一步发现维甲酸可以通过Wnt/b-catenin信号通路调控腭间充质细胞命运参与腭发育。同年黄洪章研究发现p63 及其亚型△Np63在腭发育存在特定时空的差异表达并参与MEE/MES 消失过程中的信号调控。紧接2015年黄洪章等研究发现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2（BMPR2）也参与维甲酸诱导腭裂发生。2016年Zengli Yu 研究发现维甲酸可以通过调节TGFβ3启动子的去甲基化来调控腭发育TGFβ关键信号分子的表达。 自1973年 Msoure 博士发现二恶英可以诱发腭裂发生以来，国外毒理和生物学家建立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二恶英作为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在腭裂的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2009年李承浩等在国内首次建立的二恶英单独致畸及与地塞米松联合诱导模型提出细胞表面极性似乎诱导明显的干扰并尝试利用维生素B6和叶酸对其进行拮抗，发现有明显效果，2014年何苇等继续对利用维生素B12 来探讨对腭发育的保护作用，同期何晓梦也观察了其他拮抗剂如白藜芦醇和 α-萘黄酮效果，也发现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015 年宋敏研究发现Jagged2似乎参与了tcdd诱导的腭裂发生。2014年李灵，石冰等又建立了另一环境污染物尼古丁致畸模型，并通过RNA干扰技术发现烟草有可能是通过调节MicroRNA-140 (miR-140)来参与影响腭裂的发生。 通过上述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与唇腭部发育有关的因子以及环境和基因的交互作用对于唇腭发育的影响，对唇腭发育机制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创新治疗手段上发现新的切入点，从而推动和改进唇腭裂的诊疗模式。 三唇腭裂的临床研究 1 序列治疗 唇腭裂序列治疗起源于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广泛。1990年，美国Hope基金会派序列治疗团队支持中国唇腭裂的临床治疗，为国内同行认识和了解序列治疗的理念与工作方式提供范本，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1993年在大连成立中华口腔医学会唇腭裂协作组及年会上，王光和，邓典智，袁文化，傅豫川等分别做了唇腭裂序列治疗的介绍。随后王光和，傅豫川分别出版了《唇腭裂序列治疗》与《唇腭裂序列治疗的研究与进展》，为普及唇腭裂序列治疗的概念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06年，石冰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唇腭裂序列治疗研讨会并提出了唇腭裂序列治疗应走本土化的道路，以及建立个体化序列和分段序列等观点，并付诸实施。2015年他们将近十年的实践经验写成了《唇腭裂序列治疗丛书》，标志着我国序列治疗的理论与经验，达到了国际同行的同步水平。 2术前正畸治疗 术前正畸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由McNei提出术前正畸的概念，早期的术前正畸主要是矫正上颌骨段的错位。1954年，McNeil首先对双侧唇腭裂完全性患儿进行了上颌扩大矫治。随后采用可摘式矫治器治疗单侧完全性唇腭裂患儿[98]。Hotz对可摘式矫治器治疗效果进行了评价，并进行了随访。1957年，Hagerty首先介绍了一种骨内针固定的矫治器。Latham详细介绍了骨内针固定矫治器对单侧完全性唇腭裂的治疗,治疗能够缩窄了上颌骨段间的距离。在我国术前正畸治疗起步比较晚，1985年楼昭华等报道了采用McNeil的可摘式矫治器进行的术前正畸治疗。1990年，段玉贵、徐慧芬、王模堂等首次采用骨内针固位的矫治器对单侧和双侧唇腭裂患儿的颌骨错位进行快速矫形治疗。1993年，闫燕、罗奕等报道了根据组织移位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采用几种相应的可摘式矫治器进行的正畸治疗且取得良好效果。1991年，Doglioti以西班牙语首先报道同期纠正唇腭裂患儿的唇、鼻及颌骨畸形的术前正畸技术。1993年，Grayson报道通过鼻-牙槽突矫治（Nasoalveolar molding, NAM），术前延长双侧完全性唇腭裂患儿的鼻小柱。随后又详细介绍了NAM技术在单侧和双侧唇腭裂患儿术前正畸治疗中的应用。2003年，李巍然,吴威首先在国内报道了采用NAM技术对双侧完全性唇腭裂婴儿期进行上颌骨及鼻软骨的形态的改形治疗。邓利琴等对完全性唇腭裂患儿进行NAM治疗，并进行组间对照分析，尽早进行NAM治疗组术前畸形程度及术后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李锦峰等对唇腭裂患儿进行NAM治疗，并在手术时采用括牙龈一牙周膜一牙槽骨整形术及改良长庚式唇裂唇鼻同期整复术，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龚昕报道NAM能够改善双侧完全性唇腭裂患儿的颌骨形态，缩窄鼻底宽度，延长鼻小柱。2011年，杨超报道NAM能够有效纠正完全性唇腭裂患儿的颌骨形态，降低畸形程度。2013年，杨超报道通过“321复诊模式”能够有效降低NAM治疗中的并发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应用于术前正畸治疗，实现数字化控制。 3手术治疗研究 Millard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唇裂整复的旋转推进原则，标志着现代唇裂整复的开端。1978年邓典智、王模堂在国内率先介绍了在单侧唇裂整复术中使用旋转推进法的体会。1985年，邓典智等提出口轮匝肌重建在恢复唇部正常形态和解剖结构中的至关重要。1987年，周曼丽等应用鬼冢卓弥提出的旋转推进配合小三角瓣法获得了良好的唇峰下降效果。1987年，王雅娴, 孙亚夫提出在双侧唇裂整复中于前唇下方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以前唇粘膜恢复前庭沟深度。1991年，傅豫川介绍了唇粘连术在唇腭裂治疗中的作用，即通过一期手术部分封闭唇部裂隙，限制上颌骨及鼻唇畸形发展，降低严重唇裂整复难度 。1992年，徐慧芬全面介绍了Millard修复单侧唇裂的延伸旋转推进法，针对畸形严重的患者获得了更好的唇峰下降效果。1994年，邓典智通过计算机筛选近似唇裂病例，由同一医师分别使用旋转推进法和下三角瓣法整复,通过比较上唇移动情况及正常结构重建等方面,证实旋转推进法无论从修复的生理原则及手术能够达到的效果等方面均优于下三角瓣法。1995年，石冰等介绍了唇裂一期手术中同时整复鼻畸形的经验，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早期软组织剥离不会对鼻翼软骨发育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1995年，罗慧夫等介绍台湾长庚医院改良旋转推进术式，包括以下鼻甲瓣封闭完全性唇裂鼻底、以侧唇红唇粘膜瓣重建唇珠、同期行鼻畸形整复等改进，获得了稳定满意的整复效果。1999年宋儒耀提出，转移存在组织缺损的侧唇以修复近中组织，侧唇组织延长人中不符合整形外科原理，相应设计出了鼻小柱侧面皮瓣单侧唇裂修复法。1999年，石冰按照单侧唇裂不同畸形特征予以分类，并设计出相对应的整复术式，提出个体化唇裂整复思路。2000年，石冰通过深入的几何学分析，提出唇峰下降的角平分线原理，即旋转切口的末端需落在唇峰连线中垂线方能获得足够唇峰下降，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个体化唇裂整复，将原本高度依靠术者经验的唇裂整复变得易于掌握。2008年，石冰提出双侧唇裂中在侧唇设计唇弓缘三角瓣重建唇弓的方法。2009年，尹宁北等提出单侧唇裂三叶瓣手术设计，将旋转推进法中的C瓣设计为三叶形，向上推进延长鼻小柱的同时关闭鼻底。2009年尹立铮等介绍了通过口内入路重建肌肉功能，继而矫正唇裂及鼻畸形的经验。2011年，尹宁北提出肌肉张力带概念，强调唇鼻肌肉生物力学重建在唇裂一期及二期整复中的作用。2015年，石冰在单侧唇裂个性化整复基础上做出重要改进，针对不完全性唇裂，保留鼻底连续组织，整体向近中移动以延长鼻小柱，避免小鼻孔畸形，维持鼻堤形态，稳定初期鼻整复形态；针对完全性唇裂，创新性在侧唇上方设计小三角瓣，在保证唇峰点充分下降的同时保留了足够的侧唇宽度，C瓣则充分用于延长鼻小柱和修补鼻底。1993年，翦新春介绍了以Abbe瓣整复双侧唇裂术后鼻唇畸形的经验。针对部分唇腭裂患者术后出现的严重鼻孔过小情况，1997刘建华等提出了鼻翼对偶三角瓣法扩大鼻孔周径，为目前矫正此类畸形的常用术式。2012年石冰通过比较东西方人鼻形态，提出中国人唇腭裂鼻畸形整复在恢复鼻尖高度的同时应注意恢复鼻翼突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鼻翼软骨内固定术和鼻翼软骨重建术。 我国腭裂整复很早就开始关注术后语音功能恢复。1979年，邓典智全面介绍了腭裂功能性整复的解剖学基础。1982年，孙涌泉等设计腭咽环扎术，在腭裂整复的同时缩窄咽腔，辅助腭咽闭合，在一些单位沿用至今。1982年刘世勋等介绍了腭咽肌瓣这一生理性咽成型术在腭裂咽腔重建中的应用。1987年马莲、王光和深入分析了咽后壁瓣的形态及位置对腭裂术后语音效果的影响。1989年，徐慧芬、段玉贵等率先在我国开展腭裂术后上颌生长发育的研究。1989年，袁文化，邱蔚六介绍了12个月左右行腭裂整复的临床经验，提高了术后腭咽闭合率，此后腭裂一期整复时间显著提前。1990年，冷永成等介绍了Furlow设计的反向双“Z”腭裂整复术的应用经验，术中使软腭得到有效延长。1991年，吕培琨报道在成人腭裂整复同时行咽后壁燕尾瓣，有效改善成年患者术后语音情况。2001年，徐慧芬在国内介绍了软硬腭裂隙分期整复的两阶段法，早期恢复语音结构的同时，减少了对生长发育的负面影响。此外，宋儒耀、柳春明等借助镍钛记忆金属，通过骨缝牵张的手段成功在犬腭裂模型中关闭硬腭裂隙，延长腭部长度。2002年王大章等在犬腭裂模型中成功应用牵张成骨手段关闭硬腭裂隙。这些新技术的试验为腭裂整复提供了新的思路。2006年，石冰根据我国患者难以负担颌骨畸形矫正的具体国情，引进Sommerlad腭裂整复术，通过精细解剖减少硬腭松弛切口的使用，并通过彻底的解剖复位软腭肌肉，尽量恢复软腭正常的上抬功能，经多年临床应用获得满意的语音和颌骨生长发育。2014年，石冰等通过鼻咽旁松弛切口的应用，极大方便了宽大裂隙的妥善封闭，将完全性腭裂转变为不完全性腭裂，为进一步延长软腭打下了基础。2015年，石冰综合Furlow和Sommerlad术式的优势，提出华西SF腭裂整复术，在充分解剖复位软腭肌肉的同时通过鼻腔、口腔粘膜Z成型延长软腭。 4牙槽突裂植骨修复的研究 牙槽突裂治疗已经成为唇腭裂序列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开展牙槽突植骨手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李声伟首次在国内介绍延期植入自体骨髓颗粒松质骨整复上颌齿槽突裂的手术方法。1987年，又首次报道了致密多晶羟基磷灰石微粒人工骨在上颌齿槽突裂整复中的应用，然后介绍了龈粘骨膜瓣的应用。王光和从1989年开始在临床工作中应用牙槽突裂植骨修复术，1996年马莲详细报道了牙槽突裂植骨修复术操作步骤，并对80名患者进行了术后半年以上随访。马莲、罗奕、贾绮林、徐卫、陆斌等分别报道了一系列效果评价。报道中同时强调手术最佳时期应为尖牙牙根形成1/2-2/3. 良好植骨床的形成和植骨区严密的缝合是保证齿槽嵴裂植骨成功的关键，单侧唇裂合并单纯牙槽突裂患者二期牙槽植骨的疗效好。1998年闫燕报道对严重牙颌畸形患者进行术前正畸。强调术前正畸在牙槽突植骨治疗中的重要性。2004年贾绮林报道对16例不易进行手术的错颌畸形患者进行术前正畸治疗。毛驰报道了大龄腭裂患者同期腭裂修复与齿槽嵴裂植骨的临床观察。 翦新春报道不同术式的双侧牙槽嵴裂植骨术对唇、颊龈沟深度的影响。 2001年，贾绮林报道了CT在唇腭裂二期牙槽突植骨疗效评价中的应用,然后又进行了二维与三维影像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三维影像能够更好的发现唇腭侧的凹陷。2008年，吴军研究显示植骨术后存活的骨桥体积变化较大。2012年，张勇报道随着时间推移,骨量吸收相应增加，结果显示牙槽部颊例形成良好骨桥的前提下,植入骨在空间上仍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在腭侧较少有骨桥形成。2015年肖文林等研究发现植骨术后3个月正畸治疗有利于骨组织的稳定，同时增加ABG后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任战平、梁飞燕等的报道均显示：移植骨量比率在牙槽嵴顶，鼻底以及腭侧部位减少较为明显。 2013年，杨超报道腭侧入路牙槽突裂植骨术，该术式弥补了既往腭侧植入骨量不足的缺点,裂隙内鼻腔瓣三角瓣的切口设计兼顾了鼻底裂隙和唇侧裂隙的关闭,避免大范围的松弛切口以及颊侧黏膜推进瓣的应用。 5中耳功能障碍治疗的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国内耳鼻喉科的学者发现部分分泌性中耳炎的患者同时伴有腭裂，开始关注腭裂与分泌性中耳炎的关系。意识到腭裂患者异常的结构和功能，更容易出现咽鼓管通气功能的障碍，进而诱发中耳炎和听力障碍。1993年姜平和童鑫康对腭裂中耳炎的病因进行了解剖学分析。1991年邓典智教授率先在国内探讨了腭裂与中耳疾病及听力丧失的关系，徐惠芬教授等对腭裂患者的咽鼓管功能,中耳炎的发病情况及听力损失程度,腭裂手术对咽鼓管及中耳功能的影响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应在腭裂整复术中同期行鼓膜切开置管术，避免延误治疗时机。随后郑谦教授等进一步对的腭裂整复术同期行中耳探查置管的并发症、腭裂中耳功能的综合评估以及优化治疗开展了长期的深入研究。他们针对不同类型声导抗测试结果提出了不同治疗策略，认为鼓室压低于-150 dapa的异常鼓室图患耳应穿刺排查。B型鼓室图且有积液的患耳很可能影响听力,应在腭裂整复术中同期行鼓膜切开置管术；异型鼓室图患耳,即使有积液,也可暂保守治疗,暂不置管,但需密切随访。刘林等在2001年也开始关注腭裂中耳功能对语音功能的影响。 6语音评估与治疗的研究 腭裂语音评估与治疗在序列治疗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对于腭裂语音的研究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首先语音评估方面，围绕客观和主观评估角度的方法，从上世纪90年代初，王国民、马莲、朱洪平等学者分别利用计算机语音分析系统（computer speech lab, csl）对不同特质的腭裂语音中元音、辅音、声门爆破音等的声学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多种腭裂语音特征。相较于声学特征，腭咽功能状况的评估，对腭裂手术治疗更有意义。罗奕，马莲等借助鼻音计和鼻咽纤维镜设备进行术后腭咽功能评估，观察证实鼻音化率值与腭咽闭合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刘晖等利用鼻咽纤维镜对腭裂术后腭咽口结构变化功能进行评估；田薇等利用MRI从微观层面观察腭裂术后腭帆提肌的运动。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观察评估腭咽结构的形态、运动与功能。从病理语音学基础和临床实际需求以及操作的角度，制定腭裂语音测试材料，主观评价腭裂语音，是临床语音评估与治疗的基础。马莲等於1988年制定了包含30个敏感音节的测试字表和标准测试句，王国民等於1995年分别又制定了包括100个标准测试音节，其后尹恒等借助语音音韵组合原则，推出了标准测试词语和包含不同音节组合的标准测试句，这些都作为目前各唇腭裂治疗机构广泛采用的语音测试材料。借助计算机科技发展成果和多学科合作，尹恒和何凌等研究设计出腭裂高鼻音等级和清晰度的计算机自动评估系统，尝试对腭裂语音进行自动评估。在腭裂语音治疗方面，王国民和蒋莉萍等利用语音辅助装置协助治疗腭咽闭合不全和语音训练，并针对不同的腭裂患者进行语音训练；陈仁吉和马莲等分别提出强化语音治疗，并借助生物反馈技术进行语音以腭咽功能训练，这些均以行为训练和构音运动治疗为主要模式。李杨尹恒等结合儿童语音语言发展规律，采用音韵历程和行为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段患者（婴幼儿期、幼儿期、学龄期以及成人）开展语言语音刺激和干预治疗；马思维等还探讨了边缘性腭咽闭合和代偿性构音障碍的语音治疗。为了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语音师水平的方法，尹恒等提出关于腭裂语音师的水平测试的设想与设计，期望能逐步规范提升腭裂语音师的专业水平。 7心理特点的研究 在唇腭裂序列治疗的理念尚未正式提出之前，对唇腭裂患者的心理特征及行为表现的观察和早期研究就已开始。1969年英国儿童心理学家Clifford E首次通过采访唇腭裂患儿的抚养者了解患儿的行为状况；后又与Crocker EC、Pope BA等学者（1972）合作，对98名已接受一期唇腭裂整复手术的成年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此后，唇腭裂患者的心理学研究在欧洲开始兴起。1988年，我国学者黄小枫综述了欧洲德意志地区的唇腭裂患者的心理学研究状况，将这一全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我国。之后，唇腭裂患者的心理状况成为我国序列治疗当中的关注点之一，针对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况开展的研究及临床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多个研究热点的新兴交叉学科。 1992年，郭玉兰首次提出唇腭裂患者心理护理的理念，并初步探索了护理方法。此后，将唇腭裂患者的心理状况观察及情绪疏导纳入到日常护理工作中，成为唇腭裂患者护理的一大特色。此外，心理护理的模式也从最初只针对患者本人进行逐渐扩展至包括患者家属在内的家庭心理护理。 1994年，汤兰萍等采用主题统觉测试的方法，率先开展对唇腭裂及正常儿童进行心理学特征的对照观察实验；又于1997年分别采用心理学量表和标准化访谈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开始探索我国的唇腭裂儿童的心理特征。此后，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及评估在全国多家医院的患者及家属中展开，现已基本探明患者及家属在不同治疗时期，尤其是备受关注的患者学龄期及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学特征。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许多学者提出需对唇腭裂患者及家属采取适宜的心理干预措施；并急需制定出适应唇腭裂这一特殊人群的心理评估量表。2006年，郑谦、廖锐等编写制定出我国首套针对唇腭裂患者的心理调查量表——《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自我意识心理量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新世纪提出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的概念，直指各项医疗活动（包括心理干预）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2010年，石冰等提出唇腭裂疾病诊疗的新理念：唇腭裂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提升应确定为唇腭裂序列治疗的最终目标。2014年，黄淑媛等测评了唇腭裂儿童的生存质量；2015年，张艳艳等测评了患者父母的生存质量。结果均表明，唇腭裂患者及其家属的生存质量确实低于正常人群，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提升还需医疗团队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懈努力。 四问题与展望 30年间我国学者在唇腭裂治疗与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不足与挑战。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思路或技术水平还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同类研究水平，而尚无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牵头发表学术论文的报道即是一个例证。 在临床方面，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便利，国内学者有了更多、更广泛的与港澳台和国外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促成了我国学者对国际同行在唇腭裂诊治领域各种知识与技术的快速了解与掌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的学术观点与做法，确实曾令人耳目一新，对促进我国唇腭裂诊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应忽视，我国学者长期以来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临床研究成果，具有更加适合中国患者畸形等优势。 通过对过去30年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许多方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如在唇腭裂遗传学研究方面，即有本国学者的较高水平的研究报道，也有与国际顶尖同行合作的最高水平的研究报道，如若能进一步整合资源，特别是技术力量，利用我国患者资源丰富的优势，是完全有可能独立发现和发表国际顶尖研究成果的机会，甚至率先揭示唇腭裂的病因，建立早期有针对性的干预办法。在临床治疗领域，在已创建的效果明显优于国外现有治疗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结合我国患者治疗实际，对一切外来的方法本着兼收并蓄的观点，利用中国患者量大，实践机会多，想方设法，追赶与超越，最终引领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最终建立起的中国式唇腭裂治疗方法，不仅使中国唇腭裂患者受益，也要逐渐为国外同行所接受，进而使全球唇腭裂患者受益。 作者：石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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