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从胡焕庸人口线看地理环境决定论

摘要：

生活在这个广袤丰富的地球上，人类无法摆脱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从未停止过对二者关系的探索与思考。人地关系问题，是关乎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潮的话题，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核心问题。而在人地关系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曾经引起思想家和科学家广泛关注、几经兴衰沉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就是人地矛盾不断斗争过程的反映。[1][2]

　　

远古时期，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类基本上处于认识自身所处环境的状态。对于能够亲自感知到的高山、流水、森林、海洋等自然世界，不知道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由此决定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心理。这时人对自然界是一种依附或顺应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上还限于直观、表面地观察和记述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尚无正确认识。天命论就是这种生产力条件下出现的用以解释当时丰富的自然现象的人地关系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有所进步，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改造自然。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类通过栽培植物、驯养家畜等主导性的产业活动及青铜器、铁、犁等工具制造及其技术手段的提高，进入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人地关系状态。这时的人地关系思想开始出现了人地之间的互动，甚至是以人改造地为主。或然论认为在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主要的，并且强调了“人之与地，地之与人，是相互影响的；地面上的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并非各自孤立，是相互联系的。”

　　

进入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发达的生产力和工业技术，让人们认为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条件可以阻挡人们为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去向大自然索取。于是，征服论的人地观盛极一时，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

　　

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中大规模的资源环境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极化效应：即在加速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造成日益严重的破坏。人类工业文明不得不面对生物圈的日益恶化和非可再生资源面临耗竭的危机。征服论的观点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于是人地关系思想进入到协调论的高度，自然环境的作用开始重新获得重视。可持续发展思想就是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集中体现。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及其地理学内涵

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 determinism)原称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它强调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思想和论述的出现在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早的，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都曾有过相关的论断。但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思想才被大肆宣扬，后来人们公认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自然条件与人的三种关系，其中尤其强调了气候的决定性作用。后来，其他思想家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从未将自己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的持有者，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观点加以总结而将他们归于这一行列。若将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地理学解读，可以有以下几点推论：

　　

第一，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在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第二，地理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千差万别的区域差异；

　　

第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将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

　　

三、胡焕庸线的地理学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区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可以说早在2、3千年前的先秦时代，就有人注意到了我国人口分布的这个特点。[4]但是，直到1935年胡焕庸教授发表的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的论文中，才第一次明确地以定量分析的结果指出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特点。胡焕庸教授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提出了著名的黑龙江爱辉—云南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也称为“胡焕庸线”)。胡焕庸教授在文中指出：“自黑龙江之爱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亿，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5]胡焕庸教授首次提出的爱辉(黑河)—腾冲直线，明确地显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根据表1中各省区人口密度情况，按照人口密度＞700，300～700，150～300，70～150和＜70将全国省级行政区分为5级，如图1所示，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图1 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人口空间分布

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验证，虽然我国人口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人口分界线依然是中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基线。[4][6]在解释东西人口分布差异时，胡焕庸先生曾提出三个原因：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7]很明显，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也要受制于自然环境，是我国自然环境条件东优西劣的地域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而社会历史条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就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另根据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定量分析，也表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起决定性的作用，二者对人口分布的贡献度大致为80对20。[8]

这条人口分界线与中国版图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吻合，也说明这条分界线不但是中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分界线，更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人文地理差异分界线。已经有学者发现，胡焕庸线在中国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线、高原与平原的分界线、城市群、交通网疏密的分界线，甚至工业基地分布疏密、现代化地域差异都有很高的相似性。[9]气候区划分、地形地貌划分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在，也是形成城市、交通、经济和现代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胡焕庸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人口分布差异，更重要的是，这条线揭示了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特征，这也是其长久以来依然能够被实践验证的真正原因(见图2、表2)。

图2 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人均GDP空间分布

在自然环境因素中，土地资源要素的影响最大。由于土地资源量中，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对人口及地区生产总值有主要的贡献，在这里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数量的总和定义为生产性土地资源量，将生产性土地资源量与总面积的商定义为生产性土地资源率。

　　

从表3和图3可以看出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生产性土地资源率具有如下的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生产性土地资源较西部丰富，其中东北地区及东南沿海以及川陕地区最为丰富。其中耕地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等地，以及北方地区的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黄土高原，西北的部分地区。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洛阳—杭州一线以东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及沪宁杭地区，其次为东北平原、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成都平原、汾渭谷地、黄河河套平原及东南沿海平坦地区等地。

通过与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情况(图1)及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人均GDP空间分布情况(见图2)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生产性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区域人口分布及人均GDP空间分布情况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这也反映了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生产性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口集聚度更高，且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生产性土地资源条件差的地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生产性土地资源要素对人口分布及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于地形起伏度，即生产性土地资源的优势会更大程度地影响该地区的人口集聚度及经济发展水平。

图3 中国省级行政区2005年生产性土地资源率空间分布

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再思考

胡焕庸线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地理环境，尤其是其资源组合状态，通过人类活动及其积累作用最终表现为人文地理活动的差异。[10]

　　

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由于这一理论思想是后人根据各个时期思想家的论著归纳出来的，加之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曾经或者仍然难以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其所揭示的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确实无法否认。若以今天的地理学观点来解读，按照本文的理解，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当下学术界、政治界所公认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矛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质，是通过改变人类行为，来适应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从而达到人地关系的协调。自然，在这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中，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来适应地，而无法让地来主动适应人。这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人地关系的产生、发展、协调都必须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

　　

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区域差异的形成原因。我国东部地区由于降水丰沛、日照充足，且多为江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区，水土组合条件好，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利用这种良好的生存环境生息繁衍，进而进行财富积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体系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其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更使其成为整个国家财富积累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心成为必然。而西部广大地区多为荒漠、高原等极端自然条件地区，且缺水少地的状况也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加之广大的内陆地区对外联系也很困难，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达到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效果。这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对待不同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按照其地理环境特征来确定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切忌邯郸学步、好高骛远。

　　

地理环境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在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进行地理环境评价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不能因为其良好的交通或某种资源的丰富就确定其地理环境条件的优劣，而是应该关注其资源环境组合特征，雄厚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合理组合，才是地区或国家发展的真正有利条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使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也能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交通大发展的时代，通过“地理环境要素”的贸易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蔡运龙.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0，(5).

[2]朱腾刚.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

[3]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近现代引起的误解[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9).

[4]刘桂侠.爱辉—腾冲人口分界线的由来[J].地图，2004，(6).

[5]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J].地理学报，1935，(2).

[6]刘泰洪.从瑷珲—腾冲线的形成看人口迁移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影响[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4).

[7]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J].地理学报，1990，(2).

[8]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王静爱.中国地理课程讲义[Z].北京师范大学，2004.

[10]张雷.资源环境基础论：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出发点[J].自然资源学报，2008，(2).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