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药房既是为皇帝、后宫妃缤等皇室成员提供疾病诊治、医疗保健的宫内医疗机构,又是负责对生药材切、造、炮、制,修合丸、散、膏等药物并保管成药的宫内制药机构。 凡宫中传唤太医院侍值医官入大内为皇帝请脉,都得由御药房的专职太监带领御医诊脉。御医所开处方倘若皇帝同意服用,御医须与专职太监一道赴御药房合药,将药方连名封记,随之具本开列本方的药性和治法,进呈皇帝御览,随即登记入册,由内臣收掌,以备稽考。在合药的过程中。是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的。 “凡烹调御药……御医同内臣监视。每一剂备二服合为一服,侯熟分贮二器。本院太医院官先尝之,次日内臣尝之,其一器进御。亦有将方奏明交与御药房,按方烹调者。乾隆五年年以后,凡药均由内臣烹调,自是医官不复制药。” 御药房虽然担负着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工作,但是御药房并非负责此项工作的宫内唯一机构。宫内负责煎药及修和成药的机构除御药房外,还有内务府造办处以及寿康宫药房、宁寿宫药房、永和宫药房等。只是御药房在这些机构中居主导地位。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寿康宫、宁寿宫、永和宫等药房的建制及规模方面的详细史料,只在信修明所著的《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载有“寿药房有首领两名,大师傅一名,带班太监一名,太监十名,制药生数名,专司传医煎药,以及配制丸、散、膏、丹之事。”这一条记录而已。 如前所述,为皇帝请脉的是太医院侍值医官,这只是从医官的编制角度来说的,实际上,从具体负责的医疗事务来看太医院侍值医官已如同御药房的专属,与太医院无涉。
御药房对药品数量的需求是非常庞大的,也是十分讲求药材的成色和质量的。在御药房的众多药材中,常备药材就有鹿茸、虎骨、熊胆、牛黄、狗宝、玻拍、鹰香等四百余种之多。其收贮的药材包括成药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 向各直省出产药材的地方派专人征收。这是清代宫廷药材最主要的来源渠道。其征收实物者,谓之“本色药材”清宫档案太医院《条款清单》曾记载“如药材内有京中不易购办之物,应奏明管理事务大臣,查系何省所产,即行文该省购办,运京备用。 由各省督、抚大臣据其所辖地的特有地道药材、成药乃至于西洋药材,以个人名义不时向宫中进奉,谓之“土贡”。 外国纳贡、馈赠或进口药材。如金鸡纳及南洋的豆益、砂仁、丁香,琉球的硫磺,安南的沉香、速香、槟榔等,这些多为当地的特产药材。 治好康熙疟疾的金鸡纳 对人参的获取。昔以辽东、新罗所产不及上党,今以辽宁、吉林为贵,新罗次之,三姓、宁古塔亦试采,不甚多。”明清时代东北人参以质地优和产量多而为宫廷奉为首选。清朝宫廷对东北此项物品的买卖交易是严格控制的,是不允许私人沾染的,更不允许私人随意贩运。凡挖参人必须由户部发给信票,将所获之物,大部解交给官府,再转入大内贮藏,以备药用。清宫应用人参的范围极其广泛,即可配制成药,亦可以人参配伍当茶饮之,不仅用东北人参,也用山东人参、高丽参以及西洋参等多种。如乾隆朝《人参上用底簿》载“自乾隆六十二年即嘉庆三年十二月初一始,至乾隆六十四年年正月初三止,皇上嘉庆帝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 京城同仁堂采办。同仁堂与清宫御药房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乐氏祖上为浙江宁波府慈水镇的“铃医”,明永乐时期来到北京,开始了其家族在北京的行医生涯。康熙八年年同仁堂的奠基者乐显扬取《易经》“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之“一视同仁”之意,取“同仁”为号,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后进入清太医院任职,一结束了乐氏一族在北京的“铃医”生涯。乐显扬自幼继承家学,治病讲究地道药材,一生致力于中医方药的探索和研究。康熙二十三年年九月二十四日晋封其为太医院吏目。康熙四十一年年乐显扬之子乐凤鸣在京师正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前店卖药,后场制丸、散、膏、丹等药品。由于同仁堂制药精选道地药材,继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依法炮制,精心制作,最终获得了皇家的重视和御药房的认可。 雍正元年年被钦点供奉御药房用药,要求同仁堂每三个月进货一次,每次进货都须详细记录备案。乾隆四十八年年秋季,皇帝赴热河行围,需带“随围药味咀片丸散”,由于御药房丸散不全,便要求同仁堂限期送至御前,所送药材有牛黄、冰片、庸香、朱砂、雄黄、犀角、白友、陈皮、获等、苏叶、桔梗、半夏、甘草、赤荃、厚朴、羌活、当归、独活、白芍、菊花、柴胡、花粉、前胡、川连、薄荷、金银花、滑石、木瓜、牛膝等三十四种。中成药品有仙药茶、蕾香正气丸、宣化丸、五福化毒丹、清肺抑火丸、理中丸、败毒丸、寸金丹、上清丸、搜风顺气丸、养胃丸、虎骨木瓜丸、天麻丸、知柏地黄丸、大补丸、六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桂附地黄丸、归脾丸、补中益气丸、加味保和丸、益母丸、资生丸、黄玉膏、太平丸等总计三十四种之多。由此可见同仁堂在清宫的地位与作用非同寻常。特别是同治以后同仁堂几乎垄断了皇家药材的采办业务,不少成药也特批由同仁堂专门御制,随时供奉所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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