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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出身于一个农村耕读世家，她的祖父虽没有考取功名，可饱读诗书，儒学底子很厚，在附近十里八乡，是小有名气的。她的父辈同父异母弟兄九个，都念过四五年私塾，是有文化的农民。受这样的家庭熏陶，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可打小儿爱书，知道文化的重要性。 母亲十四岁嫁给大她十四岁的我的典型贫农父亲，来到穷得叮当响的父亲家，终日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劳发愁，可是她看重文化的心，始终没有泯灭。 姥爷家离我家十二里地，母亲又是姥爷、姥姥的独生子女，可是由于生活、孩子的拖累，很少回娘家看看。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从姥爷家回来，用小布包包回来两本线装书。她对我说：“你姥爷分的你太姥爷的两箱书，都让他们（指她的众叔伯兄弟及表兄弟）这一本、那一本地快拿完了，我也赶紧拿回来两本儿，抽空儿让教书先生给看看是什么书。”当时我尚未上学，她显然是准备将来让我看的。 父母在我刚虚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张罗我上学的事，可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挨打受气，忍饥挨饿，孩子大人连命都不保，怎么能上学呢？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父母又开始为我的上学事张罗。1948年，我已经十二岁，终于放下了捡粪、拾柴、放猪羊的营生，走进了一个邻村的小学。那年姐姐养了点儿蚕，抽了点儿丝，捻了点儿丝线，母亲就让父亲到集上买了几张儿童专用书皮，把我的国语、算术课本包好，用丝线用缉线装书的办法把书皮缉上。 最显出爱书的地方要数母亲对我小学、中学课本及作业本的保存了。每当期终考试结束一放假，母亲就把我用过的课本、作业本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个木箱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用过的课本、作业本都可以在那个木箱里找到。 1966年，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那年小侄女出世，弟媳正好住在放着那只木箱的屋子里，就把我的作业本及部分小学课本给孩子当手纸用了，用得母亲好心疼，在我面前几次说弟媳没出息。我的初高中各科课本，则由母亲一直保存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文革”行将结束时。一次我回家，当我向母亲说明这些课本没有必要再保存，决定卖废品时，母亲看着箱子里的书一时无言，只是表现出一种舍不得的神情。当我看到毫无折损，保存得相当好的初高中《语文》、《代数》以及《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物理》、《化学》、《植物》、《动物》、《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体解剖生理学》、《世界近代史》等书将要被处理掉时，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这是母亲几十年的心血啊！但留着又没有用处，我只好忍痛割爱。于是，在书箱中找出了梁实秋等人编写的1948年版《国语》，1956年人教版的《文学》、《汉语》及将来可能用得着的《世界近代史》和《中学四位数学用表》等留作纪念。一直留到了现在。 1987年，母亲得了半身不遂，我伺候了一些时日。当我要离开家门回北京的时候，母亲突然对我说：“里屋还有你的一套书，不知道你还要不要？要就带走吧！”我进里屋一看，是一套红皮的《毛泽东选集》，整整齐齐放在那里，那是我1968年前后带给弟弟的。没想到二十年了，母亲在重病中还惦记着这套书！ 是啊，打我上小学的时候起，母亲从来不随便处理我用过的文具、书籍、笔记本等。母亲这样爱书，是受了她先人的影响。母亲爱书的习惯，也深深影响了我。在我几十年的学习、教学生涯中，由于经济上的经常性的不宽裕，始终是爱书如命但买书很少。到我手的书，从没有糟蹋过一本，也没有轻易处理过一本。记得只有两本心爱的书借出去至今未归，一本《闻捷诗选》被红卫兵拿走。在我的千余册藏书中，只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版的《水浒传》、《红楼梦》，前者多处污损，后者多处脱线，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书荒时做好事借给同事、朋友传看弄坏的，每每看到，都十分心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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