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评析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问世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从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亨廷顿对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掀起讨论的热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一种分析和预测。他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范式，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学者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文明冲突论”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则针对文化之间是否只有冲突、文化冲突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似乎已经过了它的热议期，那么，现在再来谈论或分析“文明冲突论”是否还有价值？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发展，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延伸，文化的全球化也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其进一步分析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文化全球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进行剖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全球化文化理论的认识。

　　一、“文明冲突论”的背景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前言中，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①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学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冷战时代”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文明冲突论”即是亨廷顿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分析与预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通，跨国公司为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将资本从一国转向另一国；再加上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巨大扩张，给人们造成时空急剧压缩的感觉，世界正变成“地球村”，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研究者出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目前，学术界一种狭义的观点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然后逐步向经济贸易、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市场规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扩大至整个世界；一些可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如个人取向的行动正在蔓延、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老龄人口的急遽增加等，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化的后果有三个假设：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民需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同质化；贸易经济的同质化。以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观点，则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极大地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再有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欧美式理念渗透整个地球的时代，“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②。福山的诠释在向人们宣告，未来的世界将是同质的世界。当整个西方世界还在为一个“和谐”世界的出现而欢呼时，塞缪尔·亨廷顿却为西方的衰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的冲突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未来战争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总称，文明与文化未作区别。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③ “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④

　　二、“文明冲突”的根源

　　分析和研究“文明冲突论”时，人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就给出了他的解释。

　　首先，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还是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间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差异。虽然差异与冲突、冲突与暴力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关系，但是，长久以来，文明的差异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冲突的导因。第二，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们加强了对自身文明的认同、加深了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认识。第三，世界性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削弱了作为人们身份来源的民族国家，而世界性的宗教则填补了文明认同的缺口。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强化了文明的意识：一方面，西方文明处于力量的顶峰，使得非西方文明出现寻根现象；另一方面，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文化流行的同时也在寻求发展自身的文化。第五，文化的特征和差异具有相对稳定性，比政治、经济特征和差异更难协调和变更。人们可以选择和改变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文明的差别、特别是宗教差别确实不能改变的。第六，经济区域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源于文明共同体的合作，另一方也加强了文明认同的意识。基于上述原因的分析，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层面上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在地区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国、集团之间。

       由上可知，亨廷顿将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归结为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差异。那么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文化差异一定会导致文化冲突吗？如果不是必然的，那么文化差异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文化冲突？ 　　一般说来，文化之间的差异大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文化之间力量相差悬殊；另一种是存在差异的文化力量相当。前一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文化一般不会对较强大的文化构成威胁，它只能勉强存在或者在与强势文化的抗争中逐渐消亡。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实力相当、存在差异的文化相遇，如果都把各自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那么文化冲突不但容易发生，而且会表现为激烈对抗的形式。当文化的差异被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这时的文化冲突还会演变为暴力冲突。因此，从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冲突，但差异性并不是冲突的必然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文明、文化如何对待这种差异。如果人为地夸大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蛮横地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或者只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甚至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拒绝正常的沟通、交流，就很可能导致冲突。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都是共性与个性、共同与差异、同质和异质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是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观的思想基础。一般来说，割裂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去理解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最容易导致对文化作“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两种倾向的评价，而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又是文化霸权的主要来源。文化中心主义夸大了一种特殊文化的普遍性，它把自己的独特文化模式看作最好的模式，进而产生把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等视为中心或标准，并以此衡量其他文化模式。在当今世界舞台，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文化置于文明的制高点。它们借助全球化的文化构造,借助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文化同化”倾向,利用自身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力,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以期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征服其他的民族和国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不能不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强烈的文化反弹，从而导致国际间的文明冲突。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任何一种文化或民族作为中心的普遍论，它尊重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肯定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存在的权利；但它也容易夸大一种文化价值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否定文化的普遍价值。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会导致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可能导致文化专制和复古倾向，盲目自大且盲目排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展处于停滞衰落的局面。因此，这两种文化倾向都极易走向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导致国际社会间的文明冲突。 　　那么，是不是只要不同文明之间放下民族偏见，相互宽容、理解就可以达到文明间的和谐相处？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要想深刻理解文明的冲突，仅从文化这个层面来分析是不够的。应该看到，文化霸权不仅是文化主体的主观态度和观念，更是一种现实性的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的扩展，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由中心地带渗透到边缘地带；二是边缘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中会努力发挥自身的影响。由此，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全球化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会表现出文化的强势与弱势，这取决于文化实体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自身的优越程度，还有文化对现实的适应性。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程度意味着某一文化或文明的强大与昌盛程度，而如果一种文化处于原始生活中的贫困状态，生活在这个文化下的人必须首先解决的是他们生理上的存活问题，而没有能力创造繁富的精神文化，其结果势必造成一种文化的贫困。不可否认，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处于劣势。西方文化正是凭借着庞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通过强大的媒体、互联网、各种文化电子产品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等等的渗透，对非西方国家不断侵蚀，使其文化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全球化给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带来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综合实力、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再加上历史原因造成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在全球化进程中处处占得先机并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实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劣势则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应对、被动的地位。由此，在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世界经济的运转在整体上更有利于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更强的国家,特别是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不断地为发达国家的发达付出代价。世界体系的这种不均衡性同样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因此，文化上的不平等、文化霸权的存在又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综上所述，文明、文化的冲突决不仅仅是差异的问题，更是不同文化争夺文化空间与文化财富的斗争，是不同文化争夺文化价值、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 　

　三、评论 　

　首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正像亨廷顿所理解的那样，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理念，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之间也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冲突的可能，但冲突甚至暴力并不是解决文化关系的唯一方法，更不是解决文化关系的最好方法，文化矛盾与文化差异还可以通过对话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实上，文化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并不完全是单纯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信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当前，之所以出现国际范围内的文化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二是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目前的文化已不单纯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经济力，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地位有逐步上升的势头。从当今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不同文化之争已不是简单的文化优劣之争，更可转变为经济与政治实力的比拼，不同国家都试图利用本土有利文化资源去建立与巩固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由于经济活动最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活动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一旦将本来就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纳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竞争之中，这种差异自然就会被无形的放大。亨廷顿不从文化之外去探寻文化差异与文化矛盾的原因，仅凭现有的一些文化现象就得出文明冲突的结论，自然是坚持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立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不愿意让人们看到文化不平等与经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更不愿意让人们触动或改变制约文化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因为这一秩序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涵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与福山的同质化倾向不同，亨廷顿对普世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针对“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亨廷顿从三个方面加以批驳。其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⑥亨廷顿认为，此论点的谬误在于，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然而，事实上，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虽然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其二，“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⑦亨廷顿认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像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但是，这些国际流动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存在疑问的。他列举了一系列例证证明国际贸易的增长并没有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随着国际贸易水平的增长，民族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却不断发生。因此，他认为，随着通讯、贸易、旅游等国际交往的增长扩大了文明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也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其三，普世文明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这种论点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概念、实践和体制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大量实例证明，非西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回应。“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⑨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⑩。由此，亨廷顿从普世文明的来源上否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多文化的世界，而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其“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 　　基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自身的理论缺陷，亨廷顿基于后冷战时代或者说全球化进程中历史现实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亨廷顿反对西方文明的普世化，赞成文化的多元化。相反，与普世主义论调的乐观态度相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元化的悲观审思。亨廷顿只看到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的一面，却对不同文化间共存、融合的一面视而不见；夸大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且对这种表象的冲突试图通过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来解决。他在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对非西方文明的发展没有抱以愉快、平和的心态，却为西方文明受到的挑战感到深深的忧虑。这恰恰反映了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文明冲突论”正是为维护和巩固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强势地位，提出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合作。这样就将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推向了冲突与斗争的前沿。 　　再次，从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脉络看，“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对美国本土问题在全世界的投影。 　　在该理论提出初期，有学者认为“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⑾，他“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了。”⑿如果说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只是推断的话，那么之后亨廷顿则亲自证实了这一推断。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亨廷顿详尽阐述了美国国内多元文化格局对美国国家特性造成的危机局面。我们不妨由此来反观“文明冲突论”，或许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一理论。 　　20世纪后期，美国国内兴起一场解构主义运动。解构主义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由此引起的争论涉及种族优先权、双语论、多文化主义、移民、同化、国家历史标准、英语作为语言的地位和所谓“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国家特性问题的一场大论战。这场解构主义论战对“美国信念”、语言（英语）和盎格鲁-新教的核心文化形成了重大挑战。正如亨廷顿所言：“'美国信念’、英语和美国核心文化所受到的种族主义、双语主义和多文化主义的挑战，以及它们引起的反击，已成为21世纪之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⒀然而，对于内部这场解构美国和反解构之战的结果，亨廷顿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本土是否反复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以及美国是否不得不在海外与自己的敌人作战。“如果外部威胁减退，解构主义者的运动就可能更来劲。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与外部敌人斗争，解构主义者的影响就会退落。如果美国受到的外部威胁不大不小，时断时续，含含糊糊，那么，对于'美国信念’、英语和核心文化在美国国家特性和国民同一性方面应占什么地位的问题上，美国人很可能会继续陷于分裂。”⒁亨廷顿引用大量数据、例证说明美国国民身份意识在遭遇外来威胁时表现得尤为强烈，一旦外部威胁消除，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即盛行，亚民族文化冲突表现突出，这极为不利于对新教文化的认同。因此，亨廷顿认为寻找敌人是解决美国国内文化认同危机的重要途径。他引用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话，“正是战争使人们结成国家。”回顾美国进行过的战争，亨廷顿认为战争或外部威胁的确使美国国民更加团结。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失去了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竞争者，一个敌人没有了，这就需要再找一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似乎一直致力于寻找自己的敌人。那么，谁最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他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与美国的基督教和盎格鲁-新教文化在文化上的差异加重了伊斯兰构成敌人的资格。2001年9月11日，本·拉丹结束了美国对敌人的搜寻。纽约和华盛顿受到的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还有比较笼统的'反恐战争’，使伊斯兰好战分子成为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敌人。”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族裔的认同意识无论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亨廷顿一贯的立场；无论是增强国内文化认同还是加强文明体内部的合作，寻找敌人都是解决文化危机巩固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正是亨廷顿一贯的主张。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亨廷顿关于世界多个文明的划分，以及对不同文明间冲突、战争的预言。“文明冲突论”是对基督教文明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忧思，也是对美国本土文化认同的考虑。对于西方人而言，世界越是加速西方式的现代化，普及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世界便越安全，从而西方文明体内或国内也越安全，只有使现代西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才会有西方或美国内部的文化统一的巩固和安全。世界越是多元化，非西方文化越是自我伸张和兴盛，西方或美国内部的文化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使人们对文化的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但冷战的结束并未使他摆脱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文明间的对话恐怕更应提到首要的位置。 　　注　释：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页。 　　④ 同上书，第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6页。 　　⑦ 同上书，第57页。 　　⑧ 同上书，第60页。 　　⑨ 同上书，第70页。 　　⑩ 同上。 　　⑾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23页。 　　⑿ 同上书，第427页。 　　⒀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面2005年版，第148页。 　　⒁ 同上书，第148页。 　　⒂ 同上书，第219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