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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则古语，说，“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又听说，陕地淋柿子醋，也在冬月，将大缸偎着火炉，让它自己取暖；我老家河北邢台的山村里，夏日入伏家家做面酱，不用人暖，也不用火烤，我们靠大太阳晒。 我们叫“晒大酱”。这个“大”，可真是牛，一字定位。“酱”在诸调料中的地位，立见高下。烧菜煮汤烹鱼炖肉，调料，固不可少，但多数调料不免棱角尖锐，拘泥于一家之味，必得众手协作，联袂出场。大酱，则不同，在一方餐桌上，挑大梁，可；跑龙套，亦可。做调料鲜香浓郁；没菜了，大葱蘸酱，照样鲜香清美。可有时，大葱也没！得。一小碟子大酱，馒头、大饼蘸着吃，倒凸显了五谷美好。饼子蘸酱，越吃越胖啊！ 混合着日晒月露、光阴沉沉，酱香，是我们童年饭食里恒久的一味。 如今我再追怀那大酱，感觉它如同那么一种人，居庙堂之高，端穆如相；处江湖之远，则怡怡然如田夫野老。真是进亦有度，退亦安然。 我印象里，老家的做酱者，几乎全是些奶奶辈的老妇人。她们动作迟缓、不温不火，却出奇地有耐心。一锅馒头，一碗盐，几轮红杠杠的大日头，经一双饱经岁月磨砺的女人手，以及不疾不徐的若干光阴；到头来，幻化出一缸红彤彤、淋漓漓的大酱。其中的迷人与神秘，真是让人想不透。 在我家，做酱的人，当然是我奶奶。她在夏日入伏之际，就嘟囔上了：“财主人家一本账，穷人家里一缸酱”，我们知道，老人家，这是在为晒酱做心理准备呢。 不几天，奶奶让爹去磨坊里磨些粗面，叮嘱说，要把糠麸也磨在里面。我发现，粗麦面馒头，颜色更重一些，几乎是栗色的。奶奶把馒头掰成几瓣，放进缸里，趁热用棉被密封在一个避闲的地方；告诫我，不许动那棉被。我好奇，常常跑去偷偷摸一摸，那缸一直热乎着：温热，高热，又温热。五六天后，奶奶揭开缸盖，我抢上去扒头一看，馒头全部坏掉了！灰色的菌毛，把馒头裹成了一个个毛蛋蛋。奶奶用手掰开一个，竟然拉出了长长的黏丝。 我一吐舌头，假装作呕。奶奶说：嘿，妮，你就等吧，酱晒好，你就成馋猫了。 奶奶把长毛的馒头块从缸里取出，放到笸箩里，搬到阳光底下晒干。然后，用簸箕将已经变干的菌毛簸出来。干透的馒头块，又在石碾上轧碎。忙完这些，看看，已临近了初伏。 数伏那天，奶奶将馒头粉末放到缸里，加凉开水，搅拌成稠糊。再放一碗盐进去。缸口上蒙一块细纱布，用细绳绕着圈系紧。好了，接下来，就搬出去，交给太阳吧。 这缸未知的大酱，被我爹攀着木梯放在房顶上，去接受太阳的暴晒和光阴的磨砺；可是，这个晒的过程，却相当考验一个做酱者的耐心。我的奶奶，常颠着一双小脚，在木梯上爬上爬下，去看发酵的情况。 大太阳下，她白皙的脸上，濡着一层细汗；看看酱里冒气泡了，就在次日早晨，又爬上房，拿擀面杖从下往上翻搅一番。我有时凑热闹，跟着她一块儿去看酱，听得酱缸里有微微的响动，像是谁叹了一口气。很神秘。 这个深藏不露的酱缸，其间在进行着怎样的变化呢，我真不清楚。但我能看见奶奶的劳作和耐心。大伏天，太阳光阔气，雨也利索，阴晴不定。一看天色变青，奶奶就拽过备好的塑料布，爬上房，把酱缸裹得严严实实；下房来没站稳呢，大太阳又闪身出来了，奶奶复又爬上房，去揭塑料布。爬上爬下，反反复复。奶奶说，伏天的太阳赛金子哩，可不能浪费。 高温、时间，一颗耐心，若干苦等。那缸酱，眼见得稠而黏，厚而亮，有了微微的香气了。而做酱的那个过程容不得急，容不得假，耐心侍候，安心静等。这跟我爹田垄之间的精耕细作，是多么地相像啊。 我姥姥和我奶奶，都精于晒酱，但晒出的大酱风味不同。我姥姥晒酱，不计时间，不管火候，一切随我调度，有时，还会将煮好的黄豆，跟馒头一块儿发酵，晒出的酱，看似平常，却得自然之趣。我奶奶晒酱，严守比例，候分数刻，随时观察、翻搅，不越雷池一步，晒出的酱，滋味丰满，颜色壮丽，又给人一份惊喜。相同的晒酱流程，两个老人制成的酱，风味却大不相同。我想，这跟她们的性格与处世有关吧：我姥姥性格要强，脾气暴烈，做事也如此，她做出的酱，总有率性的真味；我奶奶呢，年轻守寡，恪守成规，一生悲观阴郁，做人和晒酱，都精细谨慎，规规矩矩。她做的酱，是那种隐忍的美味，虽无创新，但滋味一样浑朴悠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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