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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迹的出土与近现代章草创作思想之新变

 苦丁茶170 2016-07-23
摘要:章草在近现代取得了复兴,其复兴迥异于元代章草的“复古”,更带有创新的色彩。这种创新顺应了碑帖结合的书法发展大潮,在近现代书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二十世纪初的众多重大文化考古发现同样是书法界的幸事,这些资料中的大量汉晋简牍、残纸、文书中包含有大量章草作品,不仅开阔了时人的视野,更使人们认识到书体发展演变过程。这些资料的出土为近现代章草之复兴提供了物质支持与理论依据。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人对于章草的接受态度与创作理念与前代相比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本文通过对几位代表性作者作品与书学思想的总结以分析近现代章草创作思想的新变。
关键词:近现代;章草;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
中图分类号:J29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地下文献的出土震惊了考古界、学术界,同时也为书法研究、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拓展空间。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可见,新材料的出土对于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同样,它对于当时的书法研究、创作也注入了新鲜的因素。
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不断研究出土资料史料价值的同时,书法家们也将目光悄悄地从古代经典转移到这些无名书作上来。在这些出土资料中,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都与书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也直接的影响了当时人们对篆书、隶书、草书、章草的认识。而与章草创作直接相关的为部分汉晋简牍及敦煌写经。匈牙利人斯坦因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在我国西北部发现的大量汉晋简牍和一系列珍贵文物,并迅速对其展开研究。二人的一系列发现及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也为国人敲响了警钟。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迅速对这些资料展开搜集与研究工作,其他考古部门也开始对我国西北部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与保护。《流沙坠简》的成书与流传吹响了这一大潮的号角。
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等资料的出土对于书坛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人们开始尝试以甲骨文、汉简隶书进行创作,而大量汉晋简牍中的章草也刺激着当时章草书家的创作神经,在沈曾植首先对《流沙坠简》中的章草进行研究、临习之后,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人对这些出土墨迹也进行了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说这一时期大量新鲜资料的出土是章草复兴的助推剂。汉晋简牍、敦煌写经中大量的章草墨迹极大地开阔了书家的视野和取法范围,而西方先进影印技术的传入及国内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书家接触这些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们能够更快捷、更清晰的看到出土资料的面貌。
章草在近现代得到了诸多书家及文人学者的关注,其创作、研究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近现代章草表现出的“古拙”、“厚重”等风格特点与汉魏章草相一致,这是唐宋元明清所未有的,是对章草“古意”的回归,而其创作观念、笔法、章法等方面的发展又对前代章草有所拓展。
近现代擅长章草的书家众多,尤以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三人最具代表性,而三人的章草创作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近现代出土古书迹的影响。这些古书迹的出土与流传轰动了文化界,同时也对当时书家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江十纸犹不足贵”的章草崇简论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前人难以见到汉晋时期的章草墨迹,对于章草的理解与学习多是通过《月仪帖》、《急就章》及淳化阁帖中流传的一些章草法帖来进行。但这些经过加工过的章草已难以显现出墨迹之神采,近现代出土的大量章草墨迹弥补了这一缺憾。而当时之文人书家见到这些资料后,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罗振玉曾对《流沙坠简》中《公辅》一简进行评述:
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一旦寓目,惊喜何可量耶?①
罗振玉口中的“过江十纸”是指庾翼所收藏的张芝章草十纸,相传:
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②
罗振玉称《公辅》简中的章草即便张芝章草在世“尤不足贵也”,况且“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可见其对此简的推崇之情,而当时书家对于简牍章草的接受速度也十分迅速。
王世镗晚年之章草古拙厚重,受《流沙坠简》的影响极大。《百宝九天》联是王世镗经常写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他流传不多的书作中发现了两件同样内容的《百宝九天》作品
其一(图1)的落款中写道:
癸酉初夏,以集爨宝子之联语,用西陲竹木简笔法书之,时赁庑梅溪山庄,盛暑挥毫,殊不计工拙也。
其二(图2)的落款又写道:
癸酉以集《爨宝子》文,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
两件作品同是书于癸酉年,即1913年,这时恰逢《流沙坠简》出版发行不久,可见王世镗对于《流沙坠简》的接受也很快,并将其迅速的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起来。而且,王世镗晚年在于右任处见到了更多的简帛资料,获益匪浅,1930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汉简,王世镗激动不已,可惜天不假年,没等到这批资料面世他就去世了,于右任挽诗中称他“垂死犹呼木简香”,可见王世镗对于汉晋简牍的神往。
宋元以来,人们对于书法绘画的态度往往是重“文”轻“匠”,这些出土古书迹恰恰是无名氏书家甚至是一些工匠所为,而从罗振玉的评述及王世镗的落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于这些无名氏书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历代名家、名帖的推崇,时人对于这些章草资料的接受是果断和迅速的。而且这股潮流一直流传至当代,这些无名氏书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近百年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
二、“取其意而不拘形似”的章草写意论
沈曾植在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流沙坠简》中的章草时称:“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之后,王蘧常也多次提到沈曾植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也体现了沈曾植章草创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形”与“意”是相辅相成、辩证存在的,二者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重要因素。沈曾植则主张取“意”而舍“形”,这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我们看赵孟頫、宋克等人临摹的《急就章》,可谓无微不至,但字字排列如算子,反而失去了自然之意。而沈曾植则主张“不拘形式”,他本人的章草创作往往奇肆动宕、不拘小节,曾熙评沈曾植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③
沈曾植在“生”与“熟”之间选择了“生”,而赵孟頫也正是因为太过精熟,反而失去了自然之趣,董其昌评赵孟頫: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 ④
这也正应了沈曾植的理论,而沈曾植章草的“生”与“拙”也正是他将早年所用的碑派笔法与《流沙坠简》中简牍笔意融会贯通的结果。
沈曾植在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书法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蘧常认为:
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⑤
这一时期,沈曾植临习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与简牍章草,作品笔法与气息均产生了重大变化。
王世镗也是这个观点的忠实继承者,他曾在一幅自作论书诗作品(图3)中写道:
不经意处妙天然,岂在规规描摹间。胸有奇书千万卷,从无外不应鸣弦。
他又写道(图4):
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工。悟得梅兰腕下趣,自然指上有春风。
王世镗之“不经意处妙天然”、“首在精神次在工”与沈曾植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岂非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看到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对于章草的临习与创作已全然不同于赵孟頫、宋克等人,《流沙坠简》中的章草书无论字形、笔意均千变万化,仅仅拘泥于其形恐怕是自找苦吃,也非善学之人所为。因而,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在对章草的学习上共同采取了“遗貌取神”的写意态度,这种写意态度恰恰是他们在章草创作中发挥创造力,突破前人规模所不可或缺的。
三、“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章草融冶论
王蘧常为沈曾植弟子,十九岁便拜沈氏为师,王蘧常在自记中称:
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⑥
沈曾植勉励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他自己便是这个观点的率先实践者。沈曾植在一幅临作的落款中写道:
用汉砖笔意写急就文。
从作品来看,沈曾植对于原作进行了较大的艺术处理,与《急就章》字形、笔意相去甚远,更像是一幅自己的创作。
此外,另一幅作品“临十七帖”,也全无《十七帖》之意,其笔意、神采反而更接近于简牍章草,可见,沈曾植对于章草的学习已非简单的摹写,而是以自己对章草的理解对原帖的改造与融合。
王蘧常听了沈曾植的建议后便开始主攻章草,他并非仅仅抱着几本传世的章草字帖来学习,而是全方位的学习书法传统,涉猎面极广。王蘧常对篆隶用功至勤,其弟子王运天称:
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⑦
王蘧常对于章草的学习除了对传世章草及出土新资料的取法外,更融篆隶、简帛于一体,充分的利用了时代优势,开创了章草历史上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沈曾植、王世镗二人的作品还保留着浓重的传统章草的影子的话,那么我们在王蘧常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出丝毫传统章草的痕迹。他已经以自己独特的用笔与结体将传统章草法则打破,并融汇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王蘧常的章草作品不同于前二人之处在于他纯用中锋,这除了得益于大篆的营养之外,如前文所讲他在各种汉简、汉碑、陶、帛中吸取的营养也是促成其章草风格的重要因素。其章草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雄浑、高古、苍茫的艺术风格,我们将王蘧常的章草作品无论放在二十世纪甚至整个书法史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卓然不群。
综上所述,大量汉晋简牍等资料的出土流传不仅开阔了书家的视野,更改变了其对于章草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颠覆了传统观念与法则。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人包容的接受态度促使自己将视野放到更广阔的资料和更新颖的创作方式中去,这也为他们章草创作的新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①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1页。
②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年谱》2000年征求意见稿,上海公牛广告公司,第59页。
③《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④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⑤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⑥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载《书法》,1985年第4期,第19页。
⑦同②,第9页。
参考文献:
[1]徐利明(著).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2]徐利明(著).中国书法风格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
[3]罗振玉、王国维(编撰).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沈曾植(著).海日楼札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世镗.王世镗先生翰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6]书谱(章草专辑)[J].香港.2008,(总第95期).
[7]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编).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8]白立献、陈培站(编).历代章草精选[C].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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