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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祭，虽然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那场造成超过二十四万人遇难的巨大灾难，依然是幸存者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也警示着人们必须重视地震灾害的预防与救援工作。唐山大地震时，在现代国家体制的发动下，举国牵挂，各方驰援。那么，在各项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面对地震灾害，国家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事实上，虽然古代没有有效的地震预测系统，但他们针对地震早已建立了一套及时的救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这套救灾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几乎涵盖了救灾工程的各个方面，具有现代救灾工作的雏形，而与救灾相对应的是严厉处罚耽误、妨碍救灾的官员。 1 第一步报告灾情 瞒报罚俸一年延报将被革职 古时救灾主要有报告灾情、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赈灾三个步骤。 首先是报告灾情。以明朝为例，明朝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发生大地震，史称嘉靖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省华县，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由于地震于午夜发生，多数人还在熟睡，因此逃生者寥寥。这次地震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小雁塔在嘉靖大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 嘉靖大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等地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据《陕西通志》记载，位于西安市的小雁塔为唐朝时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 由于嘉靖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伴随着地震，山崩、滑坡、地裂、地陷、地隆、水患、火灾等次生灾害也相继发生，真可谓“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灾情到达京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此外，朝廷在接到灾情汇报后，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地方官员和当地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再说清朝。清朝按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把受灾分为十个等级，一级最轻，十级最严重。一旦某地出现了灾情，地方长官要迅速将受灾程度和日期向上级汇报，如果灾情还有后续发展，也要及时向上级更新信息，但时限上可以有所放宽。以地震来说，一旦某地发生地震，当地群众应立刻报告县官，县官要及时把消息汇报给府台道台，由他们报告督抚，再由督抚上报户部。 2 第二步勘灾 钦差大臣坐镇上门核查灾情 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也叫做“勘灾”，目的是摸清情况，为以后发放救灾物资和减免赋税提供依据。 在明代，中央政府得到灾情报告后，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前往震区坐镇抗灾，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赈灾机构，救灾工作一般由户部来承担。嘉靖大地震后，朝廷派往灾区的钦差大臣便是当时的户部左侍郎邹守愚。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从而使每一个灾民都受益。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朝廷下令“以地震发银四万两赈山西平阳府、陕西延安府诸属县，并蠲免税粮有差”；同年四月，又颁布命令，“以陕西地震，诏发太仓银万两于延绥、一万两于宁夏、一万五千两于甘肃、一万两于固原，协济民屯兵饷……停免夏税”。
用于上报的地震灾情统计图 清朝规定，灾害发生地的督抚一面向户部报告情况，一面要组织一个勘灾小组。勘灾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当地的知府、同知、通判和受灾地县令，任务是亲自赶赴受灾地视察灾情，并且为灾情造册。 法律法规要求他们在核实受灾人户时，必须亲自上门落实情况，区分应当赈济的受灾户和受影响较小的灾民，特别要注明那些极度窘困的受灾户，以便为日后赈济时能够区别对待。 3 第三步赈灾 减免徭役赋税 古代的赈灾措施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抚恤措施是减免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 西汉刘询（宣帝）当皇帝时的本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前70年6月1日），河南以东49个郡国皆发生地震，不少地方是山崩水出，“杀六千余人”。刘询便为此下了道“罪己诏”。汉宣帝刘询在下“罪己诏”之后，采取了两种措施，一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的朝中大臣“走基层”，寻访民间有学问的人，找到应对地震的办法；二指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意思是，法律条例中有可免除而能安定百姓的，逐条上报；对遭受地震重灾的民众，免收粮租钱税。 刘询驾崩后，刘奭（汉元帝）以太子身份继位，继位当年又发生地震。刘奭心系灾民，下诏称，关东一带没有收成，不少老百姓活不下去，各地官府（郡国）要善待灾民，不要收租收税。还把由少府看管的皇家水面、林地等白租给灾民，以生产自救。 北魏在免收灾民租赋方面做得也不错。元恪（宣武帝）主政年间，北魏国境内陆震频发，据《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上的统计，元恪当了17年皇帝，而地震发生了25次，平均二年里3次。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多次给灾民“免租赋”。 唐朝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初十（公元734年3月23日），秦州发生大地震，死了4000多人。地震发生后，李隆基及时派出朝廷官员，前去震区慰问：有遇难者的人家免除一年徭役；一家死三人以上的，免除徭役二年。 朝廷“赐钱” “免税”是不要灾民上缴法定的钱物，这对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相当有利，但并不解燃眉之急，于是朝廷想到了给灾民“赐钱”。在唐宋以后，尤其到明清时期，朝廷赐钱，直接补助灾民银两、钱粮，成为一种惯例。 东汉永建三年汉阳郡大地震发生后，小皇帝刘保派光禄大夫赶赴金城、陇西等地灾区核查灾情，赏赐地震中遇难者家属。遇难者年纪在7岁以上，每人给2000钱，即《后汉书·顺帝纪》中所谓，“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 北宋赵祯（仁宗）当皇帝时的景祐四年十二月（公元1038年1月），京师开封和忻州、代州、并州等三州，先后发生地震。《宋史·五行志五》等史书记载，这一年的地震共死亡32306人，其中忻州19742人、代州759人、并州1890人。包括州一把手在内，忻州不少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赵祯便给遇难官员的家属发放了5万至10万钱不等的抚恤金。 清代发放金钱的做法更普遍，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蠲赈办法”。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后，康熙要求户部和工部，迅速拨款赈灾。户部主事沙世到震中三河县后，“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户，户各白金一两。”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凡地震中遇难者不能棺殓的，均由官府负责出资安葬。乾隆《三河县志》记载，时工部主事常德奉命等到达三河后，除发放救济金外，还负责料理遇难者后事，对1168名死者，每人头给棺殓银二两五钱。而在其他地区，遇难者每人抚恤银二两。 各界“捐银” 古代抗震救灾款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二是地方政府出资。此外，民间和个人“捐银”，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谓“捐银”，是明清时期较流行的说法，即现代慈善行为所说的捐款。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公元1695年5月18日），山西临汾地区发生地震。在灾后重建中，山西官方发动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救助灾民生活。康熙《临汾县志·祥异志》上记载了此事，“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关于康熙十八年地震的记载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少缙绅富户都能慷慨解囊，为灾区出钱出力。据张仪《张学士文集》，当时有位在天津经商的张孺人，“倾箧付典质，钱积门中，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 古代朝廷也会积极引导民间抗震救灾力量。康熙十八年七月的特大地震，导致京城房屋严重倒塌，康熙皇帝除要求户部、工部等政府机构积极组织施救外，特地下诏，动员有钱的官绅富户捐银，给灾民修建房屋，对积极捐款的“大款”，朝廷会提出表扬和奖励。 在灾难面前，邻里抱团，共渡难关，这种“众志成城”也是古代所提倡的。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地震后，康熙皇帝便号召和要求灾区老百姓互相帮助，“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之义，可协助修理”，以尽快恢复家园。 当然，古代地震救灾的措施和手段很多，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种。此外，在古代，军人也是抗震救灾的主力。如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公元1068年8月），河北路（治所在大名府）发生地震，“城壁皆压，发卒数十万治之”。 综合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中国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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