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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逸风 明末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几个大思想家。黄宗羲有一本书广为人知，就是《明夷待访录》，此书对中国专制制度反思颇多。而黄宗羲另一本《明儒学案》，因为部头太大，一般人很少了解。 《明儒学案》的撰写，其初衷多半也和《明夷待访录》类似。《明儒学案》全书62卷，分17个学案，记录了明代210位学者。对主要学者的生平、观点加以绍介、点评，并摘录了重要学者的文集、语录，从而汇成为一部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虽然是学术思想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明代的历史进程。 学案中所记的诸多儒者，在当时都是颇具影响的名家，可算得是社会的精英。其中有不少儒者隐居乡里，著书立说，但也有相当多的儒者同时扮演着双重身份——学者和官员。山林与官场的交织，治学与从政的结合，诠释着儒家学者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梦想。 以王阳明为例，其事功与学问同样出色。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不及等待朝廷指示，驱兵直抵南昌，逼迫攻打南京的宁王不得不回身救应，因此被王阳明设伏生擒。这种又能治学又能带兵的儒者历史上屡见不鲜。后世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立功、立德、立言是很多儒者的追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能有一样已经十分不易。但王阳明基本都做到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与王阳明的个人胆识也密不可分。研究其学说，或许对于后世人而言，依然有足多可资借鉴之处。 再以徐阶为例。徐阶，嘉靖末期至隆庆朝初期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之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政治家。当今的政治家鲜有同时治学者，但在中国古代，官员与学者身份并存者大有人在。如果对此现象认真研究，一定也大有学问可做。《明儒学案》节选了徐阶的部分语录。如论立志，徐阶云：“为学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在论知行关系时，徐阶云：“知行只是一事，知运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实其知者也。”论道器关系时，认为：“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间，许多礼文是器，其尊尊亲亲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许多枝叶花实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两物，故只说形而上下，不说在上在下也。”徐阶与严嵩同时在朝十数年，最终斗倒了严嵩。其后，其门生张居正终居首辅之位，执政时期锐意改革，终于扭转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可以说，明朝后来能再延续数十年，与张居正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读明儒学案，一篇篇读下来，可以看到当时儒者在当时环境下的思考和努力。 再以东林学案为例。东林党在晚明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可谓光芒耀眼，同时也饱受责难。有学者甚至认为，东林党与阉党一样罪过重大。如果不是东林党与阉党互相斗来斗去，如果东林党不是那么意气用事，如果东林党能够智慧一些，那么，晚明政治格局不至于最终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即为东林七君子之一，后被下狱受酷刑而死。 黄宗羲评价东林党时，说道：“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於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寱语也。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少垆，於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於域中，延於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旅泰山，独非清议乎？清议熄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 黄宗羲的评价，对于东林士人颇多褒奖，同时也指出不应不辨清白把什么人都归为东林党。他虽然不否认东林党的一些意气用事的地方，但对人们把什么过错都加之于东林党身上显然不认同。东林学案部分在整个《明儒学案》中占据相当大分量，其所写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黄尊素等人皆在晚明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研究东林学案，实际相当于研究一部晚明史，对于了解晚明政治、社会的症结所在，对于了解当时儒者所做的努力与尝试，对于思索明亡的真正症结所在都有很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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