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十五言(微信号:www15yancom),经作者授权转载。 有些经验要经历过才懂得,比如说,大起大落的不只过山车和人生;比如说,烤鸭不只北京的好吃,在与其遥遥相望、“鸭”情满满的南京,也上演着烤鸭美食带给人们的满足与慰籍。 穿过全聚德人声鼎沸的大堂,随着京味儿十足的招呼声落座,空气中新切黄瓜的清新,甜面酱的绵香,裹挟着刚出炉烤鸭的炙热油脂气息,组团攻陷鼻腔。我咽下一大团口水,抓紧点单,却未曾想过一千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古城,男女老少排成长队,耐心等待炉内的鸭子翻转上色。淅出的油滴在炉火里滋滋作响,烤好后色泽红艳的鸭子列队展示于玻璃橱窗后,被小心切块,再调上店家精心配制的卤水。接过店家手中递来的袋子,香气就急不可耐地往鼻子里钻,一手捧着热乎乎的烤鸭,一手牵着勾头谗望的孩子,无暇多言,匆忙赶回家要趁热吃掉。 北京烤鸭是帝都人民宴请宾客的上选,一是广尽地主之谊,替友人解封“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北京烤鸭真遗憾”的怨念;二是北京烤鸭吃起来有充满仪式感的排场:片片削好的烤鸭如花瓣层叠白玉盘中,周围锦簇着小盏荷叶饼、葱丝、黄瓜条、萝卜丝、白糖、酱料。放眼望去一道菜就盖了半张桌,颜色有红黄绿白等煞是好看。吃的时候手托薄饼,用筷子挑一点甜面酱抹于饼面,酱身上轻轻覆盖几层片鸭,再加上那些红绿白们,卷起来两手捧着送进嘴里。唇舌最先接触到面饼的淳朴气息,咬开之后是甜面酱的浓郁涌入口腔,再多嚼几下主角烤鸭就出场了:鸭肉肥而不腻,脆亮的鸭皮释放出少许的油脂正好被面饼中和,甜面酱陷入鸭肉中,带领吃肉的快感走向新一波高潮。那些依个人口味宠幸的葱瓜萝卜们,释放出的清冽气息又拉着食客从齿间的迷醉中回过神来,右手重拾筷子,左手早已托成碗状等待另一片面饼的降临。以上是北京烤鸭最日常的吃法。有人会把甜面酱换成辣酱,以至于蓝莓酱也不甘寂寞地出场了;有人放弃蘸酱转而蘸糖(又是一场甜咸之争),还有丧心病狂的吃客会把白砂糖换成跳跳糖,把黄瓜条换成哈密瓜条,各种花(zuo)式(si)吃法沸沸扬扬,好像离烤鸭本身倒是越来越远了。以至于有不甘心的老字号跳出来说,正宗的北京烤鸭要有几点: 喧嚣之下,南京烤鸭这边倒是波澜不惊,但是没有争议可不代表不好吃哟。 与北京烤鸭比,南京烤鸭的吃法简洁。现烤的鸭子,挂在店里,色泽明亮。一只或半只卖,也可以分前脯和后座。案板上一刀切下去,肥汁四溅,油汪汪地耙在碗里。烤鸭通常切成4-5厘米的厚度,浇上卤子,直接就着白饭吃。一口下去,鸭肉饱满细腻, 外酥里嫩。南京烤鸭比北京烤鸭肉质烤得更蓬松,正是吸收了卤水以后,鸭肉的汁水与卤水交融。撕扯肉丝的时候,吸收了的鲜香卤水又从鸭肉中释放出来。并且油亮的汁水渗在饭里,好像连带着那碗米饭也变得神奇诱人,几筷子扒拉就见到碗底。 南京烤鸭与北京烤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卤水,卤水的调制与烤鸭制作一样讲究。烤鸭子的时候,就需要在鸭腔灌水,一起入炉,外烤内煮。经过烘烤,鸭肉的精华也渗透到这汁水里,鸭肉熟了,汁水也鲜透。烤炉这边旺着,另一边要架起锅来,用生姜、葱、桂皮、香叶、蒜头、辣椒干、十三香等等佐料十几余种,慢火熬制。等到鸭子出炉时,把烤出的汁水与锅里的卤子倒在一起,趁热浇上糖色、米醋、精盐,勾人心魄的鲜香味道随烤鸭一起打包,都交与这一厢识货的人。 “烤”字在古时又作“炙”。以整只动物为食材,整体烤炙,割而食之的菜肴制作方法最早源自北方胡貊民族,故名为“貊炙”。“烤乳猪”、“烤全羊”、“烤全牛”,这些“炙貊”佳肴都是伴着北方游牧人的最炫民族风传来。将鸭子作为烧烤食材,最早见于南北朝的《食珍录》,然而今天我们所尝到南京烤鸭的做法,却是源于明太祖朱元璋。话说朱元璋爱吃鸭子,定都南京之后,依仗这里水系发达、湖鸭肥硕,以至于要“日啖一只鸭”。水煮、红烧、清蒸,各式做法全都吃遍,御膳房为了抓住帝王的胃,来抓住帝王的心,开始用炭火烘烤的方式来做鸭,后来又绞尽脑汁升级成焖炉烤鸭,即不用明火,而用炉温烤成,天然绿色环保。南京百姓本来就有吃鸭的风俗,在王的带领下,这股吃鸭热更是掀起了新一波的浪潮。南京鸭肴与“古书院”(国子监)、“琉璃塔”(大报恩寺)、“玄锦缎”(云锦)并称金陵四绝。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一同打包去的不光有南京的文官武将,更有南方的美食大厨。南京烤鸭随新王进入北京,从宫廷传向民间。但由于水土不养鸭,北京的鸭子普遍较南方肉瘦,烤出来的鸭肉不够滋润,口感欠佳。为了养肥鸭子们,只好圈鸭于竹笼使其不得动弹,只留出鸭头每日填喂,不出三个月,胖鸭子自然呼之欲出。这也是后来“填鸭”一词的由来。 明代嘉靖年间,京城第一家烤鸭店“便宜坊”在菜市口南侧的米市胡同开业,最早的店名就叫“金陵烤鸭”。从南京流传过去的烤鸭店除了便宜坊,还有六合坊等,名称上都带有浓浓的南京印记,其中以“便宜坊”最为出名,也最广受文人墨客的喜爱。 比如说,民国初年,鲁迅住在宣武门南绍兴会馆时就是便宜坊的常客。 位于菜市口米市胡同31号的老便宜坊与鲁迅所居的南半截胡同中间只隔一条丞相胡同,步行大约十分钟的路程。1912年7月28日的《鲁迅日记》:“晨稻孙来,午饭于广和居,季菇、莘士在坐。饭后赴吴兴馆,夜又饭于便宜坊。”1913年8月日的《鲁迅日记》说:“??六时半抵北京,七时到寓。??朱焕奎来,又饭于便宜坊。” 你以为只有明朝的皇帝爱吃鸭子吗?大清朝表示不服!据《五台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于“二十八年,三月初五至十七”, 十二天内吃烤鸭达八次之多(明太祖说吼吼这算啥,我可是日啖一只鸭的人喔)。清代御膳房专设立“包哈房”,简单讲就是成立了专门制作烤鸭的工作室;朝廷还把潮白河畔的“白河蒲鸭(北京鸭)”迁到地肥水美的玉泉山一带放养,除此之外,清朝对烤鸭放的最大招是,将原有的焖炉烤鸭制法改进,发明了“挂炉烤鸭”。 焖炉鸭一般是用双层铁皮炉来焖,内填燃料。大一点的商家如“便宜坊”,采用砖砌焖炉,留有一门。烧到炉壁发灰时,将烤鸭放入,关上炉门,用炉内余烬和热炉壁焖烤成。烤鸭不见明火,受热均匀,油水消耗少,自然外皮酥脆,内里嫩而多汁。 而挂炉烤鸭是将烤乳猪的制法移植到烤鸭上。制作手法为:取一只完整的北京填鸭,从割开处打气,使其皮肉分离,开膛去内脏后用一根短木棍支撑胸骨,涂上糖与香料后风干。然后将晾干的鸭子肛门用木塞塞住(请忽视),挂在专用烤炉中,手边常备一壶水以便随时灌鸭,并且要不停翻动,保证受热均匀,最后烤出的成品如同涂了枣红的亮漆。木材选用以枣木最好,其次为桃、杏、梨木。 总结一下,焖炉派与挂炉派有三大区别: 只有焖炉烤鸭才有炉门封闭,以炉壁余温烤制。而挂炉鸭用枣、梨木等果木为燃料明火烤制。 挂炉烤鸭在烤制时是可以随时检阅的,要用挑杆常常给鸭子换位,以使受热均匀。而焖炉鸭只能在放入炉子和觉得鸭子烤好时才能开关炉门,时间火候全凭厨师的经验积累与判断。 挂炉烤鸭受力明火,鸭子皮下脂肪化掉,烤成的鸭子皮较干脆。焖炉烤鸭炉内湿度相对较高,烤出的鸭子皮肉相连,鸭肉较挂炉派更加蓬松多汁。 是的,你造有座城市,被自豪地称为“鸭都”吗?金陵地的鸭肴之多,食鸭人之众,可谓中国之最。根据南京鸭业协会的数据,南京年加工销售的鸭子超过一亿只,鸭产业经济总值超百亿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南京人那么爱吃鸭?这里请允许插播一条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关于明太祖的传(谣)言。(朱元璋说,怎么又是我?) 相传洪武年间,朱元璋想建造南城门楼屡次不成,总是修到一半地基下陷,城门楼倒塌。于是在算卦谋士的指点下,去向当地土豪沈万三借聚宝盆埋于城门下,来镇压辟邪,借时许诺说第三天的鸡鸣前还。可是埋都埋了,还怎么还呢?机智的璋璋下令把全城的鸡都杀光光,不准南京城养鸡,以防止打鸣,所以南京人就没有鸡吃,只能吃鸭了。 野史只供茶余饭后笑谈,南京人吃鸭的真正原因,恐怕一是历史,二是水系。江南水乡江水纵横、河网稀布,适合鸭子的饲养。《吴地记》中即有金陵人“筑地养鸭”的记载。而道光《北湖小志》中提到:“养鸭家,必驾小舟徜徉于二荡涧,每成群多至百千。” 因为热爱,所以吃的风生水起。除了烤鸭的做法,还有大名鼎鼎的咸水鸭、酱鸭、板鸭、桂花鸭、水晶鸭等等,鸭身的每个部位,从鸭肝、鸭心、鸭肠、鸭脑,到鸭舌、鸭下巴、鸭掌,甚至鸭血(鸭血粉丝汤)、鸭油(鸭油月饼)都可以化身一道道好菜。“无鸭不成席”是南京人饮食的原则,家里来了客人,必然有一道菜是鸭肴。而制作鸭肴的厨师高手,可以轻松做出一桌全鸭席来。 百科里找到的某聚德的全鸭席(欢迎南京朋友提供当地全鸭席) 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在此之前他已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南京的焖炉烤鸭作为金陵地的口味印记,被陪同迁都的江南人带到北京,并从宫廷走向民间。 清朝同治三年,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前门外肉市旁新开一家“全聚德烤鸭庄”,就是如今“全聚德烤鸭”前身。全聚德的做法即是挂炉派,与便宜坊的“焖炉鸭”花开两朵,构成如今北京烤鸭的两大派系。 北京与南京,似乎总有羁绊,默默呼应着。獬执事大人在神文《土豆恋上大盘鸡》里曾经说过,“不同的鸡传承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与人文传统,更熨帖着芸芸众生的舌尖与肠胃”。而换做这里,同样烤鸭,在南京与北京的历史巨变中,却有了不一样的食法与流派。变的是技法,不变的是对美食的热爱。是传播,传承,还是演变,追根溯源比不过美(nan)食(bei)佳(chi)肴(huo)欢聚一堂。写到这里,南京北京的烤鸭之争,也可以握手言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