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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以【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追思和帮父亲走完最后一程后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历程。 转自/ 舒缓医学课程平台 文/ 董杰 父亲曾经无数次在这间医院住过，每次都是身体不适，过来住院。入院第一件事情就是辗转于各个科室进行检查，然后病房里输液。采购、做饭、送饭，两周后出院。妈妈教导我：年龄大了，这种地方需要常进常出，和医生护士搞好关系，到点出院，不要赖着不走，医生是要计算床位周转率的。 爸爸最后一次住院是因为疲劳，四肢无力。入院例行检查，发现贫血，肾功不理想，低蛋白血症。在进一步检查的同时开始输液，两天后，父亲开始水肿，整个人胖了一大圈，出现肾衰症状。于是开始输血、透析。 略有好转，又咳嗽不止，于是又是一系列的检查，最后我被叫到医生办，管床医生告知我：根据检查结果，我们怀疑您父亲可能罹患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 我带着父亲的片子，请父亲的好朋友肿瘤专家张昌义大夫会诊。张昌义大夫告诉我，你爸爸86岁了，即使怀疑肿瘤，建议最好不要做有创类检查，因为没有实际意义。即便确诊肿瘤，你爸爸现在的身体情况，也没有条件化疗了。 我听明白了，排除其他因素，就剩下等死了。我一直期盼有一天自豪的向朋友们炫耀，我爸爸100岁了，还可以种地养花。爸和我都这样年轻，怎么就要结束了呢，真想不通啊。小姑子也在这间医院工作，是肿瘤科大夫。她也是同样的建议，并告诉我，爸爸的情况不是很好，时间有限，家里的亲朋好友赶紧见见。还要跟你妈妈商量一下穿啥。 对46岁的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一生最最坏的消息了。不知度过了多少以泪洗面的夜晚。病房内外的我判若两人，进病房需要调整情绪，我要展现一个活泼孝顺的女儿的模样。离开病房就是个泪人儿。无助、焦虑、恐惧、不知所措。二十多年工作岗位的历练，也让我能够理性的思考，这种事情不能推翻重来，不能留遗憾。 于是和妈妈独处时抓紧时间和妈妈商量，征求妈妈的意见。一对顶牛了一辈子的母女，此时的想法却出奇的一致——不让爸爸痛苦。我们不再纠结是不是肺癌，要不要穿刺检查和治疗。那时我白天照顾公公，打理全家人的生活，晚上到病房陪爸爸，抽空给爸爸做衣服，因为爸爸要求穿军装，妈妈要求贴身的衣服我亲手做。当时爸爸喜欢大龙虾，我变着花样的做大龙虾，每天一只，其实爸爸就吃鸡蛋那么大一块。一个月下来全家人告诉我，再也不要做大龙虾了，吃伤了。 终于，有一天爸爸说我不想吃饭，因为人缘好，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跑来帮助喂饭，逗爸爸开心。可是，爸爸还是不能吃饭，身体瞬间消瘦了很多。医生不得不给爸爸插了鼻饲管。 我和妈妈轮流照护爸爸两个多月，已经筋疲力尽，不得已请来一位陪护，刚来的陪护没有经过培训，在往胃里打饭的时候，让我爸爸平卧在病床上，饭呛到肺里，导致呼吸骤停。临床医生本能地进行抢救，等我接到妈妈电话，奔到病房时，我看到爸爸已经被插管了，因为呼吸机还没有到位，医生在轮流捏气球。 一位年轻的医生告诉我，幸亏首长装了起搏器，否则根本就回不来。看到爸爸这个样子，我心如刀绞一样的疼。这是我爸爸要的有尊严的活着吗？ 记得有一年我从北京回家探亲，爸爸高兴，拿出珍藏的五粮液，我炒了几道爸爸喜欢的小菜，我们爷俩小酌了几杯。爸爸在聊天的时候交代过：闺女啊，我的军装帮我收好，将来，我走的时候，就穿它。爸爸活的要有尊严，不能像你张伯伯那样，那样的生命没有意义。（张伯伯是年轻时和父亲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在医院里居住很多年，浑身插满治疗和维持生命的管路，常年赤裸，被医生护士们治疗和照护着，就连肌肉注射都要把臀部的皮肤提起来，否则就打到骨头上了）。 根据爸爸的意愿，我跟妈妈商量，告诉妈妈不会有医学奇迹发生，爸爸不会醒回来了。经过妈妈的同意，我们准备撤掉了呼吸机、鼻饲管。根据现行规定，医生不能做，只能由我帮助爸爸完成他的意愿。妈妈只有一个要求，要轻轻的，不准让爸爸再痛苦，不准哭。 第二天就要送别爸爸了，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离开爸爸，我无数次握着爸爸的手，每次我触碰爸爸时，他的眼睛都有反应，而且心脏监护仪也有反应。因为虹膜水肿，爸爸的眼睛向上瞪着，完全不像那个慈祥的疼我爱我的爸爸。因为怕出现脑疝，爸爸头部周围摆满冰块。 握着爸爸的手，爸爸的手很软，很温暖，这只手在战争年代受过伤，曾经无数次给我做小工具，牵着我的手海边散步，沙滩上踏浪，是爸爸牵着我的手，教会我在大海里搏击风浪。每当我发烧的时候，彻夜不眠的爸爸无数次走到床前，轻轻抚摸我的脑门，轻轻扶我起来，给我一杯不冷不热的白开水，然后再轻轻帮我把被子盖好，最后再用手轻轻把被子掖好。 爸爸这双手很神奇，制作了太多的东西：有机玻璃的毛主席纪念章、废胶片的相框、用窗帘盒下脚料做小板凳、永远不重样的美味、土暖气、漂亮的大理石锅台，变速鼓风机的炉灶…… 望着深昏迷的父亲，我抱着爸爸的手，和爸爸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一早我和妈妈把病房里照护爸爸用的所有私人物品全部运回家（因为送走爸爸，我和妈妈都不想再回到这间病房里）。 病房收拾干净后，我到医生办，在相关文件上签署：放弃治疗，放弃抢救，像杨白劳一样按了手印。请护士帮助把输液的留置针拔除。在撤掉剩余管路时，我和妈妈围在爸爸两旁，我跟爸爸说：爸爸，我知道这东西让您不舒服了，我这就帮您撤了。撤鼻饲管的时候，妈妈说：老伴儿，这跟管子你最不喜欢了，现在咱把它拿掉，拿掉了你就不难受了。 随后，我和妈妈在爱人的帮助下，用温水给爸爸洗了最后一个澡。穿上我亲手做的衣服和军装，我给爸爸化好妆。我再次把爸爸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上，跟爸爸说：爸爸下辈子，我还是您闺女。妈妈不停地抚摸着爸爸的上眼睑，跟爸爸说：老伴啊，你辛苦一辈子了，累了，好好休息吧，睡吧，睡着了，就不再有痛苦了，女儿会照顾我的，你放心，我保证每周都来看你。 我们说着说着，爸爸的眼睛就闭上了，像睡着了一样，非常安详。确认没有问题了，我到休息室请前来送别的亲人和爸爸的好友进到病房。心脏监护仪上有韵律的波动，我知道那是起搏器在工作，撤除呼吸机后半小时，爸爸的自主呼吸就没有了。为了让亲人们接受爸爸走了，我把监护仪导电贴的纽扣拿掉了，无法正常工作的监护仪拉出一条直线。我听到身后有人说：二爷走了，二爷你好走啊。 送别爸爸，我一直在反思，整个过程有没有违背父亲意愿的地方，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没有呵护到妈妈。 妈妈对朋友说：我的女儿很好，为她爸爸做了一切，很欣慰。 我感谢管床医生，提醒我，在拔除呼吸管的时候，身边不要有其他的人，以免亲人朋友不理解，留下恶名，影响今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过程只有我和妈妈还有爱人陪伴父亲。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备受煎熬。妈妈也会偶尔问我一句：如果当年我们继续让爸爸用呼吸机，是不是爸爸还会像植物人一样活着。 每当妈妈这样问我的时候，我的心都像猛然插入一把刀，极痛！我回答的时候都不敢和妈妈对视，不敢看妈妈渴望知道结果的眼睛。之后要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告诉自己这是爸爸的意愿，爸爸亲口说的。但是，我永远无法说服自己：我拔除管路前，爸爸的心脏是有反应的，爸爸的眼睛是会动的，爸爸的手是热的。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会深深的陷入这种自我谴责无法自拔。 学习了缓和医疗，第一次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倾听的是协和老年医学科的刘晓红大夫和宁晓红大夫。她们的首肯，使我的内心得到些许的解脱。 回到家里，我赶紧向妈妈讲述我在协和的故事，告诉妈妈协和的专家肯定了咱们的做法。我们最大可能的减轻了爸爸的痛苦。爸爸走得非常安详，像是在家里睡着了一样。妈妈说我就是不想让你爸爸受罪，爸爸的一生太不容易。说完就到客厅里站在爸爸的相片前，说：老伴儿，女儿北京学习结束，回来了，放心吧。 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很纠结，因为呼吸机的管路是我拔除的，而不是医生。
本文转自《舒缓医学课程平台》，编辑宋艳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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