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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济志在讽谕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 10

 江山携手 2016-08-01

 

中国古代的诗人咏叹民瘼针砭时政,成为传统,这样的作品历朝历代都有,汗牛充栋,俯拾即是;但是自觉明确地从咏叹民瘼针砭时政这样的目的出发,系统进行创作的,白居易为第一人。他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编排构建的讽喻诗系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成就都没能超过白居易。对白居易的讽喻诗,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褒其政治性强,贬者贬其艺术性差。我所要论的,恐怕褒贬两者都不高兴,因为我要说:第一,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有达到;第二,《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

这节课只说第一点,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达到。艺术性下节讲。

白居易花几年工夫如此热忱地写下这两组60首诗为什么?他自己在《新乐府序》中说得很清楚:“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且非常自负:“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就是说他要以自己的讽谕诗兼济天下。白居易写这两组诗的时间,是任左拾遗的三年之中和前后不久。当时,他参政热情极高,“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奏请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等等。有的,皇帝还真接受,比如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新唐书》白居易传。更多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新唐书》白居易传)。他自己说有一些事不便于写成奏章,就写成诗歌,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与元九书》)

原来,白居易是把这些讽喻诗当作奏章来写的。我们只须看部分题目,就清楚了:


《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


《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


是不是象奏章?不但有戒,有刺,有忧,也有赞美,还有歌功颂德。


我们再看《新乐府》中的一首《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朝大觜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高飏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语言非常通俗明白,鸢、乌、鸡、燕、雕等各是比喻什么也十分清楚,秦吉了明显是自比,最后五句如果我们把所喻的本体揭示出来,就应该是这样:


 白居易,人家说你是谏官,难道没看见百姓的冤苦吗?我们知道皇帝是天下之主,你竟不替百姓向皇帝进言,那么你所有奏章全是废话!


从这首诗我们看出,白居易是把替百姓向皇帝申冤诉苦当作自己责任,写讽喻诗,也是尽谏官之责,“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只有天子知道了,才能下圣旨解除百姓的苦难。白居易的兼济天下,必须经过天子。那么天子怎样呢?我们再看白居易的一首《黑潭龙》,也是《新乐府》里的: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驾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


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这首讽喻的诗题后写着“疾贪吏也”。又是猪又是酒的供品被林鼠山狐吃了个干干净净,九重泉底的龙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赋税进贡被那些贪官污吏层层中饱私囊,高高在上的皇帝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就正儿八经地写奏折;如果他知道,那还省事了。写讽喻诗算干什么?你是想让他知道还是不想让他知道?他有那工夫看吗?从实际效果来看,证明宪宗皇帝根本没见过这些诗:《卖炭翁》苦宫市的,《红线毯》指斥常贡以外进奉的,《蛮子朝》和《轻肥》讽谏贬抑藩镇和宦官的,这几条,都是此前不久“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结果我们知道,不但一条也没行得通,反倒是愈演愈烈,那些革新派人士赐死的赐死,贬官的贬官,白居易又提出这几条来,也还是一条都没实现,可是他也没有立刻因此而贬官,只能说明宪宗皇帝没看见,不知道。他还异想天开地建议设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先向歌诗求讽刺”,这简直是开政治玩笑,哪一个统治者肯这么办?


 白居易诗中所言倒也不是都没实现,有一句70年以后实现了,这句在《秦中吟》第七首《轻肥》当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秦中吟》前言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应该是白居易确实听到了衢州人食人的传闻。史籍当中,“人相食”、“易子而食”之类,是兵荒马乱大灾之年必有的文字,我查唐史没查到贞元、元和年间衢州人食人的记载,但是发现70年后竟有更为骇人听闻的惨剧:


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五十》)

由此,我们可以说白居易的《轻肥》,以至于《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全部的讽喻诗,实际上是唐王朝小有中兴气象还算安定之时的“盛世危言”,他是要以此警醒皇帝,可惜皇帝不听。

那么退而求其次,当朝掌权的大员听不听呢?也不听。不但不听,有的还咬牙切齿。

白居易自己说:

言未闻而谤已成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与元九书》、《伤唐衢诗》)

皇帝还及未闻,就得罪了权贵。我们再看《秦中吟》的第九首《歌舞》: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秋官指刑部官员,尚书、侍郎等,廷尉即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狱中囚犯活活冻死,而主管全国刑狱的最高官员无动于衷,照旧花天酒地。白居易的《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有这样一句:“死囚四百来归狱”,句后注有“贞观六年,亲录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归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应期毕至,诏悉原之。”这是史实,唐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都有记载。旧唐书说290人,新唐书没说人数。与太宗朝相比,官场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抱有兼济天下之志的白居易怎能不忧心如焚呢?所以他同时还上了折子《奏阌乡县禁囚状》。可是他的诗和奏折不可能唤醒腐败官僚们的良知,除了使这些二品三品大员,对这个只不过从八品小官的左拾遗,从此恨之入骨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作用,狱中囚犯继续会冻死,而且越来越多。

白居易的讽喻,皇帝不听,大臣也不听,我们再退一步,百姓听不听?当然,百姓听了也没用,“好,按白居易说的办”,可能吗?他们没有这个权力。问题是当时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个左拾遗白居易在为他们请命。诚然,白居易生前,他的诗歌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正象他自己说的:“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但所题所咏,不可能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和“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也不可能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更不可能是“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本来这些话就不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世间自然不会传唱。可是,这也就终于弄得白居易的讽谕诗“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了:

白居易的讽喻诗原本是写给皇帝的,但是皇帝不看,即使看了也没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条讽喻,有的干脆变本加厉地反其道而行。白居易一生经历过九代皇帝,他的讽喻诗问世后有六代,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没有任何记载说哪个皇帝因为哪首讽喻诗发布什么圣旨。只有敬宗(李湛)在白居易任苏州刺史的前后写过这么几句赞语:

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鲠之志,阖境有褲襦之乐。

宣宗(李忱)在白居易死后五个月写了一首吊诗,诗中只提到《长恨歌》和《琵琶行》。

在大臣官员们当中呢,他的讽喻诗除开招了恨埋下贬江州的祸根之外,没起任何作用,没听说有谁受了哪首诗的感动,从此变的爱民廉洁起来。至于老百姓,更绝无一家是因为《秦中吟》、《新乐府》而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 

如此说来,白居易所设想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这个志向,或者说这个政治目的,在他的生前,没有达到。他也确曾兼济了,但那是因为行事,而不是因为作诗。“施于物为政能……阖境有褲襦之乐”,是说他在杭州及苏州任刺史期间,兴修水利,加固湖堤,蓄水灌田,疏浚水井,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实现了“恤隐安疲民”的愿望。他罢杭州刺史时所作《别州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七十三岁,白居易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

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这个志向在他生前没有达到,可是文章千古事,在他身后,他的讽喻诗越来越引导鼓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我有的时候竟然这样遐想:为什么白居易把诗歌写得那么通俗易懂?也许,他就是要留给21世纪的中国人看的。

0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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