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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黄公望
——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
作者：王瑞来
2016-07-25
【摘要】：本文属于窥一斑而见全豹式的个案考察,藉此阐述笔者主张之宋元变革论。对于出生在南宋江南的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本文考证了其迄今为止尚不清楚的家世与生平事迹。并且以黄公望的生平为线索,打破王朝界限,在同一个帝国的视野下,通过论述黄公望身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试图揭示历来被忽视的从南朝到南宋的历史连续性,强调成为经济、文化重心后的江南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从而昭示南宋的遗传基因在元代的放大以及向明清乃至中国近代延伸的意义。
【作者单位】：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关键词】：黄公望南宋
江南 时代背景 停废科举 录鬼簿 中国历史
生平事迹童子科元代
引言首先解题。题为《写意黄公望》，并非讨论黄公望的山水写意画，而是让黄公望入画，走进他一生钟情的飘逸山水，走进他流连不舍的富春山居，为画家本人作一幅大写意。不过，这幅写意并非使用画笔，也不需纸帛，而是用文字来勾勒。为何不直称生平考述，或绘事评述，而叫做写意呢？
这是缘于，黄公望尽管晚年名声已显，后世倍受推崇，俨成文人画新开山，连古稀天子都为之倾倒，但历来仅仅藉画成名者，其生平事迹多语焉不详，远不如以位显赫、以文名世者被详细载录。重其画，忽其人，根砥还在传统观念的排斥，薄技小艺，难以入流。正史不载，要入只能入录鬼之簿。因此，后世名声如雷贯耳的黄公望，生平事迹朦胧如雾中山水。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写道：“远水无痕，远人无目。”黄公望的生平，便如一流远水，难著细痕。黄公望，你在云雾远山中，我们遥遥眺望，看不清你的眉目。所以，无法绘一幅纤悉毕俱的工笔画，只能勾勒山水朦胧人朦胧的大写意。
一、风景旧曾谙：黄公望的时代底色
长寿的黄公望，几乎与元朝相始终。这个特殊的时代，便是这幅写意画的底色，便是黄公望徜徉寄情的山水。真正的传统写意画，尽管有浅绛、有青绿，有金碧，并非十分注重色彩，而在达意。我借写意之名，却要浓墨重彩，来书写铺垫黄公望置身的时代底色。
13世纪中叶，一支剽悍的铁骑，在漠北高原勃然而兴，不数十年，横扫欧亚。汉人失去了江山，中国大陆成为大元帝国的中心区域。此前，有过五胡乱华，有过南北朝对峙，有过辽宋西夏并存，有过宋金分立，但无论治域广狭，汉人的旗帜依然飘扬。沦陷区的人们遥望着这面旗帜，心存希望，还能“遗民忍死望恢复”。全土沦陷，旗帜不存，这一铁的事实，冲击着无数人的心与身，有过激烈反抗，有过默默抵触，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时光的流水会冲淡感伤，会抚平创痛，还会淡忘苦楚。黄公望生当宋末，十岁那年，大宋的旗帜伴随着陆秀夫负帝蹈海，已经彻底淹没于崖山的狂涛之中。再过十年，黄公望成年之时，多数人已经看惯了宽脸高颧的蒙古人，不陌生金发碧眼的色目人，熟悉了达鲁花赤这样别嘴的官称。生活归于平静，社会归于平静。
黄公望生长的江南，至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经济富饶与文化兴盛，已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以孙吴的江南开发为端绪，西晋永嘉南渡，大规模移民，东晋的百年经营，南朝的持续繁荣，使江南俨然成为取代中原的正统所在。五胡十六国中，奉东晋正朔的为数不少。而北朝对南朝仰慕效法的结果，竟达到“衣冠士族尽在中原”的程度。
近四百年的江南发展，使得隋唐再度全国统一后，即便是政治中心重归中原，经济重心已在江南确固不移。中国，政经逐渐分离，走向二元化，因此才会有大运河的修筑。从隋唐到北宋，王朝统一的长期统治，聚光灯一直打在政治中心，江南的经济重心虽被极度依赖，重要性却被淡化，被遮蔽。江南，独自悄然繁华。直到女真人的压迫，宋朝立国江南，才将南朝与南宋的连续性重新揭示。其实，地域变化的缓慢，一直让这种连续性潜伏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宋人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北宋柳永的词让完颜亮对富饶美丽的江南垂涎不已，雄心勃勃地写道：
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不过，完颜亮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幸运，“提兵百万西湖上＂上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蒙古铁蹄的江南征服，除了对常州等少数激烈抵抗的城市实行野蛮屠城之外，对江南基本上是无血征服。蒙古军队进行残暴屠杀可以说是一种恐怖战术，让人闻风丧胆，放弃抵抗。美国学者贾志扬便指出：“对抵抗者施行屠城，是蒙古征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志性行为。＂
然而，对不进行抵抗的地域，蒙古军队实行的则是怀柔政策。《宋季三朝政要》卷四于咸淳十年载：“伯彦大兵至复州，诱守臣翟贵曰：汝曹知几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按堵如故，衣冠仍旧，市肆不易，秋毫无犯，关会铜钱依例行用．”
就是说，如果识时务投降，承认蒙元统治，则一切照旧，做官的依然做官，经商的依然经商。乡绅的社会地位不变，南宋的货币正常流通，蒙古军队保证秋毫无犯。同书卷六之末也说道：“大元兵锋所至，降者不杀。”
的确，蒙古征服者基本上恪守了对降服者不杀之诺言。元人刘敏中《平宋录》卷上记载了翟贵举城降服后蒙古军的对处，这是《宋季三朝政要》的编者有意略去的部分：
其翟安抚贵即日出降．诸将言于丞相日：“自古降礼当要降表，须知计点粮军数，差官镇守．丞相不听，传谕诸将，无令一军入城，违者斩之．于是无秋毫之扰．”幸运是江南。不流血征服的客观意义极为重要，这使得千年繁华的江南社会结构与生产力没有受到较大的重创，更使得经济重心的作用不仅在有元一代，在明代在清代乃至今日，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南宋以降，说到中国，甚至主要是指江南。至少，是江南支撑着中国。
生于兹，长于兹，黄公望就游走于山青水秀的江南。
江山易帜，大漠风沙席卷江南。在大宋王朝，黄公望仅仅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十年。或许有人认为，孩提的十年，不会给黄公望留下什么记忆。通常的承平时代也许不会，但黄公望经历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且不说大背景的改变，就是他本人也遭遇了我在后面提到的生父死亡、母亲改嫁这样重大的生活事变。磨难催人早熟。自幼聪颖的黄公望，作为养子，在进入家道殷实的黄家之后，勤奋学习。南宋江南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于无形之中熏陶塑造着黄公望。尽管此后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在元代，但犹如一种遗传，黄公望的基本文化底蕴已在幼年的南宋最后几年形成。
硝烟散去，血色暗淡，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务农的盼丰收，经商的盼盈利，读书的想做官。江山鼎革，王朝更替，关心的主要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戚。普通百姓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比知识人描述的要低得多。上层的政治变动对百姓的生活影响甚微，纳税缴粮任何时候也躲不掉。
以往人们看历史，过于看重王朝兴亡，朝代更替。其实，这只是整体历史中的一个个自然段，并不反映历史演进的逻辑关系。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史，用他们的习惯，超越王朝畛域，一般将中国历史分为帝国初期、帝国中期、帝国后期。
从这样的历史分期可以受到的启发是，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改朝换代，不过犹如现在的政府换届。执政者的出身、民族都不对帝国的运营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前朝的法律如果没有明令废除，到了新朝也一样生效。比如伴随着焚书坑儒，于公元前213年颁布的秦朝挟书令，直至公元前191年方被废除。是时，汉王朝已经了建立十余年。挟书令废，人们方敢将隐藏的诗书百家语公开拿出晒太阳。北宋到第三代皇帝真宗朝，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逃赋还在追征。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宋刑统》依照唐律模样画葫芦。三公九卿制，超越王朝实行了上千年。三省六部制，又是唐宋元明清，实行了上千年。
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体认，还是决策者的意识，都丝毫没有怀疑政体的连续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宣示的不过是王朝正统，就像现在的民选政府一样，那是神选王朝。在这样世代沿袭的传统之下，改朝换代，犹如改头换面，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导致的是普通民众政治意识的淡漠，同时也对体制的恒久不变深信不疑。
黄公望，就是这样一个帝国治下的子民，其意识也与常入一样。
二、生死两茫茫：生父死亡，母亲再嫁
与黄公望相识的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对黄公望的早年有寥寥数笔的记载：
黄子久，字公望，乃陆神童之次第也，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髦龄时，螟岭温州黄氏为嗣，因而姓焉。
曾接受过黄公望所作的《南村竹堂图》的陶宗仪，也在《南村鷟耕录》卷八记载：
黄子久散人公望，自号大痴，又号一峰，本姓陆，世居平江之常熟，继永嘉黄氏。
由此可知，公望本姓陆，童年时过继给黄氏，方名黄公望。
为何要过继给黄氏？似乎还没人追究原因。清乾隆年间再订之清修《江南通志》，于卷一六八载：“元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本常熟陆氏，少丧父，母依永嘉黄氏，遂因其姓。＂《江南通志》初成于康熙二十二年，再成于雍正九年，三成于乾隆元年。方志不同于其他史籍，由于递修的特点，史源久远，晚出亦多可信。据此可知，公望非正常过继，而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贫无所依，携其嫁入黄家。这跟北宋范仲淹的情形相似。范仲淹二岁而孤，其母携其改嫁，范仲淹遂冒朱姓，连进士及第使用的都是朱说之名。
过继后黄公望名字的由来，《录鬼簿》所述为众所周知：“其父年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静公望继父即使并非九十高龄，当亦年纪不小。无子之黄氏，与其说再娶，不如说是收子，冲着聪敏的黄公望而来，其母倒成了陪伴。黄公望母亲再嫁的事实，也让“烈女不嫁二夫＂道学观念在宋末的普及程度大打折扣。
黄公望生父因何而亡，似乎也可推测一二。推测，须放眼时代的大背景。
在黄公望六岁的南宋德祜元年（1275），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五记载，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陷落后的常州遭到元军屠城，史籍所述状况十分惨烈：
大元用我叛将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蚩、统制刘师勇、王安节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将尹玉、朱华、张全、麻士龙赴援，良臣战，杀数千人，复收残兵五百，与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杀七八十人，遂死．麾下无一肯降者．朝廷赠濠州团练使，庙食赣州，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即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筑堡，土至，并人填陷其中．又杀常州之民数百人，煎膏取油，作炮掷于牌权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发．十一月，常州粮尽，刘师勇以八骑突围，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害死之，生获将军王安节，不屈而死．
屠城事件与“髫龄时，螟蛉温州黄氏属嗣”的时期比较接近，而常州与常熟在南宋同属两浙西路，相距不远。黄公望生父死于常州屠城之际，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怎么说，生计无着的母亲带着黄公望改嫁的原因是丧夫。
三、“唯有读书高力”：谁习神童业
对于黄公望早年生平事迹中，《录鬼簿》所云黄公望原本“乃陆神童之次弟”，亦不知何据。
明人朱谋至《画史会要》卷三载： 黄公望，字子久，其父九十始得之，日黄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平江常熟人．幼聪敏，应神童科．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后隐于富春．
明人所述，当有所本。检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载：“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平江常熟人。幼习神童科，通三教，旁晓诸艺，善画山水”
同为元人所记，不当信彼非此。至少可备一说的是，习神童科者乃黄公望。
髫龄之幼的黄公望习神童科，当是随改嫁之母进入黄家之后。黄家当属殷实之家，所以黄公望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致后来“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
智力超常、出类拔萃的孩童，代不乏人。因此，早在唐朝便有童子科之设。《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记载了唐朝对童子科的规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詠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历史进入宋代，科举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士大夫主导政治舞台的士大夫政治。在这种氛围之下，神童科也为之大振。据何忠礼先生《南宋科举制度史》的统计，从北宋太宗朝到仁宗朝，童子科取士便达２７人。著名文人杨亿、晏殊均出此选。神童出身者，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大中祥符八年（1015），在范仲淹进士及第的同一年，三岁的蔡伯希，在召试时，因吟诵御制歌，让真宗皇帝龙颜大悦，不光授官，且挥毫赐诗：“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当时的舆论导向也大力提倡。北宋年间编纂的《神童诗》开头的第一首便如此吟咏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到了南宋，应童子科者大增。制度规定也臻于完善。南宋中期以后的宁宗朝，下诏规定童子科每年录取三人， “为定制焉”。
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让千百万平民也看到了地位提升的光亮。犹如今日督子用功，早期开发天资聪颖的孩子，应神童科，实在是节省成本的有利之为。这一定也是黄公望继父的一个梦。
不过，黄公之梦也不顺畅。其实，早在黄公望出生四年前的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便已下诏废止了童子科。但这并没有让几年后得到养子的黄公梦碎。因为自从童子科发端之后，几百年间，常有兴废，然亦屡废屡兴。黄公坚信必会再兴，而民间针对童子科，职业性的应试指导，也未因这道诏令而停止，甚至都未因江山鼎革而中辍。
因此，黄公望在宋末的最后几年乃至入元之后，一直锲而不舍，“习神童科一”。
四、“林风惊断西窗梦”：科举停废之后
隋朝肇始的科举制度，对中古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经唐历宋，科举大盛，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管道，给了千千万万读书人一个温馨的梦。伴随着寻梦，社会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提升。
蒙古人入主华夏，在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受到重创的江南，抛开民族情绪之外，人们的一般认识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政治体制虽有变异，而更多的是遗传。甚至地方官，除了多几个洋面孔之外，还多是老模样，似曾相识。这让多数人深信，一切没有大变化，科举也会重开。毕竟，任何王朝各级政府都需要管理人员。几百年来，官僚多由科场出。这便是入元后惊魂甫定的黄公望继续习神童业的动机，也是“望子久矣＂的黄公显扬家声的期待。
不过，高龄喜得继嗣的黄公也许怀着期待便已离世，如果继续存留世间，后来的事实一定会让他失望至极。这个蒙古人的王朝迟迟不开科举，并且丝毫没有重开的迹象。延宕几十年，让千百万士子科举梦碎。后来勉强重开，终元之世，取士不过千把人，不及宋朝有时的一科取士数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在制度上，这是元朝的变异。那么，元朝的官员从何而来呢？元朝以吏为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 停废科举，这是变异。以吏为官，则又是在深层意义上的遗传。
国土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南宋，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虽然没有变，但员多阙少，通往仕途之路拥挤不堪，没有那么多的位子让依然源源不断产生的科举合格者很快地如愿以偿。
其实，读书人走科举做官的路一直很艰难。艰难在于竞争激烈，科举合格者是千分之一的高倍率。而南宋更惨的是，千辛万苦熬到金榜题名，多数人还是混不上一官半职，还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南宋经济远较北宋发达，而且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本身的竞争激烈，加之及第后的谋职不易，就把不少士人推向了地域社会。然而，滞留于地方的士人并不可能都就地成为乡绅，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则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当了吏，即成了所谓的胥吏。官为朝授，吏为官招。性质不同。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并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与实践。
与北宋相比，士人的流动有一个上下的变化。即北宋的士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走出地方，向上向中央流动。而南宋的仕途现实，则使士人向下向地方流动。
上述这些，便是元代停废科举，以吏为官的深层遗传因素。不能完全以蒙古人统治的特殊性来解释元朝停废科举。
元朝优礼士人，拥有保护这些社会精英的意图。不过，目的并不是通过他们来恢复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据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现实，将这些文化人作为胥吏的预备队而加以保护的。早在南宋平定不久的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就下过命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而窝阔台在设立儒户之前，也以“儒通吏事＂与“吏通经术＂为条件，命令各地政府选拔官员。在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的确也加入到了胥吏的队伍之中。
元人揭侯斯在《富州重修学记》中写道：“时科举废十有五年矣，士失其业。＂ 《元史。选举志》也对元代科举废止后士人的流向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刀元代士人弃儒从吏，我在《科举取消的历史》一文中，列述了部分事实，现择数例移录如下，以见当时之潮流。
元人徐明善《芳谷集》卷下《冷东斋义役规约》就说：“科举废，耳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一就是说，没有了科举，也就无需习文了，学校名存实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类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楼集》卷十一《闽县学记》中也指出了当时士人的状况：“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
与黄公望有过交往的危素写于至元四年（１３３８）的《送陈子嘉序》记载：“大梁陈君子嘉，工举子业，使群进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废，学官荐为六安府史。陈君日：‘古之圣且贤者，盖有为委吏者焉，有为乘田者焉，有为抱关伶官者焉。府史，与上官谋议政事者，随其所得为而致其力学者之事也。’乃来江宁省其亲而后去。
元人唐元《筠轩集》卷十二《唐处士墓志铭》载：“公年益茂，忍贫苦学，授徒村塾，生计萧然。或日，吏术，时尚也。君舍方册而从刀笔可乎？自是，始探讨科条，举口成诵。县有大狱疑谳，资君勘治。然持心宽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故贫。一从这一记载看，唐处士这个士人，在科举废止的时代，大约是金榜题名之梦未泯，最初仍有一种坚持，“忍贫苦学＂，并以教授村塾的学童为生。最后终因生计难济，也顺乎当时的潮流，做了刀笔吏。不过，“不干禄公家＂那份书生的清高，让他依然贫困。
从上述史料可以观察到，士人“舍方册而从刀笔”，以“吏术＂为业，已成为众所趋之的“时尚”。
当然，也有坚持业儒的士人。《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记载的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
在这样一个士人流向多元化的时代，黄公望走向了何处？
五、“效官刀笔间刀”：胥吏生涯
黄公望的幼年经历与前述的陈栎很相似，自幼习神童业，“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不过，在继父去世后，黄公望一是可能没有不事生计专心儒学的财力，二是以吏为官成为新形势下光宗耀祖的唯一路径，所以，黄公望也未能免俗，而是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大军。
《录鬼簿》记载黄公望“先充浙西宪吏，以事论经理田粮获直＂。明嘉靖《浙江通志》黄公望小传则传达了更为明确的信息：“元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未几弃去。＂有元之世，两次使用“至元＂年号。根据黄公望生年，此处的“至元刀当为迄”止于他２６岁的前至元，而不可能是六、七十岁时的后至元。根据今人胡艺《徐琰、张阊与黄公望》一文的考证，徐琰便是入传《元史》卷五十八的徐炎。也是清人所修《元诗选》收录的徐琬。综合诸书所记，胡艺认为黄公望为徐琰所辟担任书吏是在至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前后。是时，黄公望刚刚二十三、四岁。
从如此年轻的年龄看，为徐琰所辟担任书吏，似乎是黄公望初次出道为吏。具体职责范围是《录鬼簿》记载的“经理钱粮”的“宪吏＂。
我还注意到《录鬼簿》对黄公望记载中的一句赞美诗句：“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这句揭示的第一层面的事实是，黄公望因经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获罪。或是得罪了地方权势，或是得罪了顶头上司。明王鏊《姑苏志》卷五十六即云黄公望“补浙西宪掾，以忤权豪弃去”。其结果是，黄公望初次为吏的生涯被迫中断，过早结束。
而揭示的第二层面的事实则是，黄公望的人格光辉，性廉且直。廉者，清廉，廉洁，不受贿赂，不受诱惑，不取不义之财。直者，一根筋，秉持理念，宁折不弯。这样的性格与人格，在任何时代都不适于在官场生存。黄公望后来自号“大痴”，也有讲述自己缺少官场应有圆滑的意味。郑元祜的诗以黄公望的口吻写道：“众人皆黠我独痴，头蓬面皱丝鬓垂。＂这便是黄公望形象与性格的如实写照。因此说，在需要狡黠心机的官场，耿直的黄公望获罪而归，势所必然。
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瞒上、鱼肉百姓的负面形象。这样的记载，充满了作为载笔者的士大夫的偏见。其实，行政管理胥吏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政治的进步。现在国内也讲专业化管理，国外更是重视技术官僚。古代的胥吏，可以说就是一批技术官僚。由熟悉行政业务的胥吏出身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行政，大概比科举出身的“道德＂官僚要有效率。
初次的官场失利，或许是还没到让黄公望彻底失望的地步，或许是生活所迫而不得已，总之，黄公望在痛定之后，还是选择了从事胥吏的行当。《录鬼簿》继“先充浙西宪吏＂之后，又写道：“后在京，餍权豪所中。＂在京，指在元大都。具体做什么呢？元人王逢《梧溪集》卷四《题黄大痴山水》诗前小序有所透露：“大痴名公望，字子久，杭人，尝橼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中台察院即大都御史台。
在中央的御史台为吏，看似风光，其实很清苦。元人丁复《桧亭集》卷五有首《送翟彦敬升中台察院书吏》诗就写道：“名彦登乌府，清门可雀罗”。相信黄公望是为生计所累，才又在过了不惑之年北上赴任的。元人郑元佑《侨吴集》卷三有首《黄公望山水》诗似乎也披露出一些事实：“勇饥驱东阁，肯为儿女资。不惮北游行万里，归来画山复画水”。
根据前述元人王逢《梧溪集》诗序的线索，黄公望受张闾所累而入狱。据胡艺《徐琰、张阊与黄公望》一文推测，黄公望当是张闾在至大四年（1311）任江浙行省平章时辟为书吏的，次年（1312），张闾回京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可能也随之入京。张闾因在江浙推行经理田粮，“以括田逼死九人”被逮捕审讯，黄公望亦受累入狱。胡艺的说法是，“黄公望作为张闾下属的掾吏，此时必然随之南下，为之经理田粮。”
检《元史》卷二十五‘仁宗纪》，“以括田逼死九人”者乃为张律。此张律是否就是彼张闾，还很难说。元人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御史中丞杨襄憨公神道碑》载：“中书平章政事张阊以妻病，谒告归江南，据河渡地，夺民力，公以失大臣体劾之，张闾罢。＂明人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八亦于延祜二年下记载“张闾罢江浙平章”。
或许“以括田逼死九人”之张律，真为张阊，但黄公望却不大可能因此事直接受累。因为黄公望为中台察院吏人，张闾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后来又为江浙平章，即使黄公望最初真的是张阊采用的，后来不在同一部门，特别是御史台属于相对独立的部门，黄公望更不会被张阊所驱使，从大都前往江浙。最大的可能性则是，不管张闾因何事被罢免，受有知遇之恩的黄公望，在御史台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某种方式，为张闾辨诬回护，因此而入狱。
《录鬼簿》说黄公望在浙西宪吏任上“经理钱粮获罪归一，还在另一处直接记为“经理田粮＂。经理田粮当是张闾提议实行的，是在黄公望再次为吏之时，《录鬼簿》所记似乎有误。不过，《录鬼簿》说黄公望两次为吏当属事实。
六、“超然于物表”：绝意荣势
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金榜题名命运改观的既有现实，让多数的士人试图通过为吏来实现梦想。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他们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友人杨维桢在《西湖竹枝词》中便说黄公望“少有大志，试吏弗遂”。在这个以吏为官的时代，“试吏弗遂＂而绝意仕途的士人大有人在。元人杨翮《》佩玉斋类藁》卷五《送陈润民教谕序》就记载一个叫陈泽民的士人说：“泽民稍出试吏，弗合于时，即弃归，自是绝意荣势”。
延祜二年（1315），这年黄公望已经４７岁。此次被捕入狱，对黄公望的打击，比上次罢归更大，他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如《梧溪集》诗序所云“得不死，遂入道云”。
儒与道，入世与出世，看似截然相反，背道而驰，其实是中国传统士人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体，对立而统一。得意之时入世，失意之时出世，精神总有寄托的场所。正因为有这样巧妙的精神调剂理论的存在，传统文入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者绝少。归隐林泉，是传统士人恪之难舍的神往。
这种思想无疑也存在于黄公望的头脑中。他在《跋李倜临右军帖》中写道：“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一这既是赞美官居二品的李倜，无疑也是自白。不过，仕途蹇涩，却让黄公望无缘“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留给他的，只有林泉一途。
在身陷囹圜之时，黄公望就给他的朋友杨载写过一首诗。这首诗虽已无法看到，但从杨载《杨仲弘诗集》卷六的《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诗，可以折射出黄公望意欲出世的念头：
解组归来学种因，栖迟聊复守衡门。
徒怜葿塢开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
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
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上述这首诗，多为研究者所瞩目。披检文献，发现杨载还有一首诗触及到了黄公望出狱后的生活状态与心态。诗载《杨仲弘诗集》卷四，题为《再用韵赠黄子久》，诗如下：
从这一长韵中．“自惟明似镜，何用曲如钩＂两句，讲述了黄公望宁折不弯的刚直性格。“明似镜’’既隐喻明镜高悬的监察机构中台察院，又意指担任属官的黄公望襟怀坦白。“未获唐臣荐，徒遭汉吏收”则似指尽管未得到张闾更多的关照，反倒还受到了连累，因其而入狱。“悠然安性命，复此纵歌讴。石父能无辱，虞卿即有愁。归田终寂寂，行世且浮浮力，这几句则讲述黄公望安全出狱，在担忧受辱之后归隐田园。此后的诗句则以他适远游，鸣琴吹律，吟赋诗文，达饮纵歌，描述了黄公望出狱后的自由生活。从“能诗齐杜甫＂，我们可以了解到黄公望除了绘画成就之外，同辈入对他的诗作也评价极高。而“分道逼庄周一，则反映其依皈全真教的事实。从“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我们可知黄公望浮白善饮，更有太白风骨。
清人所编《元诗选》，收录有黄公望几十首诗。另一部清入所编‘宋元诗会’，则评价黄公望“诗仿晚唐＂。观黄公望诗，多吟咏山水之作。如果说黄公望的山水画是画中之诗，那么他的诗便是诗中之画，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正如元人贡性之《南湖集》卷下《题黄子久画》所云：“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诗”。
不过，黄公望之诗少涉民生，不见现实，唯有山水。涉及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也仅仅《西湖竹枝词》中“岳王坟上有猿吟”一句，并且几乎不带感情色彩。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出于元朝统治下，“避席畏闻文字狱’’，黄公望的有意回避。其实并非如此。从关汉卿等杂剧作家借古讽今自由地嬉笑怒骂来看，元代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激烈的民族对立，严酷的政治高压，多是明代以后文人政治想象的产物。黄公望的诗文不涉政治，那是因为他本身就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前引郑元佑《黄公望山水》诗所云“不惮北游行万里，归来画山复画水＂，或许讲的就是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蹇涩，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七、“归来画山复画水”；晚年学画辨
在论述黄公望绘画生涯时，论者多云黄公望五十学画大器晚成。这种说法，自元已有。明人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四收录有元人唐棣写于至正十年（1350）的题跋就说： “一峰道人晚年学画，山水便自精到。”今人龚产兴《大器晚成》一文，更是明确指出：“赵比黄大十五岁。从黄子久的作品看，确实受到赵孟颊的影响。由此推算黄子久学画的时间大概在五十岁左右。”
然而，明人汪石可玉《珊瑚网》卷四十四载：“子久设色山水绝似高房山。山中屋宇相向流泉，山凹有兰若作霞气歇云。大痴辛丑秋七月写为子茂清玩。黄公望生于宋末己已（1269）。卒于元末甲午（1354），平生只历一辛丑，那便是大德五年辛丑（1301），是年黄公望三十三岁。
据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第二年，三十四岁的黄公望还作有《深又据清人吴其贞《书画记》，黄公望三十六岁那年作有《游骑图》。对此画，吴其贞评论道：“画法苍老，唯失于韵。”缺乏韵味。可见此时的黄公望在作画上尚未臻于成熟。
而据明人张泰阶《宝绘录》，四十一岁时，黄公望临有李思训《员峤秋云图》。上述史料，足可证明黄公望学画之时并非已届晚年。
从前面对黄公望两次从事吏职的考述看，黄公望两次从事吏职，第一次是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第二次则是接近五十岁。在三十到四十岁左右，是黄公望履历中的一个空白。或许在第一次“经理钱粮获罪归＂之后，便开始了学画，出于哀怨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时开始自号大痴，亦属合情合理。晚年方名声大振的黄公望，长寿得享天年，老而弥坚，作画不辍，画风成熟且不断创新，因而给人们造成了晚年学画的错觉。
除了作画，终结为吏后的黄公望，从事有多种职业。明人所编《姑苏志》卷五十六载：“黄冠野服，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三教中人，多执弟子礼。”这是黄公望从事宗教活动的纪录。
加入道教中一支全真教的黄公望，与教友来往较频。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就是为教友无用师而作。此见于黄公望于画上自识“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已经有学者考证出，无用师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和尚，而是道士。元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四《散木轩铭》文中除了有“上清道士郑无用＂之语，还有“有郑樗氏，老子之徒＂的话。可知郑樗字无用，号与室名皆为散木。名与字皆典出庄子《逍遥游》。元人邵复孺《蚁术诗选》卷一也有《全真师郑无用北游》一诗。
《录鬼簿》说黄公望“以术闲居＂，打卦算命大概也是黄公望的谋生手段之一。清《嘉庆一统志》卷五十九黄公望小传，说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术》者，盖得其传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学。
《录鬼簿》还记载黄公望“善丹青，长词短曲，落笔即成，人皆师事之一。最后“人皆师事之＂一句，表明黄公望曾讲学授徒。有学者认为，黄公望的《写山水诀》，就是教授绘画的提纲。
尽管黄公望从事过各种职业，早年长时期从事的，还是吏职。元人萨都拉在《雁门集》卷四题为《为姑苏陈子平题山居图黄公望作》写的“尘途宦游貮年余”，指的当是黄公望。《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戏题小像》条载：“张句曲戏题《黄大痴小像》云：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看来，长期为吏的生涯，在黄公望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结 语．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我觉得那是向前追溯得出的认识。我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看，因此我主张宋元变革论。我说的宋主要不是指的北宋，北宋依旧跟前代隋唐联系紧密。靖康之变，才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滥觞。因此，准确地说，我的宋元变革论，是南宋至元变革论。
南宋又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中心再度合一，经济重心的作用发挥得尤为显著。而“员多阙少＂的政治现实，又将多数士人推向了地域，展现出多元化的势态。元朝取代南宋，科举的停废，以吏为官，则加速了自南宋以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变化的基础是经济结构。蒙古的江南无血征服，保全了经济结构的完整。像一杯混沌的鸡尾酒，经过南宋至元转型的动荡，降至明清，中国社会又变得层次分明，无论是乡绅阶层还是地域社会，都大致定型，走向近代。
汉人尽管在军事角力中失去了政治江山，却从不曾失去文化江山。并且，由于多元因素的进入，这个江山更为多彩多姿，风光秀丽。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在南宋崛起的理学，走入元代，终于一统天下。到南宋为止，儒释道还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排斥游移观望，但进入元代的自由空间，逐渐汇流在中国文化的大河。黄公望开三教堂。便是合流的显现。这样的哲学基础．这样的理论底蕴，为在各个领域，为在当时后世，产生巨人而提供了潜在的前提。黄公望，应运而生。
元朝大部分时期科举停废，全面造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出而为吏虽为主流，但并非全部。关于这一点，我在《科举取消的历史》一文中已有考察。其实，观察士人的流向，黄公望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缩影。与元代相始终的黄公望，顺应时代潮流，长期为吏，此后又入教、教书、算卦，从事多种职业。黄公望不仅仅是个画家，他是典型的传统文人。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遭逢了科举停废的时代，不然．他也会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又一个苏轼、陆游。不过，黄公望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遭逢了政治高压与思想钳制不多的的时代。没有酷烈的党争，没有黑暗的文字狱。宽松自由。让黄公望的身与心肆意翱翔。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同时期，在中国的艺术天空中，也同样展翅翱翔着一只骄人的鲲鹏。
本文利用零散史料，对黄公望的生平进行了简单考证。这种考证，实在就像是一幅“远人无目＂的写意画，完全是在时代背景底色下的勾勒点染。滴水映日，写意传神，透过黄公望个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一个时代的云涌风动，是裹挟着无数浪花的大河奔流。
是为写意黄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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