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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步，纵观整个起义，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向成熟。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步，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有诸多不成熟的表现，但纵观整个起义，却可见中共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轨迹，这尤以起义部队所打旗帜的转变为代表。 起义初期袭用 国民党军番号 1927年，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各地反共事件层出不穷。汪精卫也以共产国际的“五月急电”为口实，拉开了武汉国民党集团的反共帷幕，制造了“七·一五”事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终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南昌起义则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的计划是在三次九江会议上提出并确定的。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了谈话会，即第一次九江庐山会议，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中共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李立三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决定叶挺、贺龙部队于28日前赶到南昌集中。此时，中共中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周恩来到南昌任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书记，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7月25日，周恩来离开武汉来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即第三次九江会议，会议决定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并由邓中夏去武汉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报告中央。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精神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负责同志到达南昌，按照中央命令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 起义原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然而7月31日晚，因20军一个叫赵福生的副营长泄密，起义被迫临时决定提前两小时即8月1日2时举行。经过一夜激战，至拂晓，起义军将在南昌的国民革命第三、六、九军部队全部缴械，并全歼守军3000余人。当日，驻马回岭的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起义，于同日赶到南昌集中。起义胜利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有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等省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会议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最高机关。由于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三人未在南昌，且又未得其本人同意，所以革命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是以共产党人谭平山为首，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 起义胜利后，随即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起义军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根据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起义军继续袭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可见，此时起义军打出的是国民党的旗帜。作为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什么要打出国民党的旗帜，这一点很耐人寻味，这也是由南昌起义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 南昌起义部分领导人。 （从左至右：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 首先，中共中央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时局及国民党性质认识的错判。中共中央在1927年7月24日的《中共中央对武汉反动时局的通告》中表示：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和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主张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甚至在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还认为：国民党的革命性质没有改变，它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的玩物。 其次，为争取国民党“左派”及部队中下层官兵的需要。在汪精卫分共后，中共中央怕拿出来了党的政治主张，会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以至于在南昌起义当天还用民众团体名义通电张发奎，欢迎他来南昌，并大书标语：“拥护张总指挥”，“欢迎张发奎总指挥领导革命！”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宣布张发奎为全军总指挥。此外，南昌起义的部队繁杂，中共并未完全掌握起义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旧番号，提出“打倒武汉政府”，“完成国民革命”的口号，更有利于贺龙、叶挺动员部下起义和起义后维系军心。 再者，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忽略。“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于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会上表示：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时候，才必须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时隔不久，斯大林又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论，即第一阶段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的革命，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而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确认中国革命仍处于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此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的同时，不退出国民党。而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则全盘接受。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南昌起义虽由共产党领导，但仍沿用国民党的旗帜。随着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与国民党的不断战斗，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性质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并最终放弃对国民党旗帜的使用。 南下途中仍沿用 国民政府旗帜 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汪精卫当即命令张发奎指挥第二方面军余部进军南昌。8月2日，武汉政府发布全面进攻起义军的作战命令。而此时起义部队参谋团已决定由赣东南下直取东江。8月3日起，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出发前夕，朱德被提升为第9军军长，率领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为前卫，南征左翼纵队司令蔡廷锴率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第11军为第三纵队；贺龙率第20军和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跟着出发。 南下瑞金途中虽未与敌人有大规模的战斗，但非战斗减员却十分严重。据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向中共的报告中回忆：“5号从南昌出发，经3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之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4000。”此外，第十师蔡廷锴部在行进至进贤时，遣散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带领近5000人的队伍脱离起义军。而贺龙的第20军参谋长陈裕新，也带着一些参谋人员和第五团的700多人叛逃归唐生智去了。 到临川时因为20军、11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州、上杭入东江。8月25日，钱大钧的7000人并附以由东江调来之苏世安、柏天民之两团，约2000余人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其先头50、60两团在壬田市布防。黄绍竑的9000人，由赣州经雩都支援钱大钧部。此时起义军贺龙部兵力约有5600人，叶挺的兵力约有7800人，两共约13400人，欲乘钱大钧等兵力未集中而各个击破之。于是首先向壬田之敌发起进攻，斯役俘敌官兵数百，获枪数百，机枪六支，敌向会昌大道溃退，但起义军也伤亡六百余人。占领壬田后，起义军于26日攻入瑞金。接着，起义军即以叶挺部从西江市、洛口迂回，贺龙部由瑞金正道联合攻击会昌。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共歼钱大钧部6000余人，缴获枪一千余支，机枪多挺，起义军伤亡也近2000人。 会昌之役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并准备转道汀、杭取潮汕。由南昌至瑞金途中，起义部队因行军艰难，对于外界消息十分闭塞，到瑞金后方才通过报纸知道，不但张发奎等已经旗帜鲜明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倒向国民政府，宁汉已然合流。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因此，前敌委员会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即工农分子占多数和共产党占多数的政府。此时，起义军在原则上决定建立工农政权，表明已有放弃国民党旗帜的打算，但到汀州后，为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旗帜。同时，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起义军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始到汀州。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25师也于22日赶到，前委决定25师留守三河坝以牵制该方面之敌。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率领起义军主力部队继续南下，于9月23日占领了潮安（今潮州）、汕头，前委即令第20军新建第3师周逸群统率的一千人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随以主力部队20军之1、2两师（缺一团）及24师共约6500人，向揭阳大道出发，攻击敌之东路军——陈济棠之11师，薛岳新编2师及王俊四个团。 9月28日，起义军由揭阳向汤坑之敌攻击。20军第1师先与敌接触，占领距汤坑十余里地之分水镇，追敌十几里至汤坑，敌依险死力抵抗，并陆续增兵。起义军连冲大山数个，与敌相持三昼夜。因起义军伤亡过多（24师下级干部伤亡殆尽，20军亦死团长2人），且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与支持，遂由第一师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退回揭阳后，因得汕头的报告，说潮汕尚安，遂决心星夜赶路经潮州退福建。但因向导语言不通，且马牙渡渡河困难行动又迟缓，至揭、潮中途，而潮州已于30日傍晚被黄绍竑攻陷，革命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起义军会合，不得已起义军联合汕头革命委员会经炮台、关埠、贵琪到流沙，拟仍向海陆丰退却。 据刘伯承回忆：“10月2日由潮汕撤出的革委会在流沙与起义军主力汇合，革委召集将领会议，决定敌军追我军势急，我军如退海陆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窜作流寇行，以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可见此时，起义军正式决定放弃国民党旗帜。其实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9月19日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取消……现在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并派张太雷到潮汕地区向起义军传达。汕头失守前，张太雷作为新任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书记，经香港秘密到达汕头传达中央新的政策，即：取消起义军原来所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改为苏维埃，立即放弃潮州，将队伍开赴海陆丰，会合当地的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红军，打出镰刀斧头的国际旗。 10月3日，贺龙、叶挺、聂荣臻等军事指挥员也赶到流沙，由周恩来主持，在流沙教堂侧厅举行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党史称“流沙会议”）。 现改建为普宁“八一”纪念馆。 流沙会议的草草进行，及更改旗帜的决定，并未给起义军随后的战斗产生实质影响。因为，10月3日，当部队行军至流沙附近，前左右三面皆为高山，汤坑战役的敌第11师早早埋伏前左右高山一带。待至起义军第20军通过后，大行李辎重队将至敌有效射击地，敌始开枪攻击，起义军行李辎重队一时纷乱至极，各民夫皆弃担向后拥挤乱跑，不可收容。后方之24师不明真相，又见四面发现敌人，乱逃的民夫收容不住，军队又散不开，敌从高地四面冲锋而来，起义军各团营连失去联络，给敌一良机。战至晚，起义军被敌缴械约一团余人，贺龙、叶挺、革命委员等带领千余杂兵由后方大道冲出。在24师损失殆尽后，敌又进击流沙前方之20军，起义军遂被各个击破。 在汤坑、流沙战役的同时，敌以大部中央军进袭潮汕，守城部队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所有空枪约五千支全被敌人夺去。而留守三河坝之25师，于10月3日亦为强敌所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不得不向福建引退，中途又为敌兵所截击，仅余枪约六百支。 南昌起义部队虽于10月初被各个击破，但保存下来的部队，却正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一步开展新斗争。如三河坝一役后，朱德召集会议把25师及第9军合编为一纵队，朱德陈毅率领纵队官兵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约800人的起义军，并于1928年2月在湖南以宜章为中心，在郴县、永兴等县发动和领导了年关暴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的第一枪，扩大了革命武装。3月底，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流沙一役后，第11军24师师长董朗与党代表颜昌颐率领24师一部进入海陆丰地区，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与海陆丰的农民自卫军配合，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贺龙与周逸群回到上海后，受中央委派，回湘鄂西发动武装斗争。曾参加南昌起义的贺锦斋、王炳南、孙德清、卢东生及在宁都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参加过三河坝战斗的许光达等一批将领，在贺龙领导下，先后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6军，后合并为红2军团，最后成立了第二方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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